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不仅国内有关领导部门对全面整理出版敦煌文献的意义缺乏了解，国内出版界和有关收藏单位也对此认识不足。在80年代以前，国内各收藏单位所藏敦煌文献，除北京图书馆拍摄过缩微胶卷外，基本上都未将藏品影印出版。其中原因很多，但最主要是认识上和体制上的问题。如北京图书馆的藏品，长期缺少经费进行全面修复保护工作，有的卷子纸张很脆，难于展开。我曾两次陪同国外学者前去查看几件敦煌文书，有的打开时，就眼见卷子纸片脆裂掉下。因为这个缘故，北京图书馆不得不严格限制查阅文书。其他收藏单位所藏，大概也是同样原因，采取相同的限制措施。我们比较理解国内收藏单位的这种做法，但是外国学者并不这样看，他们认为这是中国人蓄意对外国学者封锁，而在英、法，不论本国或外国学者，都一视同仁，允许任意查阅敦煌文献。我们后来在伦敦与大英图书馆商谈合作出版《英藏敦煌文献》时，法国有学者特别打电话给大英图书馆，表示强烈反对，其中一条重要理由，就是中国不让来华的西方学者方便地查阅敦煌文书。我们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借阅敦煌文书时，就受到“特别”待遇：每天只能借阅10件，并要在阅览室工作人员台前可监视的座位前阅读。后来虽因与他们熟悉并相互了解后，取消了这种“待遇”，仍给我留下终身难忘的记忆。
80年代以前，我国的出版体制没有改革时，大型古籍图书的整理出版，如无国家的支持，一般很难出版，自然更难谈到敦煌文献的全部影印出版了。在此时期，国外与台湾却不断有相当可观的敦煌文献图版本出版，如：1978年日本出版大渊忍尔编日文本《敦煌道经图录编》，1979年日本出版池田温编著日文本《中国古代籍帐研究》，1978－1989年日本出版山本达郎主编英文本《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文书集》，1982－1984年日本出版英国美术史学者韦陀编包括英国、印度所藏敦煌绘画的英文本《西域美术——英国博物馆所藏斯坦因收集品》，1983年苏联出版丘古耶夫斯编俄文本俄藏《敦煌汉文文书集》，1983－1986年日本出版香港饶宗颐编辑日文本法藏《敦煌书法丛刊》。台湾研究敦煌学的学者虽少，但他们却能在此时期出版两部重要的敦煌文献图版本，其一是1976年出版潘重规编《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敦煌卷子》，其二是1982—1986年出版黄永武编140册的《敦煌宝藏》。后一书虽然未曾得到收藏单位的授权合法出版，图版的质量和许多社会文书的定名不尽如人意，但因它是第一次将中、英、法三国的藏品汇编影印出版，不能不令内地学者感到敬佩和震动。当时在内地要出版敦煌文献图版本却非常困难。记得我从英国回来后，1988年相继与北京、上海等地七八家大出版社商谈出版《英藏敦煌文献》，没有一家愿意在无出版补贴的条件下出版此书。他们要的出版补助，少的需20万～30万元，多的达50万～60万元，我们根本不可能找到这样一大笔资金。当时出版社还是旧体制，每部书的起印数，最底都得印二三千册，而像《英藏敦煌文献》这样的大型图集，不可能销售这么多部。我们也曾向国务院古籍整理领导小组申请出版资助，得到的答复是应由中国社科院来解决，显然并不将敦煌文献列在古籍整理范围。
直到1989年初，我才与四川人民出版社谈成，由该社出版《英藏敦煌文献》。该社之所以同意出版，一是得到有远见卓识的时任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局长单纪夫同志的鼎力支持，一是接受了我提出的采取商业运作的建议，即参考国际上重要学术图书出版定价方式，根据国内外市场需要，按实际可销售数印书、定价，当时决定印400部（15卷），每部售价国内外相同，均为16000元。此价当时在国内引起一片哗然。从当时国内书价来说是较昂贵，但既是商业性运作，我们又无出版补助，出版社要承担投资风险，在争取出版物有社会效益的同时，应有一定经济效益的回报，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还有一些情况，可能是国内许多人不了解的。《英藏敦煌文献》这个项目是怎么产生的？《英藏敦煌文献》为什么会被认为是图版最清楚的版本？为什么会获得英国国家图书馆的赞赏和国际学界的肯定？其间实际经历重重困难，有几次几乎中途夭折。多年后，伦敦大学艾兰教授见到我说，如果知道此书的拍摄、编辑、出版有如此多的困难，我们当初决不会提议和赞成合作这个项目。为让学界了解这段经历，下面略述一些当年的情况。
在《英藏敦煌文献》出版以前，日本、台湾出版的图版本，基本上用的是缩微胶卷。以日本、台湾的经济水平，为何都不重拍哪些不清楚的文书？这显然有经济上、学术上和收藏单位的版权等复杂问题。日本出版的社会经济文书选集图版，论数量并非很多，但日本学者却主要采取编校者前往英法校核原件的方法，而非重拍。这样做，不仅经费、人力节省，而且可更优地作出录校本。它的另一个不言而喻的长处，就是录文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和权威性，凡是未见过原件的，都只能采用其录文，即有所疑，也难置喙。要重拍文书确实很难，所以我们后来也理解日本学者的做法。但这种做法，不仅当时，就是现在，我国学者也不易做到，尽管我们今天的经济条件和国际关系与过去大大不同。据1987年我在英国、法国了解的情况，当时拍摄一张文书照片，在英国要六英镑（当时约合人民币50元左右；近年已涨至每张20英镑，合人民币200多元），法国的价格更高，这还是按学术著作价格收费。如果拍摄的数量有几千张，时间须要一年以上；英图中文部没有人力专门负责挑选文书，需学者自费前去，或出资在英国雇人来做，其费用，年工资要上万英镑。如由国内出版社与他们签订出版协议，还须付给版权费。学者自费前往工作，每月的食宿等费，至少需要600多英镑。我想，正是这种情况，是日本、台湾未轻易去重拍的重要原因。当时国内普通教授的月薪，不过二三百元；一张来往英、法的飞机票，要12000～14000元。在当时情况下，我们基本上没有可能在国内筹集这么巨额的经费；同时，国家外汇储备很低，用汇审批极严，即使国内能找到这笔钱，也不可能批给如此多的外汇。正因为这些原因，当年我前往英、法时，《敦煌古文献》编委会嘱托我与英、法收藏单位商谈，能不能用交换图书资料方法，请他们重拍部分照片。英、法方面是否会同意，我在行前对此并未抱太大希望。
1987年秋，我与张弓首先前往伦敦。当我代表《敦煌古文献》编委会向英图中文部主任吴芳思提出希望重拍缩微胶卷中不清楚的文书时，吴芳思她们很爽快地同意，但因需重拍的数量有一二千张之多，她们要研究如何解决经费问题。几天之后，伦敦大学艾兰教授来告诉我，她与吴芳思研究后，建议全部重拍社会文书，中英单位合作编辑，在中国出版。但要中方派人来挑选文书和拍照。至于经费问题，可采用交换图书资料的方法和中英人员互访方式解决，其余费用，他们将向英国文化协会和王宽诚基金会申请资助。我与张弓知道后，都喜出望外，没有想到她们会提出如此友善、积极而大胆的建议。这对我们来说，正是几代敦煌学人梦寐以求的宿愿，可以说是在当时我们的经济能力极差的条件下，实是世纪难遇的机会。尤其是依英图的规定，从未允许外人入馆拍照藏品，这次竟然破例同意，据中文部马克乐女士后来所说，这可能会是“空前绝后”的。对他们的提议，我们必须当机立断，是否接受。如果同意，就要与他们尽快达成正式协议，及时启动协议的实施。但在我们出国前，既未向院、所领导申报此国际合作项目，也未在《敦煌古文献》编委会讨论过这种项目。如果采纳英方建议，必须根本改变《敦煌古文献》原来的编辑计划。经我与张弓反复商量、考虑后，认为不能放过这次难得的机遇，立即通过电话、书信分别向宁可同志和历史所领导汇报，希望同意这一合作项目，并授权我们与英方正式谈成合作协议。所幸不仅《敦煌古文献》编委会和历史所领导积极赞同，敦煌学会季羡林会长也非常支持，这使我们很顺利地与英方完成合作协议的商谈工作。
与在英国的顺利商谈不同，我们在法国的洽商却相当困难。这一方面与法国学者来华不能方便查阅国内所藏敦煌文献，意见很大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法国国家图书馆对与我们的合作比较消极有关。当我们对时任该馆东方部主任的科恩夫人提出希望重拍缩微胶卷未拍清楚的部分文书的要求时，她当即回答说，这不可能，我们的缩微胶卷很清楚。我们随即给她看了部分照片的复印件，她才表示可以考虑，但费用须由我们负担。至于是否依照我们与英国的合作方式，全部重拍社会文书在中国出版，她表示可以今后再商议。后来我回到伦敦才知道，法国方面当时对与中国学者合作存在一些误解，故一度极力反对在中国合作出版影印本敦煌文献。以后，《英藏敦煌文献》第一卷出版后，科恩夫人和法国其他学者的态度有较大改变，但因我们忙于编辑出版《英藏敦煌文献》，未积极联系与法方合作问题，最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与她们谈成出版法国藏品。
《英藏敦煌文献》的编辑工作主要包括文献的选拍、定名和图版处理。在这三方面，本书都与后来出版的国内外收藏的敦煌文献图集显著不同。尤其是仅编选非佛经部分，目前唯有本书采用这一难度极大的编辑方案。我们选择这一方案，除因经费、时间的限制外，主要还考虑到研究者使用的方便。除此之外，我们还认为，敦煌文献中的佛经文字，一般抄写比较工整，缩微胶片基本上可以看得清楚，能满足研究者的需要；而佛经在全部敦煌文献中约占95％以上，重复的也非常多（英图所藏一万多号敦煌文献，按缩微胶片约８万张统计，佛经约占９３％左右，研究者使用较多的非佛经、社会文书部分，只占７％左右）；敦煌文献中新发现的佛经或有价值的抄本，基本上收入日本出版的大正藏中。除此之外，我们还考虑，既然要做，就必须比过去国外、境外已出版的图版本，不论在图版质量或是编辑水平方面，都要有较大的提高。但是，这个方案容易出现和难于解决的问题也最多：选择标准不易界定，很难不漏选、漏拍，许多文书定名困难，文书原件字迹模糊不清者较多，难于保证图版清晰。为此我们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一是将英、法藏品中的社会文书编成详细目录，每号注明文书的起讫；二是由曾全部阅览过英国缩微胶卷、对隋唐史研究有很深造诣的宁可同志前往负责文书挑选；三是由我国著名文物修复专家、具有丰富文物拍摄经验的王孖同志担任拍照工作。在英国的拍摄工作，最省钱、最快速的方法，是用135胶卷缩微拍摄，但王孖同志力主用120胶卷，才能保证出版的图版质量。对一些文字不清楚的文书，则采用加过滤镜和用红外线拍照方法；一些不能完全展平的文书，王孖采用了一些特别的文物处理方法。在图版的编辑定名方面，我们采用考古界用的标示文物原尺寸的方法，即在拍照时附拍比例尺同印于每图之下，可使研究者能准确计算出原文书的大小，有利于对一些文书的比较、拼合研究。对一些长卷文书，各图首尾的重行，一般在两三行左右，即便阅读，也便了解文书的前后连接。
少数字迹太小的文书，则作特别放大处理；已确定可以拼合的文书，则予拼合印出。各文书的性质，原则上要求都给予一个定名，原文书有题的从原题，过去定名有误的据新的研究改定，过去未曾定名的据现有研究新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