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策划的多卷集《中国石窟》不是单纯的图录，艺术性不是惟一的要求，学术水准是强调的另一方面。在图版画面的选择上，美术价值以外，十分重视题材和内容在学术研究上的价值。每一卷，我们选择了具有深度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所需的基本资料。中日两家出版社，聘请了夏鼐、宿白、金维诺和长广敏雄、冈崎敬、邓健吾为这套书的编辑委员。编辑《敦煌莫高窟》时，我们还增聘了敦煌的老所长常书鸿并请他作序。季羡林先生以“中日友谊，万古长青”的题目为整套丛书写了总序。原先规划中的十卷本，经与日方研讨，减去了诸多过细的局部，紧凑排版，将十卷浓缩成了五卷，内容却并未稍减，在《中国石窟》整体卷帙分配上倒更趋合理。于是便成了日后脍炙人口的敦煌“五卷本”。
敦煌文物研究所成立三十余年，积累了可观的研究成果。研究所的老师们，尽管多数是以临摹为主业的画家、雕塑家，但常年与珍贵遗产相伴，熟稔、亲切之中渴求甚解，苦寒荒漠之地却是习学的清净圣域，他们整理资料，努力读书、思索、考证，见微而知著，真知灼见令外来的学者叹服。五卷本的论文由当时任研究所副所长的樊锦诗组织，除北京和日本学者的文章之外，涵盖了所内学者既有的成就，如果把一卷本的《安西榆林窟》（附敦煌西千佛洞）也算上，其中，对敦煌石窟各时代历史面貌、艺术表现及主要特点进行总结（段文杰、李其琼、张学荣、何静珍），对洞窟时代的考古排年包括早期石窟断代、隋唐石窟分期、西夏回鹘石窟的辨析和探讨（樊锦诗、马世长、关友惠、刘玉泉），对重要经变题材的综合研究（施萍婷、贺世哲、李永宁、霍熙亮），对佛教史迹题材特别是瑞像图的解读（孙修身），对石窟形制、壁画建筑形象以及彩塑技法的研究（萧默、孙纪元），一批很有价值的论文令学术界耳目一新。论文之外，刊入了研究所历年整理的历史年表和内容总录（史苇湘、蔡伟堂），研究所的专家大都参加了图版说明的撰写（以上之外还有孙儒僴、万庚育、欧阳琳），六本书等于是研究所数十年研究工作的一个总汇和小结，在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正因如此，敦煌“五卷本”被日本学术界称为“本世纪的决定版”。此书甫一推出，“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外国”的言论随之偃息，我国的敦煌石窟研究受到了重视。1991年，五卷本在首届中国优秀美术图书评奖中获得特别金奖（1980～1990）。1994年1月，此书进一步荣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鉴于内容的系统、全面，拍摄、印制的优良，即使多年之后，此书仍令同类选题的其他出版物难以超越。至今，对口的学子仍以此书为入门必读。
《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自1980年底推出日文版第一卷，此后半年一卷，至1982年底五卷出齐。惭愧的是，中文版大大滞后，1983年才推出第一卷，第五卷则迟至1987年。当时，以我们的技术条件、人力资源和工作效率，按时向日方发稿、保证日文版的进度已属不易，我们不得不全力以赴，但稿件送到日本去翻译和排版，日方有一个再加工的过程，不免有修改和变动。按协议，中日两种文字版本内容完全一致。原来的稿件显然已经不能直接拿来发排中文版，我们也要进行相应的再加工。另外，日方学者论文因不需要翻译，一般交稿时间较晚，只需赶上日文版的印前，而对于中文版来说，日文论文的翻译是最大的难题。在我的手头，编好一卷发过去，马上得开始准备下一卷，哪里还有“再加工”的时间？所以，两种文版不能同步绝非偷懒所致。
那些年，抛开一切，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伏案，跑图书馆，跑书店（书店也是我的阅览室，为了查对一句引文，有时书店比图书馆更方便），必要时就直接跑到敦煌，就地催稿，往往与作者促膝，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要不就拿起手电一起上洞窟。1983年，我成为敦煌研究院的兼职研究人员。终80年代，我到敦煌的次数已达十一次，有四次从第1窟看到第492窟，实物的“莫高窟全集”通读四遍，敦煌以外有此荣幸的恐怕绝无仅有。其中的一次是核对《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总录是研究所的集体作品，由史苇湘先生主持和整理，按洞窟部位记录在统一油印的表格中，有许多都裱在木牌上放在洞窟中供游人观看。为了印在书上，考虑去掉表格线，变成文本，便于阅读。我设计了文本格式和相应的规范，余下是琐碎的细致活，由蔡伟堂先生来完成。事后我进窟核对一遍，大概是我看洞窟最仔细的一次。总录刊于《敦煌莫高窟》第五卷，同时出版16开的单行本，时值1982年的岁末。
除上述图书之外，七八十年代编辑的相关石窟考古和研究图书还有《云冈石窟》（1977）、《龙门石窟》（1980）、《炳灵寺石窟》（1982）、《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1982）、《大足石窟》（1986）、《中国石窟·炳灵寺石窟》（日文1986、中文1989）、《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1986）、《陇东石窟》（1987）、《中国石窟·麦积山石窟》（日文1987、中文1998）、《须弥山石窟》（1988）、《酒泉十六国墓壁画》（1989）、《敦煌建筑研究》（1989）等，另外由黄逖分担编辑了《中国石窟·巩县石窟寺》、《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三卷）、《中国石窟·库木吐喇石窟》、《中国石窟·龙门石窟》（二卷），段书安分担《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二卷）。《中国石窟》的最后一卷《安西榆林窟》完成于1990年（中文版延至1997年）。
1990年，在敦煌举行敦煌学国际研讨会，适逢《安西榆林窟》刚刚在日本出版，与会的中日朋友们聚在一起庆祝，开了一个小小的酒会，十七卷《中国石窟》至此画上了句号。
当年文物出版社是全国乃至全球独一无二专门出版文物图书的出版社，国内出版社分工严格，在文物领域有“垄断”之嫌，但也负有率先之责。新中国建立后头四十年，我们在敦煌、石窟、佛教艺术出版领域先走一步。本人有幸参与其中，职务在身，恪尽绵薄。形势发展很快，不久各地出版业加入之后，敦煌图书出版成燎原之势，大套的如《中国美术全集》（上海人美）、《中国美术分类全集》（天津人美）、《敦煌壁画》（江苏美术）、《敦煌石窟全集》（香港商务），小套单册不计其数。
90年代，我忙于编辑部的工作，任务繁重，除了1996年编辑出版了《敦煌石窟内容总录》之外，几乎再没有顾及敦煌图书的出版，也未能参加敦煌的会议。与石窟寺有关的，1998年编辑出版了上下两卷的《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1988至1992年，应龙门石窟研究所之邀，王泷为首，我们利用节假日到洛阳，历四年，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的名义完成了龙门石窟的洞窟编号。有了完整的洞窟编号，两千三百多窟龛文物资料的科学整理发表成为可能，碑刻题记汇录是第一个成果。退休之后，2001、2002年，与龙门石窟研究所的老所长刘景龙合作，尝试了记录性图录的编辑出版，完成了《古阳洞——龙门石窟第1443窟》、《莲花洞——龙门石窟第712窟》（科学出版社）和《龙门石窟造像全集》第一、二、十卷（文物出版社）。这种图录以详尽的照片图版，从洞窟的整体到局部，作巨细无遗的展示，甚至结合拓片、测绘图和文字记录，包括题记录文，实际上包括了全面的石窟资料，即使用于欣赏，也具有“胜似亲临其境的感受”（书评语）。2003年出版了李裕群著考古调查报告《天龙山石窟》（科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了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编《库木吐喇石窟内容总录》、《森木塞姆石窟内容总录》、《克孜尔尕哈石窟内容总录》（文物出版社）。
2000年退休之前，研究院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百年，召开敦煌学术讨论会，阔别十年，第十三次来到敦煌，旧地重游，倍感亲切。莫高窟已经入列“世界遗产”，研究院的建设有长足发展，机构规模和工作条件均非往日可比，但学术讨论会并没有给我带来振奋。在石窟研究方面，似乎80年代的盛况不再。相形之下，敦煌遗书文献研究的“可持续发展”，与文献资料的大规模汇聚和出版是分不开的。《英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俄藏敦煌文献》、《甘肃藏敦煌文献》、《浙藏敦煌文献》等完备的资料陆续整理出版，开拓了学术研究的新局面。石窟寺研究向纵深发展，同样呼唤着资料的汇聚、发表和出版，区区“五卷本”已难以满足研究工作的需要。
宿白先生长期致力于建设中国石窟寺考古学体系。1997年宿先生著文提出石窟寺图书出版新阶段的任务，即按照考古调查报告的要求，科学发表石窟文物的完整资料。他说：“研究石窟寺本身和利用石窟寺资料，首要解决的是分期排年问题。系统的分期排年的基础建设，是编印各石窟寺全面记录的考古报告。”50年代郑振铎提出编印百卷本全面记录性的《敦煌石窟全集》，以详尽细致的图片、精确无误的测绘和科学而严密的文字纪录，完整记录敦煌莫高窟文物遗产的原貌，要求做到“让考古学家点头、艺术家满意”。一旦石窟毁坏，凭此书可以将洞窟及艺术品重建和复原。其实说的并不是考古报告，也许更接近所谓的“记录性图录”，但就资料的科学性而言无疑更应纳入考古报告的体系。1962年宿白先生的《敦煌七讲》，指出中国石窟寺考古首先要对石窟寺遗址作忠实的、客观的和科学的清理和记录，即考古学的记录。次年即安排曾随他到敦煌考察实习的毕业生樊锦诗、马世长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期望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的成功。
“文化大革命”过后，1978年，马世长考了研究生，回到北大去深造。留下的樊锦诗，由副所长、副院长到院长，院里院外，千头万绪，不可开交，但百忙之中不忘尊师的教导，努力建设院内的考古研究所。80年代她首先选定“早期三窟”，成立了报告的编写小组，大约1993年写出了洞窟记录一大部分的初稿。1994年樊锦诗完成了《敦煌石窟全集》中莫高窟的分卷规划。2000年研究院与文物出版社再次接触，《全集》的出版“旧事重提”。2002年，莫高窟第268、272、275窟考古报告正式立项，2004年4月，由蔡伟堂将初稿送到文物出版社。8月，敦煌研究院成立六十周年暨常书鸿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后，樊院长主持研究了《全集》的编写体例。此后，我们往返敦煌、北京两地，反复审读修改、补充加工。2006年底，由出版社打样呈送专家审阅。承蒙宿白、徐苹芳等老师给予认真的指导，宿白先生对全书提出修改意见，为我们指出了方向。2008年至今，我们完成了对洞窟的重新测绘，最终的出版还需要做一番努力。
万事起头难。考古是一个年轻的学科，50年代以来田野考古硕果累累，但石窟考古领域，至今完成的报告少有成功。当前，敦煌学文献的资料刊布基本完成，而石窟研究尚在基础环节举步维艰。资料工作，枯燥、寂寞，“吃力不讨好”。盼望相关部门领导加以重视，给予政策上的支持和倾斜，这对于培养人才、吸引人才很有必要。也盼望更多的专家、考古学者和美术史学者给予关注与指导，希望更多的学子甘心投入其中，不必一味急功近利。中国公布的文物保护单位以数千计，世界遗产也有了几十处，言者常以为荣耀，然而资料尚且不备，谈何提高国家的形象，学术界的脸面又在哪里呢。再上升到文物保护的高度看，保护文物本身固然重要，留下文物的资料也很重要，而且可以说，只有文物的资料能够与世长存。从这个意义上说，整理文物资料予以刊布具有抢救的意义。文物总是在一点一点地损坏，不测随时会发生，及时留下资料是当务之急。以资料工作之繁难、费时，更需要我们去抓紧……。退休九年，瞻前顾后，惭愧无限，明知任重，奈何道远。
“探险”俄罗斯
——《俄藏敦煌文献》出版记略
府宪展
府宪展，江苏无锡人，1951年4月出生。华东师范大学自学考试毕业。现任上海古籍出版社敦煌西域编辑室主任、编审，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自1996年起主持《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编辑和出版工作。主要论文有《俄藏敦煌艺术品序言》、《禅宗的创造性思维形式》、《〈俄藏敦煌文献〉克罗特阔夫收集品中的〈弘法藏〉和高昌刻经活动》、《〈赤须将军歌〉考辨》、《敦煌文献辨疑录》等。
18、19世纪到20世纪初，是西方国家探险队频繁游弋于我国西北地区的时代。无数珍贵的历史文献和文物，被明火执仗的或者悄无声息的、官方的或者民间的各国地理、生物、历史、文化（最终归结为政治和军事目的）的“考察团”捆载而去。几乎已经很难统计，一共有多少外国人来中国西部“淘宝”，更难以计量，他们运走了多少件中国古代历史珍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