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沃利丁的兄弟为他整理并于1924年出版了一部诗集，安东·祖美勒谢赫写了前言。他的诗多数是感情诗，虽然和谐、自然、真切，但不及他的散文那样有艺术性。沃利丁把他的一些文章收集在名为《黑色篇章》的集子里，其中含有为改良而发的批评。其他一些文章收在名为《实践》的集子里，这些文章收集成册前曾在报刊上发表过。他还有一部名为《已知和未知》的书，共两集，上集研究奧斯曼政府的政治情况以及自由战士的反抗斗争，其中提到他与政府官员们的某些争论；下集叙述了他的被禁、流放以及在锡瓦斯的遭际。由于《已知和未知》用语真切，注意研究事实，并力求把握其原因，记载日期准确，大量描写了人们的道德、习俗、各种状况，因而使它带上了史实的性质。但其中也有愤怒的冲动，与他的真知灼见混杂在一起并显得多余的叙述，以及只有在报刊争论中才应有的嘲讽和政治倾向。
沃利丁还有两部书，一部名为《德克朗和拉依夫》，书中收集了两篇小说；另一部是从土耳其文翻译的《尼亚吉断想集》，作者是当时土耳其的变革英雄穆罕默德·尼亚吉。
沃利丁的政治和社会观点沃利丁是个自由人，他要求思想和创作自由。他利用报纸表达他的政治观点，并为之奋斗。初期，他支持政府，尽管他也喜欢英国人，但仍对他们进行抨击。不久，当他在伊斯坦布尔看到统治者的暴虐后，态度改变，与埃及自由战士站在一起。英国人答应保护他，于是他开始为英国人说好话，甚至认为英国占领对埃及有利，这与那些要求埃及归还埃及人的爱国主义者的观点不同。
不论沃利丁的政治观点和埃及的国情如何，他始终是个信仰真理的勇敢战士。他希望不分民族、宗教，一切人都享有自由、平等。他认为最应受到尊崇的是为祖国忠诚服务的人。
沃利丁在《实践》中说：“必须转到社会方面，人们也许对政治已感到厌倦。我们需要美心社会问题甚于关心政治问题。”他看到，人民处于卑屈地位，统治者暴虐专横，民族中充满愚昧，尽管后果严重，保守派仍死抱住旧传统、旧风俗不放，无论老幼，都不愿接受解放和进步的思想，所有这些促使他转向社会题材。他坦诚地大声疾呼，抗议暴虐、偏执和异端；在争取美德和社会正义方面，他勇敢地克服了一个个困难。他深知，他将面临巨大障碍，将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和冷漠，但他仍勇敢地高声说道：“人们想要我写他们需要的东西，而我只愿写我想写的。”他知道新闻的重要性，知道作家对人民生活的影响，于是拿起笔，使报上充满了他生气勃勃的、火一样燃烧的心声。
沃利丁的文章中没有关于社会问题的全面观点，他只涉及在他看来是异端的东西，对这些东西进行抨击，以图改良。他涉及两个主要问题：传统和教育人民特别是妇女的问题。
沃利丁酷爱自由，他在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为自己、为每个人呼唤自由。他希望从“这些压在我们肩上，使我们长期遭受苦难的传统”中解脱出来。道德、风俗犹如衣衫和装饰，经年累月便不适用，需要更新，使之“符合时代”。
他对守旧派死死抱住传统感到惊讶，当他们家中发生丑闻时更为如此。他辛辣地嘲讽他们，分析其心理，揭露其隐秘：“你们看到吾人所具者，愿自己也具有；你们感到自己所具者，愿吾人也具有。”
他在反对旧事物，偏执和固守传统时，有时看法偏激，走得过远，如他把道德比作衣饰，除不符合时代外看不到其他好的方面。
沃利丁·耶昆虽出身名门，但同情人民，对他们身受富豪权贵们蹂躏表示同情，他还扶助劳工和社会上的无权者。他企图通过反对愚昧和传播知识来提高他们的觉悟水平，引起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他认为愚昧是社会一切阶级祸患的根源，这些祸患是：奢靡、青年的迷茫、奉承、在权势者面前卑躬屈膝，而这些权势者在品德、智能方面都未必胜过人民。使他忧伤的是，“其他民族已在生活途程中走了很远，我们却向后倒退”。他并不想在一切方面仿效外国人，而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他认为，最应仿效的是解放妇女。这方面他受卡塞姆·艾敏的影响，并支持他的观点。他希望教育妇女。他说：“人们说教育女子会导致她们腐败，这纯属冥顽之论”，是“死抱住腐朽的旧传统不放”。他希望揭除面纱，因为宗教并未规定隐面，这乃是偏见、专横强加所致。隐面并不能防止丑行，“她们脸上不过是透明的面纱，什么也遮不住，她们戴着面纱，犹如敞开脸孔”。他要求妇女应享有自由，能自由地支配命运，选择配偶，应嫁给心爱的人，不要“不知者给不知者做新娘”，从而撮合一个不幸的家庭，成为社会的消极因素而不是建设因素。
总之，沃利丁社会题材作品的旨意在改良腐败，使人具有美德，追求崇高，鄙弃低下，因而使社会和谐，生活幸福。沃利丁是在自己脱离了低级趣味，具有了为人师表的品德后才对社会弊端进行批评的，“谁不了解自己的过失，就不了解别人的过失，无自知之明者不能知人。”
他对社会进行批评，坦诚地指出它的弊端，详细分析其心理、道德等原因，语句中充满了炽热的感情。他有意识地采用嘲讽手法，因它更能击中顽固派，“同顽固派进行辩论，引证是无益的。”
沃利丁反对传统、旧习，也反对流行的写作方法，摈弃雕文饰辞的通病，避免使用不达意的语句。他放开心性，其写作风格就是他那颗巨大的炽热的心和激荡的感情的反映。沃利丁的文章明确、坦率。他反对充满各种修辞、韵律、夸张的风格，使用真切自然的语言，表达朴实细腻，不用衍词、雕饰、暗喻，简明而不隐晦，雄辩而不生硬。
沃利丁的想象力很强，其描写具有引人注目的创新色彩，他运用比喻，别致新颖，往往能使读者拍案叫绝。他感情炽烈，思路敏捷，这在写作中充分表现出来。其表达奔突跃然，充满激情。其风格随感情变化而变化，时而激越，语句像弓弦般绷响；时而嘲讽，满是蜇人的词句；时而抒情，沉浸在诗一般的想象里。
沃利丁所具有的这种强烈的感情，这种充沛有力的风格，这种勇敢的个性，使他成为一名最雄辩、最有影响的新闻家。
穆斯塔法·鲁特菲·曼法鲁特（1876—1924/1293—1343）
生平曼法鲁特生于埃及曼法鲁特镇，父亲是阿里·本·侯赛因的后裔，母亲是土耳其人。他生活在一个产生过许多法官、头人、显贵的悠久家庭，从小虔信宗教、喜爱学习。他在市镇私塾熟读了《古兰经》后即进入爱兹哈尔，在那里吸取了宗教和语言的知识，后来孜孜不倦地阅读大量的文学作品，并与文学家、作家们交往。在这期间，他结识了穆罕默德·阿卜杜谢赫并拜他为师。他每周在《穆埃依德》报上的《观点》专栏发表文章，由于题材有趣、风格新颖而受到注意。他最初在教育部，后来在司法部负责起草文件的工作，不久离职，继续发表文章和著述，致力于复兴、解放的宣传。这时，他家庭的灾难接踵而至，但他坚毅地承受下来。他在生命的后期担负了咨询议会的文书工作，直到去世。
作品曼法鲁特在他的早期文学活动中曾尝试过诗歌创作，但很快就放弃而转向散文。他的散文风格清新，题材取自社会生活或法国文学。
他的著作有《观点集》，这是发表在《穆埃依德》报上的一系列社会性文章，共汇编成三集；《曼法鲁特选集》，这是他选编的阿拉伯文学集。
他的译著有《为了王冠》、《诗人或西哈诺·德·贝尔日拉克》、《玛吉杜林或菩提树下》、《美德或保罗与薇尔吉妮》。曼法鲁特不懂法文，这几部作品是意译的。
至于《泪水集》一书，则是创作小说或从法文借鉴来的小说的汇集，该书中，悲观忧郁的情调占了上风。
社会作家曼法鲁特的文学倾向是从传统写作中解脱出来，与时代社会生活相联系。
曼法鲁特是在19世纪传播复兴的革新作家之一。他借鉴外国文学，在报刊和杂志上发表文章。他摆脱了传统的写作风格和陈旧的文学题材，从社会的需要和人们心声中获取创作灵感。在文学家们曾经只关心语言雕饰和艺术精美之后，他把写作转向社会实际。他不注重音韵和情节，用明晰易懂、毫无造作的语言来表达思想。
虽然曼法鲁特没有与旧传统完全决裂，并受他所处时代和环境的局限，但他心地善良，有着痛苦的生活经历，广泛了解遍于民族各阶层中的贫困，这使他具有怜悯之心，对社会有着痛切了解，进而谴责它的丑恶，号召改良。因此，曼法鲁特是个社会作家。
曼法鲁特深切地感觉到自己的社会使命，以一种与他能力不相称的忠诚来执行它。一个社会作家必须全面、正确地观察现实，既看到它的弊端、不足，也不忽视它的好的一面。但曼法鲁特的目光被悲观所障蔽，他只看见社会悲伤痛苦的一面，只看到道德生活的巨大悲剧，他的社会性作品蒙上一层悲观阴影，他把埃及社会面貌写得过分黑暗，因此，与良好的主观愿望相反，他未能在他所剥揭的疮口上敷撒鼓励和乐观的良药。此外，作为社会作家，必须具有广博的文化和对人民心理的深刻了解，然而曼法鲁特的文化有限，他的文学修养不过是阅读报章杂志。他虔诚地信仰自己的宗教，对其他宗教十分轻蔑。他的思想浮浅，仅仅依靠个人经验，未用科学的方法加以陶冶。他运用的是病态的感情，而不是正确的理智。但他的动机纯良，将全副心力和笔力用在民族和宗教的改良上，竭力抵御西方腐败对东方的影响，号召穆斯林为复兴和解放而斗争，同情妇女，痛切地针砭他所看到的时代弊端和社会丑恶现象。
在曼法鲁特看来，小说不过是达到按预定计划改良社会的一种手段。因此，我们看到他从痛苦的现实生活和激烈的感情冲突中吸取题材，构画出挚爱、贫困、失望、死亡的场面和道德混乱引起的无数悲剧。他求助法国文学，从它借取高尚爱情、英雄主义和崇高企望的场面。在借取的小说中他没有忘记社会目的，加以巧妙安排，表现出了自己的特色和社会的要求。
曼法鲁特有限的文化，没有使他具备能创作出真正故事文学的条件。他的故事缺乏分析，不吸引人，不善于运用典型、情节和引人人胜的手法。也许某个充满感情色彩的场面，他只用几句干巴巴的话就将其结束。但有时他也善于简练的叙述，能从物质上描写贫困，在这方面，他的个人实践和他温柔的心帮助了他。
有的作家的声誉是建立在思想的深刻和内容的精美、新颖上，这确保了这些作家在当时和以后在世界文学中的不朽地位。有的作家的高超只是表现在写作风格上，因此，他们的影响是暂时的，他们的名声转瞬即逝，他们的著作只是他们民族的财富，一旦译成别的语言，其价值便立即消失。曼法鲁特属于为一个民族而写作的作家，他以风格而不是内容取胜。他的风格只保证了当时人们对他的评价，而不能把他提到不朽人类文学价值的高度。
无疑，曼法鲁特的这一风格是从阿拔斯时期散文艺术中借鉴来的。伊本·穆格法的一气呵成，阿卜杜·哈密德的抑扬顿挫；贾希兹的和谐自然，这些长处都被他吸取，并以此为基础，融人了受自己个性和所选题材启示的新手法，如忧伤时候的悲婉哀沉、壮烈场合的雄辩之声，以及从人和自然本质深处攫取的比喻和描写等。
曼法鲁特用他的心灵和信仰进行写作，字里行间饱蘸着他的个性和温柔的感情。那一行行哀伤、悲愤的话语，回响着这位热爱祖同、致力改良社会、虔信宗教并为之奋斗的忠诚战士的心声。因此，尽管他的作品有某些不足和缺陷，但他的风格仍然产生了深刻影响。这风格对于批评阿拉伯散文僵化的人是一个有力的回答，也是青年一代知识分子效仿的典范。曼法鲁特为写作开拓了一个适合近代阿拉伯心理的新领域。
苏莱曼·布斯塔尼（1856—1925/1273—1344）
生平苏莱曼生于黎巴嫩的伯克什蒂。早年在贝鲁特国民学校学习阿拉伯语和古叙利亚语，通过自学，还懂得英、法、德、希、意、葡、西班牙、保加利亚、匈牙利语。他研究过数学、化学、法律、农业、商业、冶金学和社会学。
他曾在国民学校任教，并在某些报刊上发表文章。在与文学家的交往和大量阅读书籍中，他获得了广博的文化知识。他希望通过旅游增进对外国文化的了解，进一步丰富自己的知识，于是只身到伊拉克和阿拉伯半岛各国游历，与贝督因人广泛接触，了解他们的世俗风情。回到贝鲁特后，他与赛里姆·布斯塔尼共同编纂了《知识大全》。之后，他在巴格达与一位迦勒底贵族女子结了婚，婚后定届埃及。在埃及，他决心翻译《伊里亚特》。1887年，他开始动笔，以后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这项工作始终伴随着他。在花费了巨大的劳动之后，1895年夏他和家庭居住在伊斯坦布尔郊区时，终于完成了全书的翻译工作。以后他又对全书进行了极细致、极全面的、有价值的注释和补遗。1903年春末完成了注释和前言后，于1904年印行，献给他的父亲纳迪尔·布斯塔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