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尔维奇是法国著名的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辩证社会学派”创始人，当时也是法国索尔邦大学的社会学教授。沙里亚蒂始终尊称古尔维奇为“杰出的社会学家”。从做人的角度来看，沙里亚蒂非常钦佩这位具有斗争意识的俄籍犹太人的勇敢和政治责任感。根据沙里亚蒂的传记作者及沙里亚蒂《我的偶像》一文所言，当古尔维奇还是一个年轻的共产主义者时，就曾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亲密战友”。斯大林攫取权力后，他被排挤出苏联政治领导层，随后流亡到欧洲，在欧洲，无论是“法西斯德国”还是“斯大林路线者”都曾悬赏抓捕他。有一天，古尔维奇收到一封来自被取缔的非法组织“法国秘密军队组织”的信件，这封信中，该组织发誓要在阿尔及利亚继续“反独立战争”，以死来威胁他在阿尔及利亚独立问题上的立场。沙里亚蒂在文章中说，这位老人在上课时非常“蔑视和反抗地”告诉自己的学生，他将“与那些不愿意让阿尔及利亚国家独立的人斗争到底”。在古尔维奇身上，沙里亚蒂看到的不仅是一位知识渊博的教授和知识分子，而且还是反对社会不公的“十字军战士”。在沙里亚蒂看来，“专业知识”和“社会责任感”的两者结合正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本质要求和内在规定，由此，他认为古尔维奇是一个“值得学习的榜样”。
沙里亚蒂也把自己一些重要思想的形成归因于古尔维奇教授的影响。在巴黎的5年时间里，他总是认真、准时地听这位社会学家的课。他回忆说，同学们说他是古尔维奇的忠实信徒，或者是“古尔维奇学家”，通过取笑他来嘲弄古尔维奇，因为古尔维奇上课经常跑题，喜欢借题发挥，加上他又有着浓厚的俄罗斯口音，这些都为他的学生们提供了不少笑料。但在沙里亚蒂眼中，古尔维奇则是“一位具有世界水平的天才社会学家”。
古尔维奇的课堂使沙里亚蒂知道了各类“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和社会学家的名字和观点。古尔维奇上课时，首先用马克思的方法来分析一些社会学概念，然后，列举出那些非马克思的观点，最后才提出自己的观点。古尔维奇的社会学著作《社会阶级研究》是他去世前的1966年在索尔邦大学的讲义结集而成，其内容表明，沙里亚蒂当时在这位社会学教授的课堂上，接受的是详尽的、到他那个时代的所有的社会学观点和争论。看来，从这位长期拥护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方法的基本原理的法国教授那里，沙里亚蒂不仅知道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而且知道了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从伯恩施坦、考茨基一直到列宁、布哈林和卢卡奇。在古尔维奇的课堂上，或许对沙里亚蒂来说，不仅是平生第一次听说了不同的社会学思潮，而且还是第一次听说了帕累托和马克斯·韦伯等他后来经常引用的著名社会学大师。从古尔维奇那里，沙里亚蒂还学到了表达思想和概念的“学术技巧”。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沙里亚蒂从这位法国社会学教授那里获得的最大收获是他完全接受这位教授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包含许多“无需证明的公理和起码的常识”，并因此是长期有用的。不过，马克思主义有许多“矛盾的东西”和“不完美”之处。古尔维奇相信，要想更加全面地定义“社会阶级”，那么，必须考虑到“社会阶级”有更多的其他特征。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仅仅用“经济因素”来定义“社会阶级及其社会表现”，所以马克思忽视了“社会心理因素”和“文化特异性”在不同国家中对“社会阶级的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古尔维奇认为，这样的疏忽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重要缺陷。沙里亚蒂在后来的文章、演讲和讲座中，一再批评马克思主义忽视了作为上层建筑的宗教的反作用以及马克思主义忽视了“人的自由意志”，这些观点都与这位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法国社会学教授有直接的源流关系。
古尔维奇的反斯大林态度，也强化了沙里亚蒂一以贯之的反苏倾向。远在他来到巴黎之前，沙里亚蒂便反对亲苏的人民党及苏联。在来巴黎之前，他曾与国内的伊斯兰社会主义组织“有神论者社会主义运动组织”有过密切联系，已经开始阅读社会主义的书籍和一些社会主义者的作品。留学巴黎期间使他能够接触到各种倾向的社会主义作品，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蒲鲁东的“道德主义的社会主义”（Moralistic Socialism），即强调社会主义制度的“道德前提”和对“个人权利”的重视。在这里，他找出了蒲鲁东本人的著作和介绍蒲鲁东的著作，认真地加以研读。回到伊朗后，他经常援引蒲鲁东的观点来批评马克思。1973年沙里亚蒂被捕之后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反对伊斯兰》长文，对马克思主义提出系统的批判，其中，把“极端集权的苏维埃国家”以及“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对人性的压制”，都归结于马克思主义对道德、宗教等上层建筑缺少应有的重视所致。沙里亚蒂说：“我们无法建造一个天堂而违背人民的利益，也就是说，以牺牲人民利益为代价来造上一座人间天堂的，这是无法想象的。但是这样的事恰恰就出现在要建设共产主义天堂的苏联国家。这是马克思对宗教和精神作用的忽视，给东、西方世界带来的最糟糕结果之一。”在其他演讲和文章中，沙里亚蒂也一再对马克思主义在这一点上的“不完美”进行批判。作为一个穆斯林，阿里·沙里亚蒂从自身信仰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倾向一直持反对态度。
根据沙里亚蒂的回忆文章《我的偶像》和沙里亚蒂的传记作者所言，他在法国留学期间，还有一位法国著名东方学家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位东方学家就是著名的伊斯兰研究专家雅克斯·柏克。在1963~1964年学年期间，沙里亚蒂甚至在拿到博士学位之后，还旁听了柏克的伊斯兰社会学课程。
1964年初，沙里亚蒂的几个政治朋友找到他，想争取柏克参加伊朗人当时正在筹建的海外政治组织“伊朗政治犯保护委员会”。巴尼·萨德尔（革命后任伊斯兰共和国首任总统）回忆说，那时，沙里亚蒂与柏克的关系相当好，结果沙里亚蒂安排了萨德尔与柏克在法兰西学院见面。柏克非常亲切地欢迎他们两人的到访，并且建议说，如果能得到萨特担任在法国的这个“委员会”的主席，那是非常有用的。后来，按照柏克的建议，他们找到萨特，萨特也接受了他们的请求。
沙里亚蒂在《我的偶像》一文中说，柏克“让我明白了什么是宗教，以及到底应该如何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观察世界。这一非常重要的教诲，是我最大的收获，我在伊朗所学到的数以千百计的无用的事实转变成有用的、重要的概念，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文字的意义是变化的”。沙里亚蒂回国后在马什哈德大学文学系开设的“伊斯兰学”专业课以及以讲稿为基础整理出版的《伊斯兰学》一书经常提到柏克的社会学方法。20世纪70年代后，沙里亚蒂又在德黑兰侯赛因宣教堂开设了“伊斯兰学”系列讲座，在讲座第一讲中，开门见山就说要感谢这位法国社会学教授对他的“启发和帮助”。那么，这位法国的伊斯兰研究专家在哪些方面给了他“启发和帮助”呢？
柏克曾经提出了文字意义有“隐性”和“显性”之分的“意义等级”理论，认为在宗教经典和文学作品中，即便文字具有唯一永恒的“显性”意义，但这些文字背后的“隐性”意图还是应该随着不同环境和不同时代而相应改变。换句话说，一本古老的“死书”，只要能根据时代和环境的变化重新解释，把“隐性”挖掘出来，就可以变成对社会和生活有用的“活书”。实际上，这种理论在今天看来，实在算不上什么高深理论，“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自然也就不同，这是现代解释学的常识。可是，这一理论对沙里亚蒂来说，可能意味着一场方法论上的“革命”：只要我们对文字从一个新角度来把“隐性”意义挖掘出来，便可以把“消极的闲谈资料和蒙蔽民智的工具”变成一种推动和造就“社会政治变革的工具”。沙里亚蒂对伊斯兰的重新解释，可以说从柏克这一“意义等级”中找到了理论依据。柏克的“意义等级”理论激发了沙里亚蒂的“概念嫁接”天赋，使他可以把穆斯林生活中常用的文字和语汇加以重新解释，加以发挥，“从轻柔的催眠曲变成强大的电流冲击波”。伊朗什叶派穆斯林历史记忆中久存的“顺从”、“随遇而安”、“宿命论”和“消极”的文字和概念，经过这种“意义等级”方法的改造，便可以重新焕发出生命力。沙里亚蒂回国后，从马什哈德大学讲授“伊斯兰学”的第一天，就开始把这一“理论”用于自己的“伊斯兰文艺复兴”事业。通过重新对传统伊斯兰概念深刻而激进的解释，沙里亚蒂成功地激活了什叶派教义。当“一神教”、“多神教”、“宗教”、“创制”、“真主独一”、“渴望”、“祷告”、“正义”、“隐遁”等这些宗教概念一旦被赋予了现代的、有变革倾向的社会政治内涵时，便可以成为青年知识分子的“有意义并且有用的概念”。当这些消极和被动的“意义”从传统的伊斯兰教中被消除后，这些概念自然会变成革命的电流和火花。沙里亚蒂对传统宗教概念的激进解释，并赋予其现代内容，从方法论上来讲，柏克对他的启发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