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英天津条约》的第56款，《中法天津条约》的第42款，在签约之后一年之内，中国的皇帝以及英国或法国的皇帝要分别彼此预览条约，钦定批准之后，中英及中法代表们要在北京“交互存照”。换约之后，中国就要将条约章程通报全国，正式实施。
1859年6月15日，一年之期已满，在英军总司令格兰特的率领下，英法两国20多艘战舰载着数千名士兵北上，欲进北京换约。根据《文宗实录》的记载，6月22日，咸丰帝在给军机大臣等的上谕中说：
僧格林沁等奏，夷船陆续驶进海口（指天津大沽口），遵旨晓谕情形。并恒福片奏，请饬明善来津等语。此次该夷等为换约而来……僧格林沁等，当告以桂良等回京消息，令移泊北塘口外，静待经手人到，互换合约。如坚执不听，着妥为开导，专令伊国换约之官员，由北塘到津静候。并着恒福、文煜与其约明，不准随带多人，执持军械，惊扰人民，方合和好之意。并告以议和并非用兵，所有该国提督及带来兵船，均不可登岸。
也就是说，咸丰帝愿意与各国换约，只是希望能在天津换约，而不是北京。而且，皇帝以经手人桂良等尚在外地为由，希望英美等国稍事等待。
6月25日，咸丰帝得知“该夷兵船陆续到津者已属不少”，而桂良等6月16日刚从上海赶到苏州，于是派恒福、文煜等去安抚英法等国代表，“令其绕泊北塘，静候桂良等到京换约，以为暂时羁縻之计，但恐夷人不能就待……至所称欲入京朝见一节，该夷在天津，及所来照会内，并无此言，自无庸先与置办”。
而在同日的另一份上谕中，又有“该夷反复无常，难保不肆其悖悍，设竟闯入内河，该大臣（指僧格林沁）仍当示以镇静，派员谕以上年所定合约，中国既许以互换，决不肯食言”，“所有换约官员人等至多不得超过二十人之数，沿途备办供给，必当尽礼”等语，也就是说，皇帝最终又同意在北京换约。
然而，两天之后，咸丰帝就收到僧格林沁的奏报称，就在6月25日，“夷人不遵理谕，闯入内河，向我炮台先行开炮，官兵愤怒，列炮还击，将该夷船击损多只”。
8月9日，咸丰帝在一份上谕中指责“英国布鲁斯到津不遵桂良等原约，竟欲闯入大沽口内……志在决战”。
在得知这份上谕的内容之后，英国全权公使布鲁斯立即告诉英国政府“中国皇帝已经被莫名其妙地误导了”。后来，他曾致信清国军机大臣彭蕴章等人说，恒福、文煜等人根本没有将咸丰帝命英国船只“绕泊北塘”的意思详细转告给他，“他们甚至没有提过北塘”，因此，就绕泊北塘一事，“本人也没有与他们达成任何共识”。
根据西方媒体的报道，英军在这场战斗中损失了四艘炮舰，还有两艘破损严重。在乔赛亚·塔特纳尔率领的美国舰队的护送下，英军才得以撤退。美国人破坏了其声称的中立立场。事后，塔特纳尔以“血浓于水”解释自己破坏中立的行为。
得悉清军战胜的消息后，皇帝并没有兴奋过头，他如此交代僧格林沁：“倘该夷心生畏惧，不敢仍前搦战，即该夷仍驾船游驶，抑或扳弄铁戗，稍有骚扰，断不可先行开炮。设使该夷人开炮，再行轰击，以顾全大局。”与此同时，他命恒福等“派妥员或令天津道行文该夷，诘以既为换约而来，并已许其进京互换，是中国已属尽情，毫无他意，何以反先行开炮，肆行骚扰？是伊先自背约，并非我之无信”。
咸丰帝交代僧格林沁、恒福等人，如果英国人知道自己理屈，事情有转机，就请他们在拦江沙外停泊，或在天津等候，等桂良等人到北京之后，才可以互换合约。但是，尽管咸丰帝有十分的换约诚意，英法两国入侵北京主意已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