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2007年12月18日，日本新潟大学人文学部教授关尾史郎先生给我来信（E_mail），特别提到在文物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青海文物》中，发现了一件题为《唐敦煌经卷》（图版129）的敦煌写经，是1984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捐赠的，认为可以据此证明中国的青海也藏有敦煌文献。又据同信告知，2007年12月6日～13日，关尾史郎先生与日本法政大学文学部教授小口雅史先生前往波兰的克拉科夫和德国的柏林调查，在波兰的克拉科夫市立图书馆，听说该馆藏有三件敦煌写经，可惜因种种原因未能阅览（另参关尾史郎先生所写访欧日记，刊于关尾史郎先生个人网页：http：／／sekio516．exblog．jp／）。据说小口雅史先生正在就此申报项目，准备再次前往。而我们对于中国的青海和波兰的克拉科夫是否藏有敦煌文献，可以说一无所知。
另外，2007年，日本东洋文库的内陆アジア研究班申报了一个名为“敦煌、吐鲁番汉语文献の特性に关する研究”的项目，到目前为止，已组织了两次“中国唐宋文物视察团”（唐宋文物考察访中团），对中国国内有关博物馆、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进行调查。2008年3月6日晚，我应邀参加了第二次“中国唐宋文物视察团”成员、著名敦煌学家土肥义和先生和著名吐鲁番学家片山章雄、石田勇作等先生在北京专门为我准备的宴会，席间座谈，了解了该视察团对中国国内有关博物馆、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进行调查的一些情况，深感日本同行调查工作之全面和细致。我想，如果我们不急起直追，不用多久，日本同行对中国国内有关博物馆、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情况的了解，就会远远超过我们自己了。
如所周知，无论从事何种科学研究，都需要全面掌握信息和资料。为此，我以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应担当重任，组织专门力量，申报关于敦煌文献调查的重大项目，至少应先对中国国内有关博物馆、图书馆进行一次拉网式排查和梳理，完全、彻底地弄清自己的家底。只有全面掌握敦煌文献的信息和资料，才能更好地把握敦煌学的继续发展的脉络。
二、敦煌文献的公布还须再接再厉
前面曾经提到：21世纪伊始，伦敦、巴黎、圣彼得堡和北京四大收藏中心收藏的敦煌文献已经完全公布或即将完全公布，中国和世界的博物馆、图书馆及大专院校散藏的敦煌文献的公布也已完成大半。可以说，敦煌藏经洞原藏文献的绝大部分已经为我们所知了。然则，我们是否可以安于现状，对敦煌文献的公布不再继续关注呢？我以为不仅仍须继续关注，而且还须再接再厉。这是因为，中国和世界的博物馆、图书馆及大专院校散藏的敦煌文献，凡是尚未公布的，一般都是有一定难度的。譬如：
北京故宫博物院散藏的敦煌文献，实际上很早就为学界所知，但由于种种原因，学界同行一直难窥全豹，甚至一份完整的藏品目录也见不到。2006年1月，我正式调到故宫博物院研究室工作，在柴剑虹先生的督促下，才与同事合作，完成了一份“目录”和一份“提要”（即：王素、任昉、孟嗣徽《故宫博物院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目录》，《敦煌研究》2006年第6期，173～182页；又，同氏《故宫博物院藏敦煌吐鲁番文献提要》［写经、文书类］，《故宫学刊》第3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561～581页）。但谈到整理、公布，仍决非易事。因为，同年，我领衔申报了一个名为“故宫博物院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的为期三年的项目，很快得到了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的批准，并提供了充足的经费。然而工作开始，就遇到调研、摄影及部门间沟通等多方面的困难。其中经历的曲折艰辛，不足为外人道，这里也就不说了。总之，要想将故宫博物院散藏的敦煌文献整理、公布，确实是有一定难度的。
首都博物馆散藏的敦煌文献，情况与故宫博物院不尽相同。首都博物馆散藏的敦煌文献，过去一直不为学界所知。譬如该馆研究馆员叶渡先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就曾撰写《西晋写本〈孝经〉残卷初探》一文（原载《首都博物馆文集》第7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1～8页，收入《首都博物馆十五周年论文选》，北京地质出版社，1996年，200～207页），介绍该馆收藏的敦煌出土西晋写本《孝经》，而学界几乎从未留意。郑阿财、朱凤玉伉俪主编《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1908～1997）》（台北汉学研究中心，2000年），号称收罗宏富（参阅荣新江《评〈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1908～1997）〉》，《汉学研究通讯》第19卷第4期，2000年，649～651页），却未见该文目录。最早收录该文目录的，是关尾史郎先生所编《中国国内、敦煌文献所藏机关および图录、目录类一览（稿）》（原载关尾史郎［代表］《敦煌文献の总合的、学际的研究》，平成12年度新潟大学プロジェクト推进经费［学际的研究プロジェクト］研究成果报告书，2001年，52页，后去“稿”字，收入关尾史郎［代表］《中国国内所藏敦煌、吐鲁番文献の历史学的、文献学的研究》，平成14年度～平成16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研究成果报告书，2005年，9页）。而最早发现首都博物馆藏有敦煌文献的，是饶宗颐先生。2001年，饶先生去该馆参观，该馆赠给饶先生一册新编《首都博物馆二十周年纪念馆藏精品撷英》（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饶先生从中发现了前述敦煌出土西晋写本《孝经》（参阅饶宗颐《索紞写本〈道德经〉残卷再论》，《首都博物馆丛刊》第17期，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1～2页）。2002年1月17日和2005年2月25日，经任昉女士推荐（任女士与叶渡先生是同学），我与荣新江先生及其高足余欣氏，受该馆邀请，先后两次去该馆为所藏敦煌文献做鉴定，并合作完成了两份“目录”（即：余欣、王素、荣新江《首都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经眼录》，《首都博物馆丛刊》第18期，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年，166～174页；又，荣新江、王素、余欣《首都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经眼录［续］》，《首都博物馆丛刊》第21期，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年，126～137页）。但谈到整理、公布，也决非易事。主要原因是，首都博物馆没有从事敦煌文献整理的专门人才。我曾有意帮助该馆整理、公布这批敦煌文献，但苦于无法跨馆申报项目，而最终不了了之。由此可见，要想将首都博物馆散藏的敦煌文献整理、公布，也确实是有一定难度的。
聊以自慰的是，在柴剑虹先生的督促下，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完成《中国散藏敦煌文献分类目录》一部，已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于2007年10月正式出版，故宫博物院和首都博物馆散藏的敦煌文献目录首次被该书分类收入，堪称意义重大。至于再接再厉，整理、公布，恐怕还需要一定时间和某种机缘。
三、敦煌学的学术史应进行系统清理
现在强调学术要与国际接轨，因而学术史的清理十分重要。20世纪结束之际，很多学科都对本领域的学术史进行了系统的清理。譬如：英年早逝的沈颂金氏，撰写的《二十世纪简帛学研究》（学苑出版社，2003年），对简帛学的学术史所做的清理，全面而系统，受到学界的赞赏。胡戟、张弓、李斌城、葛承雍等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对唐史的学术史所做的清理，范围较广，系统较强，也受到学界的好评。而从敦煌学来说，学术史的清理却做得很不够。早年林家平、宁强、罗华庆等先生编写的《中国敦煌学史》（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对敦煌学的学术史所做的清理，为条件所限，范围较狭，系统较弱，难免受到学者质疑。当然，对敦煌学的某些专门领域的学术史所做的清理，也是非常不错的。譬如荣新江先生的《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对敦煌学的归义军史的学术史所做的清理，中外兼顾，全面系统，堪称典范。虽然曾有学者私下议论，说书中对个别研究者的论文有所遗漏，但我知道，那是荣新江先生不同意该研究者的观点而有意进行的回避，实际上算不得什么问题。类似《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的论著还有一些，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然而，对于敦煌学来说，仅有这些针对专门领域的学术史进行系统清理的论著，恐怕是远远不够的。
近些年来，由于敦煌学的学术史的清理做得很不够，导致原创性研究日益减少，重复性研究日益增多。这种重复性研究主要表现为：不知前贤已有研究，而以为是自我作古，由己原创。这种重复性研究最受国外学者诟病。此外，还有自我重复的。譬如某学者新近发表的《敦煌遗书S．2838〈维摩诘经〉的题记研究》（《敦煌研究》2007年第1期，61～67页），与他15年前发表的《从S．2838写经题记看高昌麴氏王朝与敦煌的关系》（《新疆文物》1992年第1期，29～34页），不可避免地会有重复。而关于S．2838《维摩诘经》题记，朱雷先生较早就做过研究（《敦煌藏经洞所出两种麴氏高昌人写经题记跋》，原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9、10合辑，1988年，收入《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82～88页），我也曾就其中问题进行过探讨（《关于S．2838号文书的抄写地点》，《新疆文物》1992年第4期，76～79页）。如果已经对该题记的学术史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清理，我相信会避免很多重复研究的。
为此，我以为，对于敦煌学的学术史的清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应该予以重视。如果无法组织专门力量，也应委托某个机构，进行这项工作。只有对敦煌学的学术史进行全面系统的清理，才能保证敦煌学的继续发展不走弯路。
交叉学科研究
——敦煌学新的增长点
郝春文
郝春文，北京通州人，1955年7月出生。198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1986年同系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并留校任教。1999年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历史学博士。现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院长，兼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干事、《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通讯》主编。主要论著有《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1至7卷）、《中古时期社邑研究》、《敦煌社邑文书辑校》（合著）、《从冲突到兼容——中古时期传统社邑与佛教的关系》等。
从1909年我国学者刊布第一批敦煌资料至今，敦煌学已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值此之际，展望这门学科未来的发展趋势，当然是很有意义的事情。1998年，我曾对这一问题做过分析。现在看来，我当年的主要看法仍然没有过时。因此，本文仅对当年未作深入讨论的交叉学科研究问题做进一步说明。
敦煌学的出现，始自对1900年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按现代学科分类，敦煌文献的内容不仅涉及宗教、历史、语言、文学、民族等文科的诸多学科，还涉及医学、数学、天文学等理科的一些学科。所以，多科性或多学科交叉是敦煌学的本质特征。回顾敦煌学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出这门学科的内涵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丰富的过程，与此同时，其外延也在不断拓展。在上一世纪二三十年代“敦煌学”刚刚出现的时候，这一名词主要是指对敦煌文献的整理和研究。现在，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已被拓展为敦煌文献、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史迹和敦煌学理论等四个方面。随着敦煌学研究对象的拓展，所涉及的学科也增加了，其多科性或多学科交叉的特征也更加鲜明。这样看来，我们似乎可以将敦煌学称为交叉学科。
但是，敦煌学与我们一般所说的交叉学科也有明显的不同。一般所说的交叉学科是指不同学科在认识世界过程中，用不同的角度和方法为解决共同问题产生的学科交融，经过反复论证和试验产生的新的学科领域。其核心和实质是两门以上不同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互相渗透，渗透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同一问题。而敦煌学的多学科交叉则只是不同学科的材料在同一地域空间（敦煌）的交叉。这和敦煌学的因地名学特征有关。因为诸多不同学科的资料都是在敦煌发现的，所以敦煌也就成了敦煌学的特定空间范围，是敦煌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点和标志。如历史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从整体上看，这门学科不属于敦煌学。但如果用敦煌出土的资料或研究敦煌地区古代的历史问题，就属于敦煌学的范围；当然，用敦煌出土的资料或研究敦煌地区的古代历史问题也还仍然属于历史学的范围。这样，敦煌学就与历史学产生了交叉。其他如宗教、语言、文学等学科的情况可依此类推。所以，敦煌学是由在敦煌地域空间内交叉的诸多学科的相关部分组成的新的学科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