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点是，要有强大的经济后盾。干敦煌学，可是十分费钱的事。读万卷书，还必须行万里路，如走一走丝绸之路，到各国图书馆、博物馆去实地调研，全是拿钱垫起来的。所处的单位有专款，愿意培养——也就是舍得花钱，那是最好的了。
最后一点是，身体要好。敦煌学等于半个考古学，要经常跑野外，禁得住折腾。我四次赴敦煌，归来后两次大流鼻血住院各半个月才止住。在敦煌研究院招待所住，喝那里的水，每次都水泻不止，听说这样的人不少，院里的医务所给一种药片，吃下立即止住。六十三岁以后，再不敢往干燥又水质不佳的西北去了。现在只可下江南。
因上举各种情况，我已经基本上撤出敦煌学领域。刘进宝先生老赏脸打电话来，我原来以为是要写论文呢，那可是猴年马月的事了。后来，杨宝玉来说，聊几句就行。那咱们还能勉强做到。于是，汇报以上这些，作为我向敦煌学界诸公的请假条。此后，这个领域没有我了。大伙儿别再找我啦！惭愧呀，惭愧！
祝敦煌学在第二次中西文化交流中再创辉煌
徐自强
徐自强，1933年生，重庆南川人。1961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1965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研究生毕业，同年分配到国家图书馆，历任善本特藏部代主任，新馆规划办公室主任，分馆常务副馆长，研究馆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兼副秘书长、北京敦煌吐鲁番资料中心负责人。主要论著有《敦煌大藏经》63卷（主编）、《新订敦煌莫高窟诸家编号对照表》、《敦煌莫高窟题记研究》、《中国石刻与石窟》等。
人类自出现以来，记录反映人类生产生活的文化也就同时出现了，两者可谓同步。在人类的幼年时期，由于其生产生活水平的低下，其文化也是十分原始与粗野的，但它作为一个新事物，总是成功地在地球上产生了。其后，在发展演进的过程中，由于有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不同内容、不同层次的交流、学习与吸收的结果，各自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与丰富。以中国文化为例，于古代主要是在黄河、长江流域的各个族群中进行交流与学习，结果逐渐形成了以华夏文化为代表的远古文明；其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经济政治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各地区、各民族文化交流范围的扩大与内容的深化，在中国所属的黄河、长江、淮河、辽河、珠江等广阔的范围内就形成了以儒家、儒教、道家、道教等内容为特征的古代传统文化，并且打通了与世界文化进行交流的渠道。
两汉时期，以张骞通西域为先导，形成了沟通中西的“丝绸之路”。其路不仅进行着大量的经贸往来，同时也有大量的文化交往，以印度佛教艺术、佛教典籍为主要内容的印度文化的传入中土，就是这种文化交流的具体体现。从两汉、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以“丝绸之路”为主要渠道的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中西文化大交流。这种交流的结果所发生的巨大影响，出现了巨大成就，除经济政治方面外，在文化、科学、宗教方面，就是印度佛教的传入中国。它被中国文化逐渐吸收、改造后，不仅印度佛教本身变成了以中国特色为主的佛教（俗称“中国佛教”），而且经过与儒教、道教的共存，三家相互交流、学习与借鉴，到唐代时期，出现儒、释、道三教融合的现象，从而进一步形成了内容丰富的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这种传统文化不仅为现代中国各民族所认同，是中华民族亿万人民共有的精神食粮，而且成为中华民族能够独立发展，长盛不衰，久存于世的巨大的文明体系之一，产生了文化为“立国之本”的作用。
在新疆、甘肃地区以敦煌莫高窟为代表的佛教艺术和藏经洞所出土的大量典籍，就是这第一次中西文化大交流的成果之一。其后于20世纪前期演化发展出的“敦煌学”，实际上也是这次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
“敦煌学”形成以后，经过一个世纪的工作，在中外学人的共同努力下，已经有了巨大的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且发展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季羡林会长提出的：“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口号，现在已经变成为现实。概括百年“敦煌学”的成就，简言之，至少有以下五项。
第一，大量敦煌资料，经过初步整理已经正式出版。如《英藏敦煌文献》已出版14大册；《俄藏敦煌文献》已出版17大册；《法藏敦煌西域文献》34册已全部刊布；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敦煌文献16000号，计划出版150大册，现已出版100大册，不久即将全部问世。以上四家所藏，占敦煌文献总数的95％以上。另外，甘肃省、浙江省及北京大学、天津艺术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等地区和有关单位所藏敦煌文献也已陆续公布。现在，可以说百年前发现的敦煌资料（汉文部分），其刊布工作基本上已经完成。
第二，各种研究性论文和专著大量发表，专业期刊也有多种问世。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抽样调查），在专著方面：从1983年—1988年的6年中，出版数为97种，从2000年—2005年的6年中，出版数301种。按此增长比例推算：1989年—1994年的6年，出版数应达到170种左右，1995年—2000年的6年，出版数应达到210种左右（其中减去2000年出版的80种，尚有130种）。总计约为700种左右，加上1983年前和近两年的出版数，一百年中出版专著应有1000种左右。在论文方面：1983年—1988年6年中，发表数为321篇；2001年—2005年发表数为3300篇；据此增长比例推算，1989年—1994年的6年应有1200篇；1995年—2000年的6年应有2100篇（其中减去2000年发表的470篇，应为1630篇）。以上合计为6300篇，加上1983年前和近2年发表者，总数约在10000篇左右（不包括报刊上发表的有关报导与评论）。在这些论著中，内容包括“敦煌学概论”等类型的综述；《敦煌学大辞典》类型的工具书；《敦煌大藏经》《吐鲁番出土文书》等类型的专题汇编；《敦煌莫高窟》等分地区、单位的集成；还有敦煌发现的藏文资料汇编等少数民族文字集成。刊布研究成果的期刊（连续出版物）有《敦煌研究》、《敦煌学辑刊》、《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等多种。
第三，各种学术团体和科研机构已形成系列。据不完全统计，自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以来，至2003年止已新建立17个单位，加上原有机构，至少在20个以上。其中“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的建立，更为敦煌学的国际交流创造了新的条件，构筑了新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