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出身
1933年11月24日，沙里亚蒂出生在离呼罗珊省省府马什哈德大约70公里一个名叫马兹南的小村庄，一个宗教和文化色彩浓厚、有家学渊源的家庭中。
他的曾祖父是当地有名的大阿訇，曾在当时的著名宗教圣地布哈拉、纳贾夫和马什哈德等地的宗教学校接受传统教育。沙里亚蒂在回忆文章中说，他的家族之所以能在马兹南这个地方留下来，完全是因为曾祖父的“学问高深”以及“令人仰慕的”品德。在曾祖父来到马兹南小村子之前，这里的人祖祖辈辈都是文盲，没有任何教育和对外联系。当地人为了沙里亚蒂的曾祖父能留下来，特地给了他一栋房子让他居住。但是曾祖父并未感到快乐，而是为自己没有什么用处“感到惭愧和不自在”。在祖父的强烈要求下，当地人又为曾祖父专门建起了一座清真寺学校，并把孩子都送到这所学校读书。不仅孩子们跟着曾祖父读书，当地的大人也跟着曾祖父认字和学习《古兰经》。“一旦他能走上讲台给一大群老老少少的学生讲课，他的生命便就有了意义。”这位大阿訇的长子、沙里亚蒂的祖父也继承了上一辈的教书衣钵，继续在这所学校里当一名“教师兼教士”。这个家族在本地以“宗教上的虔诚”、“社会上的责任感”和“生活上的节俭”而深孚众望。但是，真正对沙里亚蒂产生影响的，还是他的父亲穆罕默德·塔齐·沙里亚蒂。
父亲上面有两个哥哥，少年时代都离开了家乡到外面求学和谋生。于是，父亲也踏上了哥哥的路子。1928年，礼萨国王的“统一服装法”颁行之后，父亲也到了宗教圣城马什哈德，与两个哥哥一起进入马什哈德最著名的清真寺苟哈沙德清真寺的宗教学校学习传统宗教和文化课程。当时，这个宗教学校的学术声望仅次于纳贾夫和库姆城，而且这里也是什叶派第八伊玛目里萨的陵墓所在地，所以，直到今天，马什哈德仍然是什叶派穆斯林的圣城和学术中心。1933年，由于儿子沙里亚蒂的出生，他不得不在继续求学的同时，也在本地的世俗国民小学代课，挣点钱补贴家用。1936年，马什哈德的苟哈沙德清真寺被礼萨国王亲自率领的部队袭击之后，沙里亚蒂的父亲彻底结束了宗教课程学习，到当地一所国民初级中学做专职教师，开始了教书生涯。沙里亚蒂在《卡维尔》一文中回忆说，他的父亲完全可以跟那些受过中等程度以上教育的同龄人一样，进入国家司法部系统谋个差事，但他终于没有这样做，因为他觉得做个教师可以为社会做出更大、更多的贡献。沙里亚蒂后来也走上了父亲的道路，一辈子从事教书职业。这样算来，到沙里亚蒂，这个家族至少四代人都是从事教书这个职业的。
沙里亚蒂在回忆中称，从父亲开始打破了这个家族两种传统的生活方式：第一，完成学业后，既没有像两个哥哥一样回到乡下工作，也不再重复他的上辈那样回到家乡以教书为业；第二，尽管父亲的学术水平达到了一个专业教士的程度，但他还是选择了“穿西装、戴新式帽”，而不是那种“长袍”和“头巾”之类的传统着装。父亲接受的是传统教育，而行为外形上，却能跟上时代。由于国家的“现代化”和“世俗化”已经铺天盖地地席卷社会各个领域，全国的宗教教育也迅速走向萎缩，父亲不得已又进了一所新办的国民中学教书，但他从来没有接受国家的“正式聘用”，而是在国民中学承担临时的品德（宗教）课程教学。沙里亚蒂说，父亲体现了“新旧交替时代”“思想和行为方式的混合”，也就是说，在父亲身上，既有传统知识分子的痕迹，也有新时代的新气息。不管怎样，父亲还是把教书这一祖业继承了下来。在当时，很多人都进了政府部门，享受国家提供的稳定收入和良好的生活条件，可是父亲仍然保持清高的姿态，不愿随波逐流，而以教传统的宗教课程来谋生。父亲的这一做法在沙里亚蒂的眼中，被理解为教书育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才使父亲这么做的。沙里亚蒂还解释说，正是因为父亲有使命感，他才主动放弃到政府部门工作的机会，并且为了与青年更好地交流，“他需要研究青年人感兴趣的文学作品，学会用青年人惯用的语言和用语，当然也要像青年人一样穿上富于时代感的西装”。因此，沙里亚蒂接着说，教书对父亲来说，不再仅仅意味着生活上的“职业选择”和“谋生手段”，更意味着体现“社会责任”、参与“社会变革”、关注“社会进步”的一种志向。
1941年是伊朗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时期。这一年8月，盟军为了牵制“纳粹”德国在中东寻找战略同盟，防止对苏联和英国在印度利益产生威胁，最重要的是出于军事战略需要，苏、英、美分别从北部和南部实行“分区占领”，亲德而强硬的国王礼萨汗被盟军废黜，流亡海外。盟军对伊朗军事占领所带来的政治冲击波，立刻造成了伊朗历史上出现了专制权力的真空，国家好像一下子进入了民主时代，各种政治势力纷纷抬头，文化宗教团体如雨后春笋出现。政治环境的急遽改变迫使每个人都要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以及先前自我设定的人生目标和人生意义。在这一新形势的驱动下，沙里亚蒂的父亲对教师职业的热爱一下子发生了变化。他重新确立的志向是：不仅捍卫伊斯兰，而且还要重新定义一个“复兴的”伊斯兰，一个与现代社会进步相融合的伊斯兰，一个让所有具有社会意识的青年人感兴趣的伊斯兰。“他的任务是艰难的，因为他所理解的伊斯兰不同于教士们所拥护的伊斯兰。他对卡什拉维关于什叶派教义的批判表示同情，对人民党在许多问题上的立场也持同情态度。他与卡什拉维同样认为，什叶派中有些仪式和做法是非理性的，非逻辑的，与‘真正的什叶派’无关，都是后来在萨法维时代逐渐兴起的。他赞成人民党所提出的，在反对唯物主义哲学观的同时，追求正义和平等、反对剥削和压迫的政治社会主张，认为这些主张都是符合伊斯兰基本精神的。尽管沙里亚蒂的父亲有着非正统思想，但他的行为反而得到当时最著名的、最有声望的宗教领袖布罗吉尔迪（也是伊斯兰革命领袖霍梅尼的老师，霍梅尼之前库姆神学院的最高精神领袖——引者加）的基本赞许。”
父亲不仅是生活严谨、勤奋好学的人，而且还是一位《古兰经》注释学家，曾出版过《古兰经》注释方面的专著。更重要的是，父亲对《古兰经》的一套解释不是按照正统乌里玛的那一套，而是在解释《古兰经》时结合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现象和问题加以发挥。有材料说，沙里亚蒂的父亲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是一位很有成就的“伊斯兰现代主义者”，印度穆斯林诗人、哲学家、社会活动家艾克巴尔的第一本波斯文版翻译作品《自我的秘密》在伊朗出版就是在沙里亚蒂的父亲亲自推动下完成的。父亲不仅思想上有现代意识，而且还身体力行地参与社会活动，有着强烈的社会关怀。伊朗历史上第一个民间宗教学术研究机构“伊斯兰真理宣传中心”（1947年成立）也是在他的直接组织和领导下成立的。后来他还参与组建了伊朗最有规模的伊斯兰社会主义性质政党“有神论者社会主义运动组织”，在1953年“8·19”政变前后，坚定地站在摩萨台一边，并担任摩萨台领导的“民族阵线”和摩萨台支持者成立的“非法”组织“民族抵抗运动”马什哈德支部的主要领导人。父亲一生中两次被巴列维王朝批捕，比儿子沙里亚蒂仅少一次。他也是伊朗近代思想史上的一位文化名人，只不过儿子过于耀眼的光环遮挡了父亲。
父亲书房中的藏书曾经给沙里亚蒂留下了许多深刻而美好的记忆。
沙里亚蒂是家中的独子，父亲自然对他寄予厚望，平时对儿子也是启蒙、督导，管教严格。父亲严谨的生活、才情、学术、社会交往和政治倾向无不对儿子沙里亚蒂幼小的心灵产生深远的影响。沙里亚蒂在回忆中称父亲是他的“第一个真正的启蒙老师”。
教育背景
沙里亚蒂在回忆早年教育时颇为自豪地说：
大约在宪政革命前80年的时候，我的曾祖父在家中跟从他的舅父阿拉马·阿马那巴迪研究神学、哲学和教法学，曾经与哈西姆·阿斯拉争论过哲学问题。尽管曾祖父住在偏僻遥远、人迹罕至的乡村，但在德黑兰、马什哈德、伊斯法罕甚至纳贾夫的知识界皆具声望。特别在德黑兰，人们以天才相传，纳赛尔丁国王还亲自把曾祖父请到德黑兰，让他在德黑兰教授哲学。
我父亲破天荒地打破家世的传统——从乡下出来完成学业后再也没有返回乡下生活了。他留在城里生活，在这个城市泥淖里，用他的知识、爱和奋斗（Jihad）来维持他的品格……他是为我决定留下的，我是他在贫穷生活中所留下的所有资产的唯一继承人……他所有的希望都落在我一个人的头上，我在这一可怕的重负下，沉重地生活。
我父亲给我的精神打下根基。他教会我思考和做人的艺术。从母亲给我断奶起，父亲给我了另一种营养：追求自由、高贵、纯真、坚韧、信念、心灵纯洁的志趣和独立思考的习惯，也是他第一次引导和培养我对他的朋友——书籍的兴趣——它们是我幼年和少年时代最好的伙伴。父亲的书房是他的全部生命所寄，我在他的书房里逐渐长大和成熟起来。许多本应在成年时代、长期的生活经验中要付出巨大努力和代价才能学到的东西，父亲在那个时候就全教给我了。父亲的书房，我至今还保留着美好的记忆。
父亲书房中的各类藏书，尽管他不能完全读懂，但是，似乎这些书为他打开了通往“外部世界”、通向“精神世界”的一扇扇窗。“他经常读书到深夜，有时整个通宵，他的父亲为此非常担心他的健康。通过这样的自学，他掌握课程比同学多100课，比老师多99课，以致他小学六年级波斯文老师认为他的水平超过他的所有老师。”然而，他对学校的规矩和课堂教学的死记硬背非常反感，经常以迟到或课堂上的“自我阅读的快乐来抵消老师的精神折磨”。沙里亚蒂自幼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个性，喜欢自由阅读和思考的习惯，伴随他短暂而沉重的一生。
沙里亚蒂多次说他自己的阅读兴趣多有变化，某一段时期内，总有一些书对他影响很大，能够让他产生很多的联想和思考。从小学进入初中，他的书单也经历了几次重大变化。“他回忆他在小学时就读了各种各样的书，从雨果《悲惨世界》的波斯文版到法文作品集《昆虫记》各类书籍。他读过萨法里翻译的《维他命》和《电影史》以及爱哈迈德·阿拉姆翻译的《伟大哲学》。他的好奇心决不狭隘，他回忆他还读过有名的畅销书《喝醉酒的女人》。”
从1947年上高中的初中部开始，沙里亚蒂开始涉足哲学，主要是苏非主义哲学和其他种类的书籍。从这时开始直到1959年前往巴黎留学这13年中，他的阅读书目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哲学类”书籍。第二类是“苏非主义”著作。据他所说，阅读这类书籍是在阅读哲学著作导致一段精神消沉期之后。第三类是“政治类”书籍，时间大约是从1950年国有化运动开始的时期。第四类是他一生所热衷并耗费了大量时间的“文学类”书籍，尤其是现代自由体诗歌。尽管他的阅读兴趣在某段时期内可能有交叉，但是在1950年以后的一段时期，他是投入到政治著作中的。
进初中的第一年，似乎第一个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比利时象征派作家和诗人梅特林克。沙里亚蒂说，教他学会思考和探索那些“存在于眼前的现实背后真相”的人，正是这个外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他赞美梅特林克是引导他的目光超越事物外部的表象而达到背后的思想家。据他本人说，当他反思梅特林克的“蜡烛吹灭了，火焰去了哪里？”这句话后，他的热爱思考的神经系统被激活了。梅特林克可以看作是沙里亚蒂的第一位“精神导师”。梅特林克作品的主题是“死”、“精神之爱的升华”、“精神的至高无上”和“灵异论”，沙里亚蒂一生都关注这些问题，或许也可以从此追溯到梅特林克对他早年心理的影响。
1954年，当时还是马什哈德师范学校在读生的沙里亚蒂，开始在当地最有名的《呼罗珊日报》发表随笔文章，其中就有一篇是介绍梅特林克的。他在文章中赞美了梅特林克提出的关于“理性”、“创造”和“生命的目的”等重要问题。他写道：大多数人放弃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追求他们的普通生活，有些人满足于某一种答案，但是，只有像梅特林克这样极少数的人才努力去寻找这些“真相”。沙里亚蒂相信，梅特林克一定是一个神秘主义者，因为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到梅特林克也有苏非主义信仰：人类不论死前死后，总是朝向一个方向——归附于神。沙里亚蒂在《卡维尔》中说，经过一段时间的哲学思考，特别是在阅读梅特林克的著作基础上，他才逐渐转向苏非神秘主义哲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第一个激发沙里亚蒂对苏非主义产生浓厚兴趣的竟然是一位西方文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