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预备立宪”懿旨的发布，主要是对两个政治现实的反应。第一个政治现实是，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中央对地方的约束力日益削弱。这就是前文提到的薛斐尔所谓的“政治分裂”。故而懿旨有所谓“大权统于朝廷”之论。第二个政治现实是，在甲午战争之后，满汉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反满起义愈演愈烈。故而懿旨有所谓“各明忠君爱国之义……勿以小忿败大谋，尊崇秩序，保守和平”之语。
相对于北方省份，清朝中央政府对南方省份的统治效能更为萎缩。这是孙中山最先选择在南方省份发起革命的根本原因。因此，1900年的中国出现了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在山东、直隶等北部省份，爆发了以“扶清灭洋”为宗旨的义和拳运动，而在广东、广西和云南等南方省份，则爆发了反清起义。
伦敦《中央新闻社》发表的一篇文章认为，广东、云南等地之所以频发反清起义，与南方省份的秘密会社的盛行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文章写道：
广东和云南都是秘密会社的集聚之地。哥老会（Koloawhai）在这里盛行。哥老会在中国各地都有分会，甚至在北京皇宫里都有关系，但它的总部和灵魂人物都在南方。
无论是北方的义和团运动，还是南方的反清起义，西方媒体都特别关注，因为前者直接关系到西方人的身家性命，让西方人忧心忡忡，而后者表现出来的对西方人的态度，则让西方人看到一种希望。
我们可以看看西方媒体对惠州反清革命的报道。这场革命发生于1900年10月8日。根据国内史料，这场革命由孙中山策划并组织，由兴中会成员、三合会首脑之一郑士良直接指挥。西方媒体的报道则记录了另外一些细节。比如，10月17日，澳大利亚墨尔本的《阿尔戈斯报》刊登的一篇报道写道：
来自香港的报道表明，反清起义正如火如荼地燃烧起来。
最近一直居住在新加坡的中国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已经回到中国，并且已经加入了起义军。他和孙中山是起义军的领袖。秘密会社三合会正与康有为和孙中山合作，以推翻清朝在中国南方的统治。
数千名起义军正在围攻惠州。迄今为止，他们没有表现出对外国人的敌意。
10月18日，澳大利亚《莫丘利报》刊登的一篇题为《反满运动》的报道说：“起义者在直指大清王朝的同时，避免了劫掠及所有排外行为。他们希望能调和村民们与外国人之间的关系。整个运动都组织有序。”
同日，《西澳大利亚人报》报道说，在广州，暴力抢劫与海盗行为与日俱增，“根据代理总督的报告，与义和拳起义不同，九龙北部的起义军与这些劫掠行为及排外暴行无关”。
根据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快报》的记录，列强并未与反清革命军为难，英属香港当局作出的反应仅仅是“命令九龙东面的大鹏湾（Mirs Bay）以及深水湾（Deep Bay）加强警戒”。
再看看西方媒体对广西反清起义的报道。1900年10月13日，一条发自伦敦的电讯引述广西提督苏元春（General Su）的话说，反清起义在广西西南部迅速蔓延，其威力比太平天国起义还要大。“在云南和广西交界处，所有不满的汉人都支持起义军。苏将军说，他指挥的那支3万人的队伍不足以镇压叛乱，他请求增兵7万”。
两天之后，另一条发自伦敦的电讯写道，广西反清起义军攻陷了6座城池，但没有发生劫掠事件，“因为他们声称，他们一心只想推翻中国现在的满洲政府（The Manchu Dynasty）”。
不难从这些报道中看到一些共性：其一，反清革命军与一般农民起义军不同，他们有着更强的组织性；其二，革命军不愿意与外国人为敌。
毫无疑问，1900年10月的反清起义，利用了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所导致的无政府状态。而利用了这个机会的不仅仅是孙中山领导下的革命军，还有伺机“反清复明”的政治力量。
1909年7月12日，美国华盛顿州的《塔克马时报》（The Tacoma Times），刊登了一则颇为有趣的消息：
因为道家祭司们（Taoists Priests）让他相信，他年仅12岁的儿子将登上皇帝宝座，中国一位朱姓贵族率领着“未来的皇帝”以及他的大批追随者走向了朝云南首府昆明进发的不归路。他们在昆明附近遭到了云贵总督军队的袭击。
这位朱姓贵族的2500名追随者装备了破旧的枪支。他的儿子走在队列的前面。他们的昆明之行是进行反清远征。
因为实力悬殊，这些反清起义都以失败告终。但对孙中山来说，这些反清革命都是十分有意义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