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陆欧亚学研究的对像主要是历史上活动于欧亚草原及其周邻地区（特别是我国甘肃、宁夏、青海、西藏和小亚、伊朗、阿拉伯、印度、日本、朝鲜乃至西欧、北非等地）诸民族本身、及其与世界其它地区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交流和交涉。由于内陆欧亚（尤其是其核心地带）自然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其历史文化呈现出鲜明的区域特色。
内陆欧亚最主要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是绿洲和游牧。过去囿于资料，有关研究无法深入，正是因为敦煌吐鲁番文书、和田文书和佉卢文书等出土文书的问世，这方面的研究才得以深入。其中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进行的研究对于探究整个内陆欧亚绿洲和游牧这两种生产和生活方式本身，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上层建筑，特别是两者之间互动的形式及影响，有着无法替代的示范意义。
中国吐鲁番学的前辈和奠基人马雍先生的名篇《突厥高昌始建交考》，便是利用出土文书在这方面进行研究，取得开创性成就的典型。
内陆欧亚学的另一主题是内陆欧亚游牧民族的迁徙。这是一个内陆欧亚史上的经典课题。敦煌、吐鲁番自古以来就是欧亚交通的枢纽，也是历史上各游牧势力的必争之地。毋庸置疑，研究这个课题离不开敦煌吐鲁番文书，离不开已有敦煌吐鲁番学的成果。
内陆欧亚的其它课题，譬如内陆欧亚民族的渊源似乎与吐鲁番文书没有直接关系。但敦煌吐鲁番地区古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之地，十分明显，这方面取得的成果对于敦煌吐鲁番学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推而广之，内陆欧亚各种研究课题取得的进展，对于敦煌吐鲁番学的进步均有直接或间接的作用。
历史上，内陆欧亚许多民族的兴衰存亡、发生的许多事件在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的同时，也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变化。不仅仅研究内陆欧亚任何局部（如中亚或东北亚）的历史文化必须具有内陆欧亚的视野，研究敦煌吐鲁番文书，欲更上层楼，也必须有内陆欧亚的视野。
陈寅恪先生是敦煌学的开拓者、奠基人，他不仅为最早提出“敦煌学”一词的学者之一，而且身体力行，对敦煌文书进行了系统研读和深入探讨。他以对佛经的精熟及左右逢源、触类旁通的中亚文字功夫，从文化史的角度，研究佛经及佛经翻译作品对演说经义的文学作品的影响，不仅较罗振玉等据传统史籍考证佛曲更上一层，而且与东西洋学者相较，亦站在世界前列。这里只举他对《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及莲花色尼出家因缘的考证。比较敦煌汉文写本《金光明经》及其突厥文本、梵文本、藏文本、蒙古文本等的内容，寅恪先生指出，佛经首冠感应冥报，为西北昔年之风尚；《金光明经》之所以流传独广，是因为其义主忏悔，最易动人；佛教入中国后，冥报传，也从佛典附庸，演变为小说文学的鸿篇巨制。寅恪先生通过对欧亚多种文字写本的精确比勘，考释佛经内容、流传迹象，进而探讨佛经对文学的影响，如剥芭蕉，层层深入，不仅令人耳目一新，而且也奠定了寅恪先生为比较文学研究先驱者的地位。同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还有他的《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一文。敦煌写本《诸经杂缘喻因由记》记载了莲花色尼六种恶报，寅恪先生根据巴利文写本，指出敦煌本删去了莲花色尼与其女共嫁一夫，其夫即其所生之子的恶报。究其原因，是因为这种恶报与华夏民族传统伦理观念不相容，而佛教传入中国时，佛教教义中与中土社会组织及传统观念相冲突者，教徒多采取隐秘闭藏、禁其流布的方式，将莲花色尼七种恶报删去一种，即显著一例。寅恪先生的论述，高屋建瓴地揭示了佛教中国化的曲折历程。此二文均出入文史，贯通儒释，沟通中外，而所以能如此，其原因之一，是寅恪先生具有欧亚学的视野。自少年起，寅恪先生“廿载行踪遍五洲”，力学梵文、巴利文、蒙文、藏文、满文、波斯文、土耳其文、突厥文、回鹘文、吐火罗文、西夏文、朝鲜文、佉卢文、印地文、伊朗文、希伯来文等近二十种中亚西域及东方民族文字。从遗存笔记本看，他对藏文、蒙文、突厥文、回鹘文、梵文、巴利文等致力尤勤。在欧洲、北美，他承历史语言学、比较语言学蔚为大宗、风云际会之际，吸收西洋学者治东方学精华，更辟天地，在清末西北史地、佛典翻译基础上扩大视野，层楼再上，使传统的史学、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体现了古代欧亚文本解读及欧亚历史文化研究的世界先进水平。
寅恪先生多次强调，“盖今世治学以世界为范围，重在知彼，绝非闭户造车之比”。因而留滞海外数十年，对西洋学术的锐进及日新月异有切身理解和体会，力学其所长。但他治学并不是盲目步西洋人后尘，而是在吸收输入外来学说同时，结合中国传统治学方法，融会贯通，推陈出新，使之具有中国特色。寅恪先生所开创的，正是中国内陆欧亚学及敦煌吐鲁番学的新风气，而其融会中西所创长编考异之法，又是为中国内陆欧亚学及敦煌吐鲁番学治史者所辟的一个新途径。
著名古文字学者唐兰先生曾说：古文字学的功夫在古文字学之外。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敦煌吐鲁番学的功夫在敦煌吐鲁番学之外。那么究竟应该在哪里下工夫，我认为首先应该在内陆欧亚学上下工夫。敦煌吐鲁番学和内陆欧亚学可以说是天然盟友，是一种共生、共荣的关系。
总之，内陆欧亚学因敦煌吐鲁番学的兴起而充实提高，敦煌吐鲁番学因内陆欧亚学的开展而发扬光大。愿这两个领域的学者精诚团结，努力合作，不断开创这两个学科的新局面。
我的“敦煌学”经历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编辑回忆
唐耕耦
唐耕耦，1927年生，上海市南汇区人，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1964年山东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1965年5月至1986年3月在中国科学院（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1986年3月调北京图书馆敦煌吐鲁番资料中心，任副研究馆员，1989年评升研究馆员（1990年批准），同年退休。主要论著有《敦煌寺院会计文书研究》、《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一至五辑、《敦煌法制文书》、《敦煌唐写本姓望氏族谱残卷的若干问题》、《西魏大统十三年计帐文书及若干问题》等。
敦煌学产生百年之际，进宝同志要我交篇“笔谈”，今将我辑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以下简称《释录》）的一段经历写下应命。
一
我是而立之年离开工作岗位考上大学，并打算本科毕业后，进一步深造当研究生。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期间，除了规定的课程，抓紧时间阅读史籍。从《左传》读起，继而读《史记》、《汉书》，计划在大学本科期间读完二十四史，以期为当研究生打下基础。从师友口中得知隋唐以前，史料太少，研究困难；宋代以下，文献太多，难以掌握；隋唐资料适中，可以读完。我就以隋唐史为专业方向。在北大耳濡目染，尤其读了陈寅恪先生文章（陈垣《敦煌劫余录序》），听了向师觉民讲敦煌学课，知道敦煌文书对于唐史研究有重要作用。1961年北大毕业，考上山东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在业师王仲荦教授指导下学习隋唐史。同年十二月，我在济南购买到了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辑的《敦煌资料》第一辑，仔细研读，颇多收获。结合传统文献，写了《从敦煌文书看唐代均田令的实施》，作为研究生第一学年的学习汇报。得到业师肯定，鼓励我发表。我将稿子投给《文史哲》，该刊决定采用。1962年暑假回家探亲，路经上海。在上海图书馆，见到日本出版的《西域文化研究》第一、二、三册。这是集中日本许多著名学者整理研究大谷文书的高质量著作，一下子把我吸引住了。利用一周多时间阅读抄录大谷文书。回校后，将与均田制有关的部分资料，补充进了上述论文，因篇幅扩大，改在《山东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上发表（即《从敦煌吐鲁番资料看唐代均田令的实施程度》）。可见我学习研究隋唐史一起步就和敦煌吐鲁番文书结上了缘。
1963年11月，业师王仲荦教授被借调到北京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我跟随进京。利用北京图书馆藏敦煌胶卷，对《敦煌资料》第一辑的录文进行了校正，并移录了一部分敦煌资料。1964年春节，到北大燕南园给觉民师拜年。向老师得知我在当隋唐史研究生，嘱咐我一定要重视敦煌文书。我决定撰写完毕业论文，就上北图通读敦煌胶卷。可惜，不久奉命回山大下乡参加社教运动，未能如愿。
1965年由山东大学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我打算系统阅读敦煌文书，移录汇集资料，进行研究。但那时个人属单位所有，须服从组织安排，接连不断的临时任务，集体工作以及十年动乱，我的打算落空。
机会终于来了，1980年3月，我承担的《中国史稿》第三、四册编写任务全部完成，我有了自由支配的时间，就将重点投向敦煌学研究。同年末，我联合黄振华同志建议历史所成立了敦煌学研究组，申请到了一大笔经费，购买敦煌胶卷冲洗成照片，我被指定为敦煌研究组组长，科研处计划安排我和黄振华作为交流学者出访法英。后又接受了历史所领导交办的任务：修订《敦煌资料》第一辑。那时，唐长孺教授在北京主持整理吐鲁番文书。我不时去看望他，一次谈及修订《敦煌资料》第一辑，重新出版。唐师表示：池田温著《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已出版，再修订重版《敦煌资料》第一辑，意义不大（我的看法与长孺师同。在所领导布置任务时已谈了自己的意见）。不如将敦煌与吐鲁番文书合在一起，分类出版。当即商定，由唐师主编，朱雷同志和我协助。朱雷负责吐鲁番文书，我负责敦煌文书。唐师说：“敦煌文书由你负责。”并特别嘱咐：“如单独一人干有困难，可找一二人与你一起干，但千万不要找多了。人多了，反而增加麻烦。”这样，我就一面修订《敦煌资料》第一辑，一面按照朱雷同志撰写的编著体例，移录整理敦煌文书。后来出版的《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即起源于此。如果说《释录》的出版，多少有助于敦煌学研究，首先应归功于唐长孺教授。
二
《释录》的资料来源：一、英藏斯坦因胶卷；二、法藏伯希和胶卷；三、北图藏胶卷；四、俄藏敦煌文书；五、日本大谷文书；六、其他。
我的移录工作，首先从斯坦因胶卷着手，按编号顺次在阅读机上逐一摇查。
开始，移录什么，那些移录，那些不录，心中不大有数。但兴趣广泛，除宗教经典外，几乎都过眼一遍。移录重点为社会经济文书以及相关文书，内容远比后来的《释录》为广。斯坦因部分移录完，接着移录伯希和胶卷。那时，北京图书馆善本部阅览室尚无伯希和胶卷，我是在北图照相缩微复制组工作室内，利用该组的工作母片阅读移录的。并将我需要的文书胶卷编号做上记号，请技师洗印成照片。北图部分数量大，绝大部分为宗教经典，社会经济文书甚少。我限于时间，没有普查一遍，而是参考目录和书刊上的信息，找胶卷移录。俄藏敦煌文书、日本大谷文书是从已出版书刊上所附图版移录。此外，中国历史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天津艺术博物馆、敦煌研究院的是看原卷移录的，敦煌博物馆的是从照片上录的，台湾的也是从书刊上所附图版移录。
录文工作从1980年末开始，到1982年末，第一辑、第二辑录文定稿配上照片，编辑成册，送交出版社。1983年8月去兰州参加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前，第三辑基本定稿；其余部分包括第四辑、第五辑，以及后来删去的书仪、佛教目录等，有待分类定稿。我们原计划在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在兰州举行之前，出版第一、第二辑，带到大会上去。由于找不到排繁体字的工厂而未能实现。于是，改变计划，准备在兰州会议之后，进一步补充订正。第一，将历史所（由我操办）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资料中心已经洗印和正在洗印的全部照片（包括斯坦因、伯希和、北图的）过眼一遍，与已有录文核对，遗漏的补上，误讹的订正。第二，历史所科研处早已安排我和黄振华作为交流学者，出访法英。我们可以在作好充分准备的基础上，有目的、有计划地查阅法英两国所藏敦煌文书，订正录文，补充新的资料。这样，《释录》内容可以进一步充实，录文的质量可以提高一大步，图版的清晰度也可能改善。
除进一步补充完善《释录》外，我和黄振华还计划将洗印的照片分门别类集合一起，约请所内外专家和有志于敦煌学的青年学者一起工作，或做专题研究，或做集录校注，予以出版。非汉文部分，待洗印出照片，由黄振华同志翻阅后，再筹划如何开展工作。我国敦煌学研究落后，其原因不是没有人才，而是缺乏资料，缺乏安定的政治环境。而今改革开放，政府和学术界都重视敦煌学。我们相信，这样做，一定会得到学界欢迎，通力协作，取得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