鸦片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在这场战争中，双方的军事实力颇为悬殊，这当然是英国获胜的重要原因，而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是封闭的中国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劣势。与之前历朝历代相比，清朝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得不应对强大的“外夷”，而且，诸“外夷”对自己还知之甚深。对虎视眈眈、摩拳擦掌的“外夷”来说，大 1840年9月19日，澳大利亚《悉尼公报》转载的一篇最早刊登在英国《观众》杂志上的文章足以说明英国人对中国统治者的了解到了何种程度。这篇文章的作者在谈到林则徐时说：“如果中国皇帝发现林则徐对英国采取的严重不正当的行为背叛了国家利益，他将会剥夺这位有过失的公仆的双眼花翎（peacock tail with two eyes）。”
这位作者的预测与道光帝的反应大致不差。
根据《清实录》的记载，道光二十年九月三日，即公元1840年9月28日，道光帝在给内阁的上谕中说：
前因鸦片烟流毒海内，特派林则徐驰往广东海口，会同邓廷桢查办。原期肃清内地，断绝来源，随地随时，妥为办理。乃自查办以来，内而奸民犯法，不能净尽；外而兴贩来源，并未断绝。甚至本年英吉利船只沿海游弋，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直隶、盛京等省份，纷纷征调糜饷劳师，此皆林则徐等办理不善之所致。林则徐、邓廷桢着交部分别严加议处。林则徐即行来京听候部议。
而据《清史稿》的记载，林则徐来到北京之后，“寻议革职，命仍回广东备查问差委”。次年6月28日，道光帝再斥林则徐“乃办理诸未妥协，深负委任……着革去四品卿衔，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
19世纪早期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程度，通过丹麦裔法国地理学家、著名记者康拉德·布伦在1824年出版的《世界地理》一书也可以说明。这本书对中国社会虽不无偏见，却也有一些颇为独到的描述。他的某些描述甚至可以与鲁迅的某些观点契合：
从道德的角度考虑，我们很快就觉察到，中国人具有与奴隶、制造商和商人一样的品德和恶习……中国人是一群被驯服的、遵守纪律的未开化的人。他们很少放下像奴隶急于取悦主人那种奴颜婢膝的样子。他们很少表现出一丁点的粗鲁或热情的举止……简言之，中国人从小就被灌输的一个观念就是顺从。
他说，中国的百姓通常不会反抗。他们虽然聪明，却没有反抗的勇气，他们甚至认为卑躬屈膝地趴在主人的脚下可以更安全地保护他们珍贵的财产。但是，在快要饿死的时候，农民们经常会冒着上绞刑架的危险行拦路抢劫之事。“当他们打败前去镇压他们的官兵时，谈判与招安会随之而来，但他们也可能继续在当地占山为王”。
康拉德·布伦对中国政治制度的评价是：“最绝对的那种专制已经成为习惯，或者成为父权政府的外在形式……趋向于限制王权的唯一制度是，官员们有时被允许以非常谦卑地姿态就政府的错误向皇帝进谏。”
他显然已经注意到清廷内部的民族矛盾，因为在讲到明朝的灭亡时，他说“这个国家最终落入外族征服者——满洲人（The Mantchoos）——的手中”。这种民族矛盾对西方人而言早就已经不是秘密。正如前文提到的，有的英国媒体甚至以拯救汉人脱离外族的控制作为发动鸦片战争的借口之一。
康拉德显然也注意到清朝内部的阶级矛盾，因为他十分清楚清朝官吏的权威，以及国民在这种权威之下的艰难生活。
他在书中写道：“与赐予他们权力的君主一样，官员们也享有绝对的权力。”而这种绝对的权力表现在，官员们可以随意蹂躏百姓，“有上百个刽子手为他开道……如果有人忘了退避三舍，他将遭受皮肉之苦”。当然，官员们有时也自身难保，“但凡他们有丝毫敷衍塞责，皇帝也会命人对他们施以杖刑”。
至少从康拉德时代开始，西欧人不再相信伏尔泰对清朝官员的美誉之词。这位比康拉德年长60岁的著名法国思想家以为清朝官员都是哲学家，沉醉于美妙的自然宗教之中，极富同情心，像父亲一样关爱他的子民。康拉德则说：
他们并非是一群正直而精力充沛地捍卫着神圣的自由和正义的希望的爱国者。他们只不过是围绕在彻头彻尾的暴君周边的卫星。因为俸禄很低，他们总是通过无理的勒索满足自己的欲望。
他甚至发现了中国封建专制独裁者的秘密。这个秘密就是剥夺国民自由表达的权利，剥夺国民形成新思想的能力。他认为，与法语、英语等欧洲文字不同，难学难懂的汉字，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阻碍思想传播的作用。
必须说明的是，康拉德书中的观点并非绝对原创，而是基于许多汉学前辈的贡献。比如，书中有关中国社会习俗及政治制度的内容，就借鉴了法国汉学家德圭格尼斯——他的儿子也是汉学家——的许多素材。有关中国语言方面的内容，则借鉴了另一位法国汉学家傅尔蒙的著作。
当然，无论是德圭格尼斯父子还是傅尔蒙，或者其他欧洲汉学家，他们对中国的研究，也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建立在前人的研究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