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帝国即将溃败:西方视角下的晚清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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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章 忙碌的“祭司”

我们在西方媒体对皇室的报道中发现,在西方记者的笔下,很少有羡慕中国皇帝生活的词句,其文章的主色调,更多的是惊诧或者是同情。这主要是因为经过启蒙运动及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民主、自由、平等成为西方人最看重的价值。他们无时无刻不以这些价值标准去判断一切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等方面的事件。

透过皇帝充满无奈的人生,他们看到了这个王朝的末日。

19世纪的西方记者已经注意到,中国的皇帝有着双重身份,他不仅是世俗的君主,同时还是最高祭司。

到了中国,西方的格言“国王不会有错”升华成为“无论皇帝做什么,都被认为是神圣的、正义的、完美的”。于是,皇帝做的许多事情,欧洲人看见了会皱眉,而在中国,却被当做宗教的神圣旨意而被接受。

在西方记者眼中,在世俗与宗教事务上兼具最高地位的中国皇帝,与历史上的希伯来的国王们有些相像。正如伦敦《康希尔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所写:“他将充分发挥自己的每一项能力,无论是作为坐在龙椅上的皇帝,还是作为站在祭坛前的祭司,或者是作为享受天伦之乐的家长”。

最能表现皇帝祭司身份的活动,主要集中在重要的节日上,尤其是新年。1887年1月3日,英国《伯明翰每日邮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讲述身兼国家祭司身份的光绪皇帝如何过新年。他们发现,祭司身份在带给皇帝权威的同时,也成为皇帝肩膀上的沉重负担。文章开篇写道:

在世界上所有的国王之中,恐怕没有谁的日子过得比中国的皇帝更不自在。在最好的时光里,他的时间表被掌管礼仪的官员仔细地制定,没有留出一点空闲的时间。而在一年之中,又没有哪段时间像新年那样,让那些低三下四的官员们感到如此兴奋,让皇帝肩上不得不担负的职责显得如此令人厌烦。

作者向西方读者交代了中国的新年与西方的有什么不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新的一年始于太阳进入宝瓶宫(Aquarius)之后的第一轮新月,因此,中国的新年可能在1月21日至2月19日之间的任意一天。在新年期间,北京的气温通常在零度以下,河流都被冻住了,地面上会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积雪”。

在欧洲人——欧洲大部分地区冬天同样寒冷——看来,既然北京的天气如此恶劣,如果将皇帝办公的时间定在中午前后,定在阳光最充足的那段时间,应该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事情正好相反。

这篇文章写道,根据先帝们定下来的规矩,皇帝不得不在新年那一天的凌晨4点离开乾清宫,尽管此时距离太阳升起还有四个小时。在由亲王、大臣、弓箭手、乐师等人组成的一大批人的护送之下,皇帝要在凌晨4点去往立有祖先牌位的奉先殿,他要在这里上香、跪拜祖先牌位,祈祷祖先保佑江山社稷。

奉先殿位于紫禁城景运门东北。顺治十三年(1657年),皇帝下诏兴建此殿,并于一年后建成。奉先殿的祭司制度如下:

在元旦、冬至、岁除、万寿、册封、月朔望之日,“奉神位前殿,帝亲行礼,供献如太庙大飨仪”;在立春、上元、四月八日、端阳、重阳等寻常节日,以及国忌、清明、霜降、十月朔等哀慕期,皇帝也要亲祭,但是“不赞礼、作乐”。

英国《伯明翰每日邮报》的记者写道,在祭拜完先祖之后,皇帝还要向在世的长辈行礼。“现在这位皇帝要拜访慈宁宫,也就是慈禧太后的住所。他要在这位威严的女士面前磕头行礼”。

而后,皇帝要在早上8点赶到中和殿,在那里接受朝中大臣代表的行礼。然后,又要去往太和殿,接受蒙古亲王、朝鲜特使以及其他驻京代表的行礼。“在冬日天刚亮的某个早晨,在这昏暗的大殿之中接受朝拜的场景,一定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沉闷”。尽管如此,作者仍然忍不住作了一番描述:

皇帝高坐在大殿北端的龙椅之上,面南向,左右是随从护卫。在大殿的中央,朝拜皇帝的官员分列左右,各有十八排。距离皇帝最近的是亲王、最高级别的满汉官员。级别低的官员站在他们身后。通常各级文官立于大殿东边,武将立于西边。在大殿的地面上,以合理间隔固定以石制标志,方便朝臣站立行礼……在皇帝的示意下,仪官以满语发令,朝中亲王大臣等拜倒在龙椅下,叩头九次以表示尊敬。

这位西方记者试图描述的,是清朝宫廷的“大朝仪”。根据《清史稿》的记载,顺治帝八年(1651年),皇帝将春节、冬至以及万寿圣节——皇帝生日——定为三大节,在这三大节都要采用“大朝仪”。康熙帝在位期间,“定正朝会乐章,三大节并设”。

每逢这三大节,亲王、贝勒、贝子在太和门集合,“八分公”以下官员在午门外集合。钦天监报时之后,皇帝离开中和殿,午门钟鼓齐鸣,中和乐作,抵达太和殿后,鼓乐停止。在太和殿内,大臣分立前后,大学士、学士、正少詹事立东檐下,御史、副佥都御史立西檐下,在銮仪卫官赞“鸣鞭”之后,王公百官及朝鲜、蒙古使臣等按排班次序就拜位立跪。

大朝仪的进程一般会比较快,因为皇帝还要在9点赶到皇家道观(The Imperial Taoist Temple)。文章还解释说,尽管光绪帝尊崇儒学,他同时也颇信道教。“他在这里祈求上天保佑天下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大概在上午10点,光绪皇帝还要赶到寿康宫。至此,上午的活动告一段落。

上述这篇文章的作者感叹道:“在新年第一天的上午,皇帝要忙碌七个小时左右。我们可以想象,他并不愿意详细地听钦天监官员的预报,即便他们能从在破晓吹过的东南风中预见到国家的长治久安以及丰富的年景,或者从在除夕晚上环绕着木星的有色晕轮中预见到社稷的前景。”

在新年第一天的上午,皇帝的工作主要是祭祀,是宗教性的,下午的工作则主要是社会性的,而且要持续到当天的黄昏时分。这些工作包括宴请亲王及其他皇室成员,并且回赠亲王及其他皇室成员礼物。“在一两年前,恭亲王得到一个钱包,上面绣有八名僧人。他忍不住将自己的喜悦之情刊登在《京报》之上”。

澳大利亚墨尔本《阿尔戈斯报》写道,光绪帝每年至少要向不同的神仙祭祀46次,每次祭祀都要用上一个假日或更多个假日,而这些假日他一定是在完全的孤独中度过。“他或者是在晚上,或者是在黎明做这些祭祀。他坐在封闭的銮舆之中,穿过荒凉的街道。街道两旁竖起黑色的帷幔,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沮丧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