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黑水城文献研究或曰黑城学、西夏学虽然已经历时百年，但也只是在最近20来年才愈来愈以独立学科或曰一个专门学问的姿态活跃于中外学术舞台。在黑水城文献发现以来的百年时间内，相当长时期内由于信息的闭塞和主要文献收藏国文化政策的封闭性，黑水城文献的整体情况对多数人来说基本处于一种扑朔迷离的状态，人们知之甚少，以致有时候不免将敦煌文书与黑水城文献混为一谈，例如《俄藏敦煌文献》混入了一部分黑水城文献就是典型的事例。
当然，也有不少情况是因为黑水城文献自身在许多方面与敦煌文书存在接近或相似之处而被作为敦煌学外围学科、相关学科、交叉学科纳入了敦煌学者的视野，被视为敦煌学的一部分。所以，有些黑水城文献（包括西夏学）的信息就是通过敦煌学的信息平台发布的，有些黑水城文献研究的学术论文是通过敦煌学方面的专业期刊发表的，有些学者在主要研究敦煌学之外也同时涉猎一些黑水城文献方面的研究。例如在敦煌学信息平台发布刊登的有关黑水城文献（包括西夏学）信息方面，《中国敦煌吐鲁番学著述资料目录索引》第9页即刊有罗福萇的《俄人黑水访古所得记》，向达的《斯坦因黑水获古纪略》；《中国敦煌吐鲁番学著述资料目录索引续编》第22页刊有苏联学者缅希科夫著、中国学者王克孝翻译的《黑城遗书（汉文）诠注目录·导言（一）》，第113页刊有王三庆的《新史料——西夏文〈类林〉据译原典的发现》。此类信息甚多，无须赘举。
在敦煌学专业期刊发表黑水城文献研究论文方面，《敦煌研究》、《敦煌学辑刊》、《敦煌吐鲁番研究》、《吐鲁番学研究》等刊物都先后发表过数量不等的黑水城文献研究方面或与此方面有关的论文。例如《敦煌研究》1996年第3期发表有鲁多娃著、张之林译《哈拉浩特发现的中原风格的绘画作品》，1996年第2期有府宪展《敦煌文献辨疑录》，2001年第1期有宗舜《〈俄藏黑水城文献〉汉文佛教文献拟题考辨》，2004年第2期有李辉、冯国栋《俄藏黑水城文献〈慈觉禅师劝化集〉考》，2005年第5期有束锡红、府宪展《英藏黑水城文献和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的版本学术价值》等。据黄秀兰《西夏学研究20年文献计量分析》一文统计，截至2000年，《敦煌研究》发表西夏学方面的文章计有12篇，占全部发表论文资料869篇总量的1．38％。《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2期发表有马格侠《俄藏黑城出土写本〈景德传灯录〉年代考》和石坤《从黑城出土汉文文书看元亦集乃路的西夏遗民》，2006年第3期有陈瑞青《黑城所出宋代统制司相关文书考释》，2002年第2期有拙文《黑水城所出宋赵德成家状试释》等。《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七卷发表有杨富学《回鹘僧与〈西夏文大藏经〉翻译》、第十卷有沙知《〈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勘误》和拙文《火器发展史上的重要文献——新刊伪齐阜昌三年（1132）文书解读》。《吐鲁番学研究》2008年第2期发表有吴超《亦集乃路农业管理初探》一文。
主要从事敦煌学研究同时也兼做一些黑水城文献研究的学者则有荣新江、邓文宽、柴剑虹、金滢坤、杨富学、余欣等。荣新江有《俄藏〈景德传灯录〉非敦煌写本辨》、《〈俄藏敦煌文献〉中的黑水城文献》，邓文宽有《黑城出土〈宋淳熙九年壬寅岁（1182）〉具注历日考》，柴剑虹有《关于俄藏敦煌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几个问题——兼谈学习潘重规先生在“新亚”演讲体会》、《列宁格勒藏〈文酒清话〉残本考索》、《俄藏黑水城出土释道诗词写本简析》，金滢坤有《从黑城文书看元代的养济院制度—兼论元代的亦集乃路》、《〈俄藏敦煌文献〉中黑城文书考证及相关问题的讨论》，杨富学等有《西夏与丝绸之路的关系——以黑水城出土文献为中心》，余欣有《俄藏黑水城方术文献研究：以TK190〈推择日法〉为中心》等。
敦煌文书之所以有时混入黑水城文献，黑水城文献研究之所以与敦煌学有时纠缠在一起，被视为敦煌学的一部分，或被作为敦煌学的外围学科、相关学科、交叉学科，其原因不外乎以下两点：第一，这是由于二者的学科性质相近，都是中国近代新发现五大材料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五大新材料中学缘最近的两大学科。
我们知道，在中国近代新发现五大材料中，黑水城文献与敦煌文书在书写材料、形成年代、出土地点、发现时间等方面最为接近。就书写材料而言，殷墟甲骨文和汉晋简牍属于一类，都是硬质材料（殷墟甲骨文属于动物类的龟甲牛骨，汉晋简牍属于植物性的竹木简牍，二者虽有动植物的区分，但都是硬质材料则无区别）；敦煌文书、黑水城文献和内阁大库档案属于一类，都是软质材料，都是利用纸张书写或印刷的文献。就文献形成的时间以及对应的古代王朝而言，甲骨文所对应的朝代主要是殷周时期特别是殷商，简牍文献所对应的朝代主要是战国秦汉三国西晋时期，敦煌文书所对应的朝代是十六国南北朝隋唐五代北宋初期，黑水城文献所对应的朝代是唐五代宋辽夏金元（包括北元）时期，内阁大库档案所对应的朝代是明清时期。就文献的出土地点和保存地点而言，殷墟甲骨文主要是在中原地区的河南安阳，汉晋简牍主要是在西北地区的甘肃新疆内蒙，敦煌文书主要是在甘肃敦煌的莫高窟，黑水城文献主要是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的黑水城遗址，内阁大库档案则是在政治中心的京城皇宫。就文献的发现时间而言，殷墟甲骨文、敦煌文书和黑水城文献都是在1900年前后几年，内阁大库档案和汉晋简牍则稍后几年。
由此可见，在以上书写材料、形成年代、出土地点、发现时间四个方面，中国近代新发现五大材料中只有黑水城文献与敦煌文书同时具备既在书写材料、文字载体上完全一致，又在文献形成年代上衔接密切、交叉较深，还在文献的出土地点、保存条件上相近（都在西北地区，都因气候干燥而得以保存），并在文献的发现时间上接近（敦煌文书1900年发现，黑水城文献1908年发现），其他的殷墟甲骨文、汉晋简牍和内阁大库档案等新材料则不同时具备以上诸点。所以，在近代新发现五大材料中，黑水城文献与敦煌文书堪称是学缘最近的两个学科或曰两门学问。
第二，也是由于二者发现的国际文化背景相同，文献最初流散的命运归宿相似。敦煌文书与黑水城文献发现的国际文化背景就是一直持续至20世纪20年代、与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相联系的中亚考古探险和文化扩张活动。黑水城文献1908年首先由俄国人科兹洛夫发现，1909年继而又将所获大塔文献亦即黑水城文献的主体全部劫归俄国，最后入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今称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和俄国国家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冬宫）。1914年5月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从黑水城所获文书后来入藏印度新德里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也属于同样性质。敦煌文书虽然是1900年首先由中国人王圆箓发现，但其后来的命运由于外国探险家斯坦因、伯希和、橘瑞超、鄂登堡等的巧取豪夺，其主体和精华相继落入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等国的收藏机构和研究机构，只剩劫后残余入藏于北京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
敦煌文书与黑水城文献这种相同的背景和归宿，影响所及就出现了两种情况：一是不同的探险家将不同批次、不同地点探险所获不同的文献文物带回了探险家同一国籍的所在国，俄国科兹洛夫所获黑水城文献和鄂登堡等人所获敦煌文书最后入藏于同一机构——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就属于这种情况；二是同一探险家将同一批次不同地点探险所获不同的文献文物带回了同一收藏机构，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在吐鲁番、敦煌、黑水城等地所获文书文物最后都入藏于印度新德里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就属于这种情况。
以上两种情况又造成了两种结果，前一种情况即科兹洛夫所获黑水城文献和鄂登堡等人所获敦煌文书最后入藏于同一机构，无疑是《俄藏敦煌文献》混入了部分黑水城文献，造成了敦煌文书与黑水城文献混淆的一个基本原因；后一种情况即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活动的连续性以及将吐鲁番、敦煌、黑水城等地所获文书文物集中一处，实际上就迫使敦煌学学者在研究探险活动和探讨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来龙去脉、原始信息时必须要部分地涉及、了解、研究黑水城等地出土的文献文物，这也就是郭锋《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甘肃新疆出土汉文文书——未经马斯伯乐刊布的部分》、沙知《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以及其他一些敦煌学学者需要涉猎黑水城文献的一个基本原因。
二
前面主要是谈黑水城文献与敦煌文书的共同点和联结点，现在则想谈谈黑水城文献与敦煌文书或曰黑城学与敦煌学的区别点。不过，在探讨黑城学与敦煌学的区别点之前，需要首先对黑城学与西夏学的关系加以简单说明。
我们知道，学术界长期以来习惯以西夏学代称围绕黑水城文献研究而形成的专门学问，西夏学几乎成为黑水城文献研究的代名词。我们认为这一习惯认识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和狭隘性。所谓“西夏学”，根据目前学者们通行的用法，至少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围绕西夏文文献研究而形成的专门学问；二是指围绕西夏王朝研究而形成的专门学问。按照第一种含义，“西夏学”是围绕西夏文而形成、研究对象为单一文种的学问，凡是使用西夏文的文献和以西夏文文献为研究对象以及与此相关的论题，均应属于西夏学的范畴。
按照第二种含义，“西夏学”是围绕西夏王朝一代、研究对象为西夏单一王朝而文字不限于西夏文的学问，因为西夏王朝使用的文字还包括汉文、藏文以及其他文字等多种文字，凡是以西夏王朝为研究对象包括以西夏王朝各种文字文献为对象以及与此相关的论题，均应属于西夏学的范畴。要而言之，如果一分为二，西夏学或是指围绕西夏文文献研究而形成的单一文种的专门学问，或是指围绕西夏王朝研究而形成的单一王朝的专门学问；如果合二而一，西夏学则是指围绕西夏文和西夏王朝研究而形成的专门学问。无论如何，“西夏学”与“西夏文”和“西夏王朝”紧密相连，不可割裂。
但是实际上黑水城文献除了人们所熟知的大量西夏文和西夏王朝的文献之外，还有相当数量的非西夏文和非西夏王朝文献，仅《俄藏黑水城文献》汉文文献部分就包括有宋、金、元（包括北元）文献，并有少量的唐代、五代、辽代和伪齐文书，黑水城所出汉文文献的朝代构成有唐、五代、辽、宋、西夏、金、伪齐、元（包括北元）诸朝。因此，“西夏学”含义本身的局限性和狭隘性就难免与黑水城文献的客观实际冲突：“西夏学”一语所体现的单一文字含义不足以涵盖黑水城文献所包括的多语种的文字构成；“西夏学”一语所体现的单一王朝含义不足以涵盖黑水城文献所包括的多王朝的朝代构成；“西夏学”一语所体现的清一色西夏文和西夏王朝文献的含义均不符合黑水城文献非西夏文、非西夏王朝文献占有相当比例的事实。正是鉴于目前流行的“西夏学”一语不足以涵盖黑水城文献的性质，“西夏学”不等于黑水城文献学，因此我们主张围绕黑水城文献研究而兴起的专门学问不宜用“西夏学”来指称或代称，而应仿效敦煌学，定名为“黑水城文献学”，或简称为“黑城学”。
“黑水城文献学”或曰“黑城学”，是准确反映黑水城文献学术研究性质、完全涵盖黑水城文献文字种类时代构成而又名实相副的最佳学科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