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能力较差移民，一次性的短期培训并不能促使其充分掌握所培训知识。对于这些人，政府不能置之不理，需要耐心地对待。除了安置他们随大流接受正常进度的培训外，还需委派生产技能好的人传、帮、带他们，甚至安排他们接受二次培训，强化其之前培训技能，巩固所学新技术，促使他们真正有效地掌握一门实用的生产技能，在劳务移民过程中立足脚。
2.进行安置企业用工详情及务工人员劳动素养调查，优化培训结构，减少安置盲目性
如前所述，劳务型生态移民中务工主体的文化程度整体很低，劳动素养普遍较差。目前的培训工作主要是依靠区内职业技术院校，通过逐村办班，集中培训的方式进行，而培训内容又主要放在种植、养殖等优势特色产业方面，实用技术的培训也仅仅集中在建筑瓦工、钢筋工、电焊工、电工、厨师这些工种上，缺乏电子产品装配、操作工、机械装配、插齿工、油漆工、钳工、车工、电工、食品加工、维修等工种培训。培训工作出现这样的局面，一方面是区内培训资源单一、培训资源匮乏、培训经费不足造成的，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政府关于务工人员及企业用工需求基本信息不明造成的。因此，劳务型生态移民过程中，摸清务工人员文化程度、劳动素养、技能特长，以及企业用工需求等基本信息，对开展务工人员培训，根据企业用工需求有针对性地调整培训结构及务工人员就业安置等工作十分重要。
“十二五”期间，宁夏劳务型生态移民多达2.01万户8.65万人，而这些人都居住条件恶劣、位置偏僻、居住分散的小山村。先对所有家庭都进行详查，工作量将是巨大的，此法并不可行。但是用工企业和种植、养殖产业基地数量较少，分布集中，先调查企业用工需求则是简单易行的。政府可以按年度来统计安置区企业每一年用工需求总量、工种、岗位要求，然后再根据对应年份的劳务型生态移民迁移计划来修订培训、安置方案。如果企业、产业园区、种植、养殖基地用工总量大于对应年份劳务型生态移民计划人数，可以适度调整移民计划来满足生产需要。小于对应年份劳务型生态移民计划人数，政府则需要动员更多的企业来接纳劳务型生态移民，或者开辟其他的就业渠道，如利用公益岗位解决移民的就业问题。此外，准确地掌握企业用工信息还为劳务型生态移民的培训工作带来重要依据。按照企业年度用工总量、工种、岗位要求，以及年度劳务型生态移民计划来制定年度培训计划，既利于优化培训结构，避免对移民的培训与企业用工需求之间再次出现结构性差异，又有利于政府部门顺利安排移民务工，减少劳务型生态移民工作安排上的盲目性。
3.完善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安置移民就业与控制企业隐性辞工并举
宁夏生态移民工程本质上就是针对南部山区8市县特困人口采取的一种扶贫式开发过程，生态移民搬迁安置对象文化程度整体很低、劳动素养普遍较差、劳动技能培训难度很大，他们中多数人在二、三产业劳务市场上缺乏竞争力。一般情况下，企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自然倾向于招聘文化程度高、接受能力强、劳动技能好的人员，招聘文化程度低、劳动素养差的人意味着企业的生产效率下降，产品质量可能受损，使企业在同行业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为了鼓励企业接纳移民就业，政府就应当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或减免税费，或给予更宽松的发展环境来适度弥补企业因为接纳劳务型生态移民而造成的损失。甚至可以把接纳移民的多少与优惠额度挂起钩来，即接纳移民就业人数越多优惠额度越大。
目前，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劳动力成本正逐年上升，一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已经开始将生产场地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但是宁夏与相邻省份相比，区域位置、人力资源、环境承载力等要素并无优势可言，要把东部地区欲转移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吸引到宁夏，用于接纳劳务型生态移民，发展壮大宁夏的经济，政府也必须突破条条框框的限制，制订一些优惠政策，减免到宁夏投资建厂的税费，进而拓宽安置劳务型生态移民的渠道，确保宁夏“十二五”劳务型生态移民任务顺利完成。
调查表明，一些企业为了享受政府针对劳务型生态移民而制订的优惠政策，也积极接纳移民。然而这些企业在享受了优惠政策之后，又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在生产中克扣薪水，甚至设置一些苛刻的条件令暂时不能胜任工作的务工移民自动辞职。部分企业这种有背良知做法显然不利于安置劳务型生态移民，会严重损害移民的利益。因此，政策应当完善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安置移民就业与控制企业隐性辞工并举，实实在在地保护移民的利益不受损害，从而顺利地推动劳务型生态移民向前发展。
生态移民无土安置方式对移民可持续生计的影响及其保障机制研究——以宁夏为例
宁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东梅杨韶艳姚晶晶魏涛
一、引言
生态脆弱和经济贫困之间有着强烈的耦合关系，因此在生态脆弱地区继续使用传统扶贫方式的效果并不明显（汪三贵，2006）。同时，日益引起人们重视的生态环境问题也为政府组织大规模移民提供了有力的理由。宁夏是我国最早进行生态移民试点的地区之一。从1999年到2010年，宁夏地区已累计投入46.21亿元，对16.08万名存在着用水难、出行难、生产生活条件艰苦的山区困难群众实施了生态移民。多年的生态移民实践虽然使宁夏的贫困状况有了很大程度地缓解，但截止到2010年，宁夏境内仍然还有近150万贫困人口，其中35万人居住在交通偏远、干旱缺水、自然条件极为严酷的干旱山区、土石山区。为彻底解决这些极端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宁夏政府计划在“十二五”期间投资105.8亿元，采取开发土地集中安置、适度集中就近安置、因地制宜插花安置、生态移民无土安置和特殊人群敬老院安置五种方式，对这35万极端贫困人口进行搬迁。
“生态移民无土安置（正文中简称劳务移民）”是“十二五”期间生态移民安置的一种新方式，是“对务工能力较强或收入主要来源于务工的家庭，在城市或工业园区实施无土安置，并享受城市社会保障政策；对经过培训具备一定务工能力的，在农业产业基地、城市边缘安置，重点扶持移民务工就业”。“十二五”期间宁夏将安置劳务移民86510人，占移民总数的25%。劳务移民安置方式改变了从“农民到农民”的传统方式，使农民直接成为市民。如果这种安置方式能够取得预期效果，那么劳务移民可能是一种最节约土地、效率最高的安置方式（因为城市的容纳能力要远远高于农村，而农民也可以用最短的时间实现城市化）。然而，作为一种全新的安置方式，劳务移民们在安置地能否长久就业，就业后其收入能否持续维持生计是此种安置方式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因此，作为一种政府主导的移民安置方式，政府应在移民就业安置和社会保障等重要方面提供支持，使移民的生活条件能够随着社会的进步而持续提高。
虽然劳务移民尚处于前期准备阶段，但本着理论先行的原则，本研究试图在农户生计可持续文献理论框架的基础上，从移民迁入地和迁出地两个层面、分析劳务移民方式对移民生计可能造成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探索保障劳务移民生计可持续的措施与机制，以期为政府提供有益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回顾
国外研究者和国际组织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农户的生计进行研究的。由于研究兴趣和目标不一致，不同学者对生计概念的理解也存在着差异，因此给出的定义也不完全相同。国际上比较认同的生计概念是Chambers等（1992）提出的：生计是谋生的方式，该谋生方式建立在能力、资本和活动的基础之上。这个定义的重要特点是它关注了在提高生存所需的收入水平的过程中、人们所拥有的资本和他们的选择之间的联系。Chambers等（1992）还认为，如果人们能应对胁迫和冲击，并从中恢复、维持和增加资产，保持和提高能力，并且为下一代生存提供机会，在长期和短期内以及在当地和全球范围内为他人的生计带来净收益，同时又不损坏自然基础，那么，该生计具有持续性。以后，Scoones（1998）和Farrington等（1999）在能力的基础上对可持续生计框架进行了概括和讨论。世界著名的从事农村扶贫与发展研究的学者Ellis（2000）认为，资本、行动和获得这些的权利受到制度和社会关系的调节，这一切决定了个人和农户获得收入的活动。
在厘清了生计概念之后，以后的学者们又在生计概念如何在实践中应用进行着探索。Masanjala（2007）基于生计视角，研究了非洲贫困与艾滋病之间的关系。Osbanhr，etc.（2008）则研究了气候变化情况下，莫桑比克人是如何进行生计策略调整的。Erenstein etc.（2010）也从微观层面、研究了印度恒河平原地区种植业和畜牧业之间的转换。除学者外，生计研究也得到了许多国际组织的重视：1992年，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将“生计”概念引入行动议程；1995年，哥本哈根社会发展世界峰会和北京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进一步强调了生计对于扶贫政策和发展计划的重要意义；以后，一些发展研究中心（如Institute of Development）、非政府组织（如CARE、Oxfam）和捐赠机构（DFID、UNDP）也开始使用生计的方法来评价发展项目的效果。
由于生计研究作为一个较成熟的理论在国际上出现较晚，因此，我国对于生计研究的文献目前并不多。国内的生计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分析我国失地农民和农村低保户可持续生计，这类研究相对较多，如赵曼（2009）；杨云彦（2009）；王三秀（2010）等。第二类，分析退耕还林项目对农户生计影响，这类研究比第一类少，如黎洁等（2009）、谢旭轩等（2010）、李树茁等（2010）。第三类，针对各地区实际情况、具体项目所进行的生计研究，这类研究相对更少，李小云等（2007）在此方面有一定的贡献。以上三类研究分别从失地农民、农村低保、退耕还林及各地农户生计实际情况等方面，论述了农户生计资本与项目或地区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我们注意到，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从生计角度进行生态移民项目可持续性的研究都比较少，对于劳务移民可持续生计的研究则更少。
三、“生态移民无土安置”对移民可持续生计的可能影响
（一）可持续生计研究框架
所谓“可持续生计”是指“某一个生计由生活所需要的能力、有形和无形资本以及活动组成。如果能够应付压力和冲击进而恢复，并且在不过度消耗其自然资源基础的同时维持或改善其能力和资本，那么该生计具有持续性”。按照英国国际发展部（The UK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以下简称DFID）的框架，可持续性生计框架中生计资本包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五种资本。DFID 可持续生计框架把农户看作是在一个脆弱性的背景中生存或谋生；资产的状况决定于占优势的组织机构、程序规则及其变革过程，同时又决定了行为主体（农户）应对这些程序背景的能力，并影响着农户的生计策略（配置与使用资产的方式），以实现所期望的有益成果或状况，满足他们的生计目标。生态移民作为生态保护和地区发展项目（转化结构与过程范畴）可能在四个方面影响移民的可持续生计：资产、生计产出、脆弱性、生计策略和活动。其中，前三者是状态变量，生计策略和活动是过程变量。也就是说，农户所具有的资产、生计产出、脆弱性在生态移民以前就存在一个水平，通过生态移民的实施，三者的数量和质量可能发生变化；对于生计策略和活动来说，生态移民的实施可能带来农户的观念、信息结构、可选生计途径的变化，从而农户面临现有条件将做出生计策略，并根据这些策略去实施的生计活动可能也发生变化（谢旭轩等，2010）。如果通过搬迁，移民的生计资本有效地提高，那么我们就认为移民生计具有可持续性。
（二）“生态移民无土安置”方式对移民可持续生计可能的影响
由于首批劳务移民尚未搬迁，因此，我们只能从移民迁入地和迁出地两个层面、预判劳务移民对移民五种生计资本可能带来的影响。
1.自然资本
“自然资本”是由自然资源、生命系统和生态构成的资本形式，是自然资源资本化的表现形式。由于劳务移民是无土安置，因此自然资本对于移民的约束和制约几乎没有。
2.金融资本
金融资本是指农户可以自主支配和筹措的资金，主要包括农业生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收入、借贷款等。
从迁出地看，移民们的金融资本可能来自这样几个方面：农业生产收入、外出务工收入、转移收入（如各种支农补贴）、亲朋好友直接的借贷或金融机构的借贷资金等。总体看，搬迁前移民的资金来源虽然较广但总量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