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6年，伦敦出版的一本文集记载道，1808年初，法国人在东亚的扩张活动引起了英国人的注意。在印度的英国人担心法国会取代西班牙而成为马尼拉的统治者，从而威胁葡萄牙人在澳门以及他们自己在广州的利益。在此之前，驻军在印度果阿的总督明托勋爵（Lord Minto）与葡萄牙驻澳门的总督法利亚（Bernardo Aleixode Lemos Faria）达成了一项协定，要保护葡萄牙人在澳门的利益。于是，明托勋爵派了一支远征军去澳门。
1808年9月11日，在德鲁里上将（Admiral Drury）的率领下，这支由一艘第一线作战军舰、一艘护卫舰、一艘单桅船组成的远征军进入澳门水域。“但是，在温顺和虚假的友谊的薄面纱下，葡萄牙人似乎偷偷摸摸地做了很多事情，他们把英国人的意图误传给了中国统治者”。
在1902年出版的《澳门的历史》一书中，葡萄牙历史学家卡洛斯写道，德鲁里上将在登陆前，派了前面提到过的东印度公司的高管罗伯茨去通知法利亚，表示希望能得到友善的安排，避免引起清朝政府的敌对情绪。而法利亚给的回复是，希望“英国人不会剥夺葡萄牙人捍卫澳门的自由，也不会强迫他做失职的事情”。他表示不会允许英国军队进入澳门港，因为这违反了葡萄牙与中国的约定。
德鲁里给法利亚回了一封书信。他说，他唯一的目的就是保护澳门，并且颇有深意地告诉这位澳门总督，葡萄牙王室已经在英国军队的护送下去巴西避难了。他表示毫不怀疑法利亚的忠诚，并希望能与总督见面。
尽管法利亚在给德鲁里的回信中说，他暂时不会将德鲁里的意图告诉清朝政府，因为“对像中国人这样心胸狭窄、多疑的人来说，他的意图不会被重视”，但他同时也表示，澳门仍然处在中国的保护之下，考虑到澳门与中国之间的复杂的关系，应该由葡萄牙的摄政王决定是否允许英国军队登陆。
双方的数次沟通都没有效果。最后，法利亚表示，除了请求中国人帮忙对付在数量上占优势的英军之外，他没有别的选择。而德鲁里则表示，他自己会与两广总督吴熊光进行接触。
接触的结果是，吴熊光命英国人赶紧离开。因为印度总督明托并没有阻止他与中国交战的指示，9月21日，德鲁里带领英国军队登陆澳门。
英国人确实对澳门有自己的想法。事实上，在17世纪30年代，英国人与葡萄牙人就曾在澳门有过不愉快。
163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长约翰·威德尔曾率一支船队去澳门。英国国王查理一世同意他与中国贸易，如果可能，还希望他能找到一条去加利福尼亚的新航线。威德尔原本以为在澳门的葡萄牙人会给他提供帮助，因为在1635年，英国刚与葡萄牙签署了合力对付荷兰的果阿协定（Convention of Goa）。
但是，当威德尔率领6艘船到达澳门之后，当地的葡萄牙人没有提供任何帮助。他们将英国人视为商业竞争对手而不是盟友。最终，威德尔的6艘船在珠江被中国当局扣押，直到他们答应离开才将船只归还。
1783年，英国某位商人向政府提出了一项改善英国对华贸易的计划。他说，如果中国的皇帝知道广州正在发生的变化，就会公平地对待外国商人。他提议往北京派出一队使团，出使费用由东印度公司支付。1787年，出身外交世家的查尔斯·卡斯卡特中校奉命出使。他的任务是，使澳门或厦门成为英国商人的货物集散地。但是，这次出使以失败而告终——1788年6月10日，在漂洋过海出使北京的半路上，卡斯卡特死于苏门答腊附近的班卡海峡。
这一次，英国人与葡萄牙人合作的基础，是因为他们要对付著名的拿破仑·波拿巴，但根源在于英法之间的竞争。
在1789年至1799年之间，法国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政治革命，即所谓的法国大革命。法国革命政府的革命热情及政治、军事改革等诸项措施，导致法国与西班牙、葡萄牙等多个欧洲国家交恶。
1793年1月20日，法国革命政府处死国王路易十六。不久之后，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就组成了反法联盟。2月1日，法国对英国及荷兰宣战。英国与法国之间的战争从1793年一直打到1802年。1802年3月25日，英法两国在法国北部城市亚眠（Amiens）签署了和平协议。但是，两国的和平状态只维持了一年。从1803年开始到1815年，在拿破仑领导下的法国与英国、西班牙、俄国等欧洲国家又进行了一场规模更大的战争，即西方历史所谓的“拿破仑战争”。
澳门也是这场战争波及的地方之一。值得一提的是，与1636年的情形相比，1808年的澳门已经大不相同。自171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设立分支机构开始，英国商船登陆澳门的次数日渐频繁。澳门也逐渐成为欧洲人、甚至包括后来的美国人的居住地。这些变化让清朝统治者隐隐不安。
根据《清史稿》的记载，1808年9月，“英吉利兵船十三艘泊香山鸡颈洋，其酋率兵三百擅入澳门，占踞炮台，兵舰驶进黄埔”。但吴熊光并没有应战，因为他认为“英人志在贸易，其兵费出于商税，惟封关足以制其死命；若轻率用兵，彼船炮胜我数倍，战必不敌，而东南沿海将受其害，意主持重”。
尽管吴熊光所言并非全无道理，但是，嘉庆帝原本就对他在剿灭海盗之事上的表现甚为不满，而他此番又竟然继续以这种消极态度应对“外夷”，这让嘉庆帝实在难以接受。11月14日，他在给军机大臣的上谕中说：
（吴熊光）所办太软！边疆重地，外夷敢心存觊觎，饰词尝试，不可稍示以弱。此时如该国兵船业经退出澳门则已，如尚未退出，吴熊光即着遴派晓事文武大员，前往澳门严加诘责，以天朝禁令綦严，不容稍有越犯。
如此逐层晓谕，义正词严，该夷人自当畏惧凛遵。吴熊光等仍当密速调派得力将弁，统领水陆官兵，整顿预备。设该夷人一有不遵，竟当通病剿办，不可畏葸姑息，庶足以伸国威而清海澨。此于边务夷情，大有关系。该督抚不此之虑，而为鳃鳃于数十万税银，往复筹计。其于防备机宜，全未办及。
吴熊光、孙玉庭，均懦弱不识大体。且吴熊光充当军机章京有年，曾经擢用军机大臣，尤不应如此愦愦。吴熊光、孙玉庭，着传旨严行申饬。此次来折，仅由马上飞递，亦属迟延。此旨着由五百里发往。
在收到“五百里加急”送来的旨意之后，吴熊光在广州集合了一支8000人的陆军，同时又派一批战船入珠江截断所有航道，虎门炮台则堆满了军火和其他军需品。
随着事态的逐渐恶化，英国人这边也出现了内讧——德鲁里船队中的皇家海军成员与东印度公司成员之间意见不一致。
11月21日，德鲁里下令所有英国船在48小时内撤出珠江，但是，当广州东印度公司专责委员会（The Select Committee）将这项命令传达给抛锚在黄埔的克莱格船长（Miliken Craig）以及另一位船长时，这两位船长都拒绝接受命令。不过，公司专责委员会成员尊重了德鲁里的命令，他们在11月23日至26日之间离开了广州。
但是，因为相隔遥远，广州的这些情况并未能被北京掌握。11月29日，嘉庆又在给军机大臣的上谕中斥责吴熊光没有严行驱逐，任由英国兵船逗留，“竟不调兵防守，所办错谬已极”，并且说，一切地方事务固然应该好好整饬，但是，“缉捕洋匪尤为该省要务”。
嘉庆帝的战争态度让广州东印度公司的高层大感意外。12月3日，公司专责委员会主席罗伯茨受到一封联名信，公司14位商船指挥官中的12名在信中联合署名。他们在信中表示了对战争的担忧：
清朝政府的每一个表现都出人意料。他们继续秉承其一开始就采取的停止贸易的做法，反对我们采取的每一个措施，现在又在进行后续的战争准备，而这可能最终导致敌对行动，置我们于最危急的局面中，使我们卷入一场严重的战争，并完全排除所有进一步的友好协商。因此，我们现在不得不恳求，是否可以向清朝政府提一些符合英国气质的和平建议，它可能使目前的困难得到迅速并且友善地调整。
次日，罗伯茨接到清朝官员的文书。文书写道，皇帝命令你们撤退，否则会动用武力将你们驱逐出去，如果你们撤退的话，以前所有的友好关系及商贸都将恢复。
在这种背景之下，12月20日，德鲁里率兵乘船起航，返回印度。6天之后，贸易恢复。不久之后，广州人树立了一座宝塔，以纪念嘉庆帝的胜利。
吴熊光并没有从英国人的“失败”中得到荣耀。12月15日，嘉庆在给内阁的上谕中斥责道：“吴熊光平日因循废弛，只知养尊处优，全不以海疆为重，大负委任！着传旨严行申饬，先降为二品，顶戴拔去花翎，交部严加议处，用示薄惩。”同日，又在给军机大臣的上谕中，斥责吴熊光“一味软弱，全不可靠”。
嘉庆帝对吴熊光的评价并非过激。根据东印度公司档案的记载，德鲁里曾致信吴熊光，希望能够去广州面谈，但没有收到一点反馈。后来，“因为这位总督仍然拒绝与德鲁里将军会面，并称，除了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首脑，他不认识其他英国人，所以，将军亲自去了广州。他坚持要见总督一面，并说，他将在广州停留半个小时。这位总督仍然拒绝会面。于是，将军不再坚持己见，回到了战舰上”。
根据1809年1月6日的上谕，吴熊光被“部议革职”，其下属孙玉庭、阳春等人也都“交部议处”。但是，这种人事上的任免完全无法抵挡王朝没落的大趋势。1807年的“海王星号事件”与1808年的“澳门危机”预示着新的动荡即将到来。
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已经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在西方商人、传教士、外交官、记者等诸角色的努力下，西方人建立起了强大的情报网络。整个19世纪，这个情报网络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