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的西北沿海，有一座港口城市叫利物浦。18世纪至20世纪之间，它是欧洲乃至世界上最为繁忙的港口之一。
利物浦创建于公元1207年。它最初只是一个很不起眼的渔村，直到16世纪中叶，它的人口还停留在500人左右。在17世纪的英国内战（The English Civil War）——众所周知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它才逐渐发展成一座重要的贸易港市。最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是，1699年10月3日，它的第一艘贩奴船“利物浦商人号”驶向了非洲。1700年9月18日，这艘贩奴船将220名黑奴运到了位于北大西洋西部、加勒比海东部的英属殖民地巴巴多斯，共卖了4239英镑。
跨洲奴隶贸易之所以产生，欧洲人之所以不远万里地将奴隶从非洲贩卖至大西洋彼岸，有着深层次原因。
美洲新大陆及其附近的诸多岛屿被哥伦布发现之后，那里很快被富有冒险精神的欧洲资本家——他们在欧洲的发展受到教会与封建贵族的压制——建设成了糖、烟草、棉花等在欧洲供不应求的商品的产地。他们一开始雇佣的是当地土著，但是，过度劳作、虐待以及疾病等原因，导致当地劳动力严重短缺。
资本家们不得不另想办法。他们曾尝试以金钱、土地等为诱饵，鼓动爱尔兰和英国本地劳工去那里，但是收效甚微。因此，与欧洲早有贸易往来并且早有奴隶买卖传统的非洲，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他们的选择。
根据利物浦档案办公室的记录，在“利物浦商人号”首次将非洲黑奴贩运至巴巴多斯至1807年英国禁止奴隶贸易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奴隶贸易是利物浦的支柱产业：
到了18世纪40年代，利物浦已经超过布里斯托尔和伦敦，成为英国最大的奴隶贸易港口……在1741年至1750年，英国从事奴隶贸易的船只，有43%是从利物浦出发。在1801年至1807年，这个数据增加至79%。在英国的整个奴隶贸易期间，利物浦的船只将110万名奴隶运往“新世界”（The New World）。
实际上，对整个欧洲的奴隶贸易来说，利物浦也是最为重要的港口。在英国禁止奴隶贸易之时，这个港口控制着欧洲奴隶贸易的40%。
对利物浦而言，奴隶贸易是五百年一遇的机会，英国议会对这项“肮脏的贸易”的禁止，似乎应该对这个港口构成致命打击。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奴隶贸易带来的巨额利润，已经使这个本身具备极佳天然条件的港口不可逆转地发展起来。1715年，利物浦已经建筑了英国的第一个商业湿船坞。
因此，当第一次工业革命出现并带来比奴隶贸易大得多的机会时，利物浦有能力把它抓住并加以充分利用。
在历史的细节性问题上，学者们总会有不同意见。比如，对于工业革命的起始时间，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认为是18世纪80年代，另一位英国历史学家阿什顿则认为是18世纪60年代。但是，在对历史——尤其是重大历史事件——的本质的判断上，学者们通常不会有分歧，他们都认为工业革命对经济、社会、政治尤其是国际关系具有革命性影响。
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逊在《世界经济：历史数据》一书中写道，作为工业革命的影响之一，在1800年之后的两个世纪里，世界平均收入增长了10倍，世界人口增长了6倍。
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无疑是受益最大的国家。在阿克莱特发明的水力纺纱机、哈格里夫斯发明的珍妮纺纱机、克朗普顿发明的走锭细纱机的基础上，英国的纺织工业得到极大的发展。苏格兰机械师瓦特对蒸汽机技术的改良，以及随之而来的动力学上的革命，再加上克拉克、达比等人在钢铁冶炼上的贡献，不仅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本身，还促成了交通运输工具的革命。现代意义上的轮船和火车出现了。
1830年9月15日，世界上第一条城际客运铁路正式通车。它一端连着世界上第一座工业城市，同时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城市，即位于英国西北部的工业中心曼彻斯特，另一端连着利物浦。
随着生产效率的空前提高，生产与销售环节越来越不受地域限制，如何找到尽可能多、尽可能便宜的原材料，找到潜力尽可能大、利润尽可能高的市场，成为日益困扰着欧洲资本家的两大问题。显然，他们需要及时而准确的情报，而且是全球性的情报，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进行高效地扩张和殖民。
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许多具有全球视野的报刊不仅在欧洲，还在欧洲人的殖民地——比如澳大利亚——出现。
这些报刊之所以首先出现在港口城市，是因为在国际贸易的海运时代，港口总是消息最先传达到的地方。港口也是最需要消息的地方，因为工厂的货物大都堆积在港口的仓库之中，如果商人们能在港口及时地获得信息，就能及时地处理货物的运输、销售事宜。前面提到过的《绅士杂志》和《欧洲杂志》，分别创办于1731年和1782年，地点都在伦敦——英国第一大港，二者都是具有全球视野的杂志。
1811年，在利物浦经营着一家生产航海工具的家族公司，并且在1809年获得一项重要专利的埃杰顿·史密斯，也在当地创办了一份重要的具有全球视野的报纸——《利物浦莫丘利报》（Liverpool Mercury）。这份报纸不仅在利物浦及邻近一带发行，还在威尔士、马恩岛和伦敦发行。
正如利物浦集中展现了近现代欧洲崛起的进程，广州——中国南方的港口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见证着中国的历史。
广州是一座比利物浦古老得多的城市。早在公元前214年，在今天广州这块地面上，就出现了一个名叫“蕃禺”的市镇。这个市镇逐年扩大，11年之后，也就是公元203年，它成为了南越政权的都城。公元前111年，南越政权被汉朝所灭，但蕃禺依然存在，并仍是中国南方的重镇。226年，吴国孙权设置了一个名为“广州”的州郡，蕃禺即是这个州郡的府衙所在地。而后，当地人索性将蕃禺称为广州。
因为中国古代以农业立国，以中原文化为正统，主要朝代几乎都定都北方，广州一带一直被视为蛮夷之地，根本不受朝廷重视。虽然唐高宗显庆六年（661年）已在广州设置市舶使，总管海路邦交外贸，海防却并没有因此而加固，以至于在唐肃宗——唐玄宗之子——乾元元年（758年）的10月底，广州竟然遭到一群由阿拉伯和波斯海盗组成的乌合之众的洗劫，之后这群劫匪又轻而易举地从海路逃走。
在宋、元时期，广州的对外贸易已十分繁荣，但是，这主要是商人自治的结果，而不是政府的政绩。
尽管在国家税收来源构成中，外贸所占的比例日益增加，政府也乐于看到这个局面，但是，重农轻商仍然是主流意识。广州的战略价值始终没有得到历代朝廷的足够重视。直到明朝武宗正德年间，“最凶狡、兵械较诸蕃独精”的葡萄牙人“驾大舶突入广东会城”，在广州的势力越来越大之后，明武宗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据英国汉学家杜希德和美国汉学家费正清的研究，在明朝武宗正德九年（1514年），初到广州的葡萄牙人仅用了3年时间就垄断了广州的海上贸易。老家在广东顺德的御史何鳌曾十分忧虑地对明武宗说：“现在外国人的船只频频出现于海滨，外国人又在广州城杂居，如果听任他们往来贸易，势必争斗杀伤，南方的祸患恐怕将没完没了。”
然广州彼时“禁防既疏”，根本无法应对“水道益熟”且“兵械独精”的葡萄牙人。至万历年间（1573-1620年），葡萄牙人“破灭吕宋，尽擅闽、粤海上之利，势益炽”。根据广州举人卢廷龙的记录，在1597年前后，居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已经有一万多人。但是，当地父母官或者心存畏惧，或者贪赃枉法，总之是毫无作为。
17世纪初的时候，葡萄牙人对中国海外贸易的垄断让位于占领了台湾岛的荷兰人。1662年，郑成功从荷兰人手中夺回了台湾。1683年，清朝的康熙皇帝又收服了郑成功之子郑克爽。在将台湾纳入版图之后，康熙帝取消了他的父亲顺治帝在1655年制定的旨在削弱郑氏台湾经济及军事后勤实力的海禁政策。
《清实录·圣祖实录》中的一段文字记录了清朝实行海禁政策的原因以及康熙皇帝本人对海禁的看法。康熙二十三年七月十一日（1684年8月21日），奉命到福建广东一带勘界的内阁学士席柱在向皇帝复命时的文字中记载：
席柱奏曰：臣奉命往海辰界，福建、广东两省沿海居民群集跪迎，皆云：“我等离旧土二十余年，已无归乡之望，幸皇上威德，削平寇盗，海不扬波。今众民得还故土，保有室家，各安生业，仰戴皇仁于世世矣！”
（皇）上曰：百姓乐于沿海居住，原因海上可以贸易捕鱼。尔等明知其故，前此何以不议准行？
席柱奏曰：海上贸易，自明季以来，原未曾开，故议不准行。
上曰：先因海寇（指日本倭寇骚扰），故海禁不开为是。今海氛廓清，更何所待？
席柱奏曰：据彼处总督巡抚云，台湾、金门、厦门等处，虽设官兵防守，但新得之地，应俟一二年后，相其机宜然后再开。
上曰：边疆大臣，当以国计民生为念。向虽严海禁，其私自贸易者，何尝断绝？凡议海上贸易不行者，皆总督巡抚，自图射利（谋取财利之意）故也！
两个月之后，福建、广东即重开海上贸易。户部在九月十四日（10月22日）的奏折中说：“福建、广东新设开差（即海关），止将海上出入船载贸易货物征税，其海口内桥津地方贸易船车等物，停其抽分。”
70多年之后，乾隆因为担心外国商人威胁“内地海疆紧要”，重新采取闭关政策，只允许外国商人在广州交易。乾隆二十二年农历十一月十日（1757年12月20日），皇帝晓谕军机大臣等：
洋船意在图利，使其无利可图，则自归粤省……可传谕杨应琚，令以己意晓谕番商，以该督前任广东总督时兼管关务，深悉尔等情形。凡番船至广，即严饬行户善为料理，并无与尔等不便之处。此该商等所素知。今经调任闽浙，在粤在浙均所管辖，原无分彼此。但此地向非洋船聚集之所，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预令粤关传谕该商等知悉。
正是在这些背景之下，广州很快就成为著名的国际贸易大港。但是，何鳌在一百多年前担忧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在马尼拉的西班牙人，以及在印度的英国人是在广州的最活跃的外商。继171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设立分公司之后，比利时印度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瑞典东印度公司也分别在1717年、1729年、1732年在广州设立了分支机构。从1731年开始，丹麦、德国、美国、英属澳大利亚等地的商船也先后抵达。
根据美国历史学家钱德勒的研究，1800年，广州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城市，人口达到80万，只比伦敦的人口少6.1万。
最迟在19世纪初，欧洲人已在广州创办若干份期刊，比如《广州纪事》（The Canton Register）、《广州市场行情》（The Canton General Price Current）、《英华年鉴》（The Anglochinese Kalendar）、《澳门纪事》（The Chronica de Macao）、《中国商贸指南》（The Chinese Commercial Guide）以及《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
其中，《广州纪事》、《广州市场行情》及《英华年鉴》的出版地点都设在丹麦洋行4号（Danish Hong）。前两份都是周刊，年费分别为12美元和5美元。《英华年鉴》是年刊，每份售价为50美分。《中国商贸指南》的出版周期与出版地点不详，在丹麦洋行有售，每份1.5美元。《澳门纪事》则是半月刊，只有葡萄牙语版，年费10美元。《中国丛报》是月刊，出版地点在美国洋行2号（American Hong），年费3美元。
这些刊物主要针对往来广州的外国商人，主要刊载市场行情、政情民俗等与商贸息息相关的信息。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信息经常被欧洲国家创办的期刊以及欧洲国家在海外殖民地创办的报纸杂志转载，前者如《利物浦莫丘利报》，后者如英国海军军官、新南威尔士总督菲利普·金在澳大利亚创办的第一份报纸《悉尼公报》。
最初正是通过在广州创办的刊物，不仅包括公开发行的刊物，还包括诸如东印度公司的内部刊物，以及通过欧美各国及欧洲国家殖民地创办的刊物与在广州所办刊物之间的信息共享，欧洲人和美国人逐渐加深对中国的了解。
比如，1826年11月11日的《悉尼公报》即转载了一篇原载于《亚洲杂志》（The Asiatic Journal）——英国东印度公司于1816年1月创办于伦敦——的文章。这篇题为《在广州的外国人》的文章写道：
长期以来，在广州的外国人似乎一直对往来澳门与广州之间遭遇到的严重勒索心存抱怨。他们决定就这个问题向（两广）总督陈情。这种陈情本应该通过行商（security merchants）进行。但是，这些外国人了解到，行商们有意让这种勒索继续下去。于是，他们决定亲自向总督陈情。他们前往广州衙门。直到一位清朝官员接受其陈情书，并保证一定交与总督之后，他们才离开。然而，等了18天之后，仍然没有回音。
再比如，1831年8月13日的《悉尼周报》转载了一篇最初刊登在《广州纪事》上的文章。这篇文章写道：
尽管清政府十分重视，海盗仍在为祸沿海。（1830年）12月21日，12名海盗被斩首，次日又有8名海盗被斩首。像往常一样，绝大多数广州居民都不知道有20个人被处死的消息，而那些知情者也并没有因此而兴奋。
随着欧洲列强对清廷渗透的加深，尤其是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之后，欧美国家的刊物往中国派驻记者的现象越来越寻常，它们对在广州等通商口岸创办的外文刊物的依赖程度逐渐降低。
我们将在后文看到，因为清国朝野都十分封闭，这些刊物对中国的报道，尤其是对政事的报道，总是准确与谬误并存。客观地说，西方报刊一般会尽力寻求并报道真相，为读者提供准确的信息，因为它们的读者——主要是商人和政客——要依靠这些信息作出相应的决策安排。情报真实，是这些刊物得以生存的根本。当然，在特定环境下，这些刊物也会刊登一些主观色彩颇浓的评论文章，以期影响决策。
我们将看到的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欧美媒体对同时代的中国官办刊物的许多报道持怀疑态度。而如果我们能考虑到“欺上瞒下”是中国官场文化的特色之一，就不难理解为何彼时的中文刊物会有信任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