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艺术都市速写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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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聚与散(1)

那朵云

台北气候已阴霾多日,此刻天空却是难得清澈,就只有那么长长一片干净利落的薄云,仿佛是天使不小心露出的一只翅膀,又像是宇宙工画师在试笔,只是那么潇洒地一挥一抹,便让落日时分的苍穹带了灵气。

那是我在《家庭月刊》工作时的办公室窗外一景。日日远眺的视野早已疲乏无奇,但当日留在公司加班的我,却被这幅突然出现的异象迷住了。

这朵云若是横在山上或海边都不足为奇,浮在城市上空,却有了独尊之势。整个办公室空荡荡的,只有我一个人,周遭静寂无声,连自己的心跳都听得见。天地之间,仿佛就只剩下了我和这朵云。

“老天是借着你在传达讯息吗?”我愣望着天空,默默探问,“我的未来是什么?”

那年的我二十八岁,进入这家杂志社已三年,结婚不到一年,人生习题才开始了三分之一。如今年过花甲,对老天当时没给的答案,我已可列出大半。三年后,儿子出生,我开始做电视节目、写书、开展览。再过六年即永别了这栋耸立于商业地段的办公大楼,有如飞离老树的孤鸟,细细碎碎地衔枝含草,于幸运觅得的小树枝头筑窝,在十来年间成立暗房工作室,出更多的书,开更多的展览,创办出版社、杂志社,周游列国,在大学教书,直到展开人生全新的一页,加入慈济当志工。

遥想三十三年前的那个傍晚,再一抬头,那朵云已无影无踪。老天要说的话,我现在已了然于胸:世间万象缘聚而成,缘灭而散。

大台北左岸

下班时间,车队越来越挤,慢慢就堵了起来,交通号志也不管用了,虽是绿灯却寸步难移,杵在十字路口的交通警察也只能干瞪眼。

这是二十多年前,台北交通日日上演的“桥段”。台北县、市由贯穿盆地的淡水河为界,两岸建设有别,房价悬殊。由乡下进城的大批劳动人口多半在县境栖身,每天越过忠孝桥上下班。我在《家庭月刊》工作期间,有阵子在三重蜗居,天天都得在桥上耗。河水污染严重,每当卡在桥上动弹不得,再想到桥下川流不息的肮脏,那种郁闷真会让人怀疑:何苦来城市受这种罪?

在三重受难,最苦莫过于缺水。由于住处位于供水末端,每当尖峰时刻,我们就无水可用,只得半夜起床开水龙头,在浴缸里贮水。可是,左邻右舍都有志一同,因此水龙头总是点点滴滴、断断续续的,就是扭到全开,一整夜也流不满一缸。

有一晚,也不知怎么回事,水量特丰。醒来下床,两脚竟然踩在水中,只听到自己的尖叫——“哈苏!”浴缸早已满溢,房间淹成汪洋一片。我那台向公司借贷、才买不久、得分两年由薪水扣还的昂贵的中型相机,昨晚搁在矮凳上,今晨泡在水里。

婚后在台北市租了间小公寓。拍这张照片时,我从台北车站的天桥望向忠孝桥,感想只能用“逃出三重”来形容。

看看今天的台北县、市,还真是值得庆幸。谁能料到,在我住过的菜寮一带已盖起了栋栋豪宅。淡水河整治有成,如今,沿河小区被建筑商美其名为“大台北左岸”。

何种动物,何类人物?

这一幕在早年可算噱头。商场员工扮成动物大玩偶,见人就送礼,为的就是招揽顾客进场消费。想当年,市民周末假日的全家同乐便是逛百货公司。在出省不易、郊游不便的年代,买些用不着的东西,便是中产阶级解闷的主要出路。

以今天数码相机的科技水平,很难想象使用胶卷底片,在夜间街头捕捉人来人往的动态画面有多困难。传统相机一切都需手动操控:首先得将底片的感光度提高,再用特殊药水配方强迫显影,才有办法将瞬间动作凝住、不模糊。光是这项技术,就有些摄影人不大愿意开诚布公,以便保有夜间摄影权威的头衔。

昔日的这些摄影技术门槛,在今天已彻底瓦解。人人都能拍照了。就在昨天,我还看到一位七八十岁的老太太拿着数码相机,从不同角度记录一栋新建豪宅的外观。或许她是想买房子,要把心目中的新家拍回去给无法同行的老伴看,用的虽是傻瓜相机,慎重的态度在现代人身上却已难得一见。这才是真正的使用相机,而非被相机驱使。相机是眼睛的延伸,岂能将快门瞎按一通。观看必须有道,方具摄影真义。

目睹老妇对屋取景,再看台北旧照,不禁感触良深。科技越进步,人们的做事态度就越退化。时代在变,生活兴味也大不如前。今天,很多人连逛百货公司都懒了,整天只愿面对计算机,需要什么就网购,拿起相机不是拍宠物就是向着自己。我自己也愈来愈少逛街了,因为不喜嘈杂。百货公司招揽生意的手法千奇百怪,如今不知时兴扮成何种动物,何类人物?

历史的残影

这家位于西门町电影街的小馆,当年可是台北最火的日本料理店,装潢就如同从东京原宿的某个街口原封不动地移过来。店里店外都是日语招呼声,酒过几巡之后,日本歌谣或猜拳酒令此起彼落,真是让人有回到殖民时代、或是远赴东瀛旅行的错觉。

这是历史的残影。在老一辈当中,不少人有恋旧情结,喜用旧制对照,怨叹现今的时政与世风。无论时代的脚步有多快,他们宁可躲在“什么町”“几条通”的居酒屋麻痹自己。看到这些“欧吉桑”在巷弄昏暗路灯下的酩酊身影,实在令人感慨!

我们家族也有两位叔叔自小就受日治公学教育,能讲一口漂亮优雅的老式日语。老日文汉字居半,从他们的藏书中,我知道了不少日本作家,甚至煞有介事地将上、下两册的《人间的条件》看了一遍。当然,半猜半读很有可能错到离谱,但那种有趣的想象力游戏,的确排遣了我中学时期无处发泄的精力。

两位叔叔可时髦了,都在镇公所任职,还与友人组了一个西式管乐队。戒严时期不得聚众,他们却时常在家中偷偷举行舞会。家族分产后,叔伯们搬离了祖宅,那间“舞池”便成了我的书房、画室。两人留下来的一套双声道音响为我开启了一道门,让我接近了巴赫、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进入宽阔的心灵世界。

叔叔们虽已往生多年,但每当看到有日本情调的老事物,还是会让我忆及,在当年那封闭小镇的保守环境里,他俩开舞会时所带来的禁忌的欢乐。

张三的歌

最近常在电视上看到一则汽车广告,背景音乐是一小段十分熟悉的旋律和嗓音——李寿全唱的《张三的歌》。他是红极一时的流行音乐制作人兼作曲、作词、演唱者,近年来虽然淡出乐坛,却从没停止过创作。佛教慈济慈善基金会的多出音乐手语剧都是由他谱的曲,旋律流畅入心,让男女老幼都能将佛经朗朗上口,可谓功德无量。

一而再地听到这首歌的歌词“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是会让很多人思念他的,尤其是我们这个年代的人。这是他1986年所出的专辑《八又二分之一》中的一首歌,其余还有《占领西门町》《我的志愿》等共九首;唱片封套和内页歌词还是我帮他配的图。

记得当初接到李寿全的电话,我虽感意外却十分开心,因为素昧平生,他却邀我替新专辑配照片,并为其中的每首歌都写一句话。有感于他的盛情,从不接受商业委托的我答应了这个任务。初次见面约在新开张的麦当劳西门店,这张照片就是在店内拍摄的,坐在第三排,长发、蓄须、若有所思的就是他。

那九张配图,有四张被我收入了自己的摄影集。九句短札则一直尘封在黑胶唱片的封套内,今日拿出来一看,其中一句是:“总是念着什么时候才会停止流浪,事实上,人生就是流浪。被过去赶着逃,被未来牵着跑。”

重听这张唱片,惊觉岁月已过了四分之一世纪,发鬓已白的我,早忘了什么是流浪。

一辈子去一回

说我古板也好、土包子也好,在城市生活四十多年,酒吧、歌厅、舞厅、卡拉OK厅、按摩店等场所我从不涉足,生怕沾了边就会上瘾,就连理容院也很少去,因为不习惯受人摆布。若是太太懒得帮我,我就自己对镜动剪。可是,为了摄影,有些地方,哪怕是浑身不自在也非去不可,一辈子就只去过那么一回!

二十多年前,台北最夯的几家夜店都在东区。这儿是忠孝东路四段,同一个地下室既有MTV又有酒吧,招牌小到几乎看不见的U2酒廊还是名气最响亮的,报纸社会版或娱乐版时有相关消息,里面不是哪位明星出糗,就是某位富二代滋事。

那天,我鼓足勇气,尾随着几位打扮入时的帅哥美女踏入酒廊,才进门就好像犯罪似的,全身神经紧绷。整间屋子乌烟瘴气,香烟熏人、酒精味儿刺鼻,对我而言,实在是毫无吸引力。在众人皆醉的氛围中,清醒者简直就是异类。我佯装找人,在吧台和雅座之间快速绕行一周后,几乎是夺门而出,再也待不下去了。

没拍到室内情景,只有在对街远远望着进出的男女宾客。从他们的表情看来,仿佛能来这些地方消费,就代表着自己走在时尚尖端,高人一等。如今,都市人的休闲花样愈来愈多,酒吧大概早就不稀奇了。看到媒体报道某些夜店不堪入目的情景,倒让我觉得以前那些人还真老实,顶多就是麻醉一下自己,胡言乱语一番罢了!

被光线牵动的傀儡

那天,一位在报社当记者的学生设法打通门禁,让我进入当时台北最著名的迪斯科舞厅拍照。才推开厚重的隔音门,整个人就血脉贲张,如同掉入噪音制造机的涡轮里。体内的每条神经都被迫与巨响声声共振,耳膜从没承受过如此高分贝的音压,一阵阵地剧痛。这哪算音乐啊,只不过是破碎的嘶吼罢了!

所有舞客却是如醉如痴,随着闪烁不停的探照灯、雷鸣般的节奏摇摆着身子。每个人都是爱怎么动就怎么动,毫无章法,看起来不像舞,倒像肢体失去控制。盯得稍微久一点就眼花缭乱了,看起来人不像人,倒像动物。

整个场面荒谬至极,才按几下快门,我就拍不下去了。放照片时,我从几格底片中挑出这张人人呆立、看不出舞池的场景。刻意拍成这样,是因为当时最强烈的感觉便是,所有人都像是被一束束光线牵动的傀儡。有时,拍照不只是记录当下,也是暗示现象、预测未来。社会乱象总是先在都市现形,娱乐场所更是欲念横流之处。人们在肆无忌惮地放纵感官的同时,心灵的空虚却也一一显影。

其实,揭露、批判或指控的拍照方式并非我的强项。对我而言,摄影是一种肯定与礼赞,是发掘美好生命的过程。在面对自己无法认同、却又不得不拍的对象与场景时,只能在按下快门的一刹那轻轻叹息。声音随着快门起落,淹没在震耳欲聋的狂乱氛围中,连自己都听不到。

温习恋爱

烛光下,高楼上的这对情侣双手紧握、四眸含情,窗外的车灯在马路上画出道道光迹,隔壁大楼屋顶上的广告牌显示着当时的气温——22摄氏度。在黑暗中,光亮的数字不只照明,还代表了温馨与希望,助人忘却入秋的凉意。

除了他俩,偌大的空间里还有其他二十余对情侣。每一对都坐在点着蜡烛的小桌旁,照着麦克风传来的指示做着相同的动作。这是一个教会主办的活动,叫作“再恋爱一次”,参加的都是夫妻,其中不乏婚姻已出现疲态或危机的。

来拍照之前,我其实很怀疑。互相容忍不了,甚至已经撕破了脸,藉由精心设计的约会,就能让怨偶们重返热恋时光吗?可是,整个晚上的所闻所见,又让我极愿意去相信那种可能性。

每对夫妻都是下班后各自前来报到的,进门时显得垂头丧气、疲惫不堪,压力与煎熬无法掩饰地浮在脸上。双双向婚姻咨询讲师鞠躬致意,腼腆的笑容透露着挽救婚姻的努力。

那天,讲师说的话其实谁都明白。任何法则都有可能是解决问题的要领,也有可能成为互相攻击的凭据。夫妻之间,就算争赢了也是输,能不能包容才是功夫。可是,当重现第一次约会的实境课程开始时,我还是被感动了。人人都知道这是“假戏”,可是旁观的我却从相机镜头中看到了“真做”。

但愿这对夫妻真能重修旧好。若是如此,算算岁数,两人现在已该抱孙子了!

歌厅和红包场

那天的表演节目我全忘了,倒是在后台化妆室拍的照片,勾起了我对歌厅秀时代的印象。歌厅秀在台湾风靡了十几二十年,在鼎盛时期,歌厅、西餐厅、夜总会达两三百家,受欢迎的演艺人员,一天赶七八个场子是常事。

这家龙头秀场经常重金礼聘巨星,舞台设备极尽奢华,入场券动辄要价上千,可在我去拍照时已是回光返照,来年便关门大吉,其他秀场也陆续歇业。歌厅文化逐渐淡出小市民的生活,因素包括黑道介入、餐厅秀录像带兴起、电视台开始制作综艺节目等。

相较之下,小歌星驻唱的“红包场”却似乎永远存在。这种听歌场所是外省人来台之后渐渐形成的,最早是从路边搭棚或茶室开始。早期歌手演唱的多半是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的上海流行歌曲,以“小白光”“小周璇”“小李香兰”等为艺名。对离乡背井、妻离子散的大陆人,尤其是老兵而言,这些歌厅不只是消愁解闷的场所,更是寄托乡情的所在。

他们各有梦中情人和百听不厌的老歌,听得欢喜,便掏出怀揣在兜里的红包奉上。在喜爱的歌星驻唱期间,他们几乎是天天报到,随着在老家常听的歌曲摇头晃脑、泪水盈眶。那种氛围让我不忍直视顾客的脸庞,也不敢将相机从包中取出。

绚丽夺目的歌厅秀,在我看来就是一片喧乱。散场后,我试着在后台化妆室捕些镜头,红歌星回复了为生活奔忙的身段,电话中尽是烦人的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