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人的成功，许多与土地、不动产的投资有关。我认识的马来西亚企业家李金友在中亚曾讲过，要“富”，就要有土地，因为根据汉字，“富”字的下面，需要田地，所以他是靠地发家的，并说他在澳洲也拥有不少土地。而东干人世世代代在田地上耕耘，到今天的发展更加证实了自古到今，以土为本的理论。
我没有一寸土地。
可能真的是一无所有吧！
在卡拉奥什卡邂逅老乡
在我几次去中亚探访东干人期间，有件事颇使我难以忘怀，那就是碰到我的几位同乡，那确是意料之外的事。
我知道这里有我的老乡，那是一个偶然的机会。
一次，我去距离托克马克市西边不远的伊万洛夫卡镇子，到一位叫尔利的东干朋友家做客，碰到了一位来自新疆乌鲁木齐的青年回民，他留有长胡须，经文念得很好。他问我从哪里来，我便告知他我老家是甘肃张家川，西北的回民应该对张家川很熟悉，因为那里是回民聚居区。结果，他告诉我，这里也有张家川人，是4个老汉，家口又很大。当时天已经晚了，而新疆青年人说那几个张家川人住在不远的卡拉奥什卡（红渠）镇，我便嘱咐那位青年新疆人，晚上去通知几位老乡，明天早晨，我去拜访他们。
第二天早上，天气晴朗，风和日丽，我和东干朋友来到了卡拉奥什卡村镇。
卡拉什奥什卡是介于托克马克与首都比什凯克正中间的一个大村镇，住有1500多东干人。其实，从托克马克往西走，一直到比什凯克，有七八个大的村镇，其中卡不隆、米秋里、伊满洛夫卡、坎特、红渠这5个大村镇都住有大量东干人，其中坎特是个小型城市，有2000东干人。从托克马克到比什凯克宽敞的公路恰好穿过这些村镇。
在一个大院子里，住着老乡罗志友一家。罗志友的经名叫“古班”，年纪在4个老人中是最小的，57岁，他在家里接待了我和陪行的其他东干朋友。我出去在罗志友家大院里观察了一下，院子很宽大，房子后也和东干人一样，都有一块空地，位置是属于秋河流域的大平原的中间。从院子里向南眺望，巍峨壮丽的天山清晰可见，风景极佳。
其余3位老乡是罗志成（罗志友之兄）和他们的姑舅马志万（舅舅的儿子），他们3位是张家川县背武人，还有一位老人已67岁了，叫糟万有，经名“尔弟”，有12个孩子，其中一位还是在张家川出生的。四位老人，都家口大，生下的孩子也多，其中罗志友和糟万有都有12名子女，住在村子不同的地方。
这几位老人的家境看上去并不太好，他们用土豆炒羊肉的凉面招待了我和其他的东干朋友。中午时分，陪行的东干朋友都走了，留下我和4位老人闲扯。其中几位老人又分别宴请我。同一日，我接受几家请客，肚子实在招架不住，只好大概挑拣些好的吃些。
4位老人很热情，说来到这里40多年了，没有见过来自家乡的人。我给他们说了一些家乡的轶事和地名以及一些笑话，勾起了几位老人的极大兴致。罗志友老人说：“几十年了，这些地名已经都忘了。你现在一提，又记起来了，你为什么记得这样清楚？”
在马志万老乡家，我们从闲谈中才知，他最早是从张家川出去打工的，按他的话说已走遍了半个中国，曾到东北工厂做过工。20世纪60年代初，回到老家，恰好是灾难时期，受不了苦，在外面闯荡惯了，跑到新疆，看见新疆比较宽松，人少地多，能吃饱饭，就写信给姑舅哥罗志成和妹夫糟万有，介绍新疆的情况，就吸引了其他3个人。
接着，兄长罗志成讲了当时所受的难和他们离开家乡的事。他说：“1958年后，那是灾难时期，地里种了粮食，但队上又经常开会，不让去收割粮食，慢慢都没有了粮食，饿死了好多人。我家没办法，吃的不够，把兄弟（罗志友）就送给了陕西凤翔的一个汉民家，换了些粮食。父母把兄弟送给陕西汉民，因为那里粮食多，这件事被舅舅家和邻居们骂了几次，说把回民的娃娃送给汉民，长大成了汉民，不怕报应吗？父母听了，又害怕，打发我去陕西寻找。我当时20多岁，翻了关山，路途关卡又要查手续，吃了很多苦。到了凤翔，按地址找到汉人家，把兄弟接了回来。”
当我问起他们为何逃难离开老家的事，老大罗志成说：“那时，你没出世，你不知道，我的老家背武庄里，实在太苦了，吃的不够，白天让你去修梯田，晚上又要开会，折腾得实在没办法了，我们兄弟和姐夫商量，去新疆找姑舅。姐夫一家是从住的马园村跑来的，不能给人说，家里又没啥值钱东西，晚上开会，我们还是去了，害怕人来查。我们出发的日期是1961年11月16号，那天晚上张家川还下了小雪。半夜我们几家人就从张板梁上的山路朝清水走去。走得早，好让下的小雪埋了我们的脚印，以免人追上来。到了天水北道火车站，就搭上了去新疆的火车。走了三天三夜，才到达新疆乌鲁木齐。”
他们到了新疆，就准备去塔城。他们中最小的兄弟罗志友讲道：“那时去塔城，即使有钱，也买不到车票，因为塔城是中国的边界城市，需要证明信。我们是农民，哪里去找证明信，没有办法，在火车站的轨道上闲转，突然看到车轨旁边有一份空的证明信，就随便写了我的名字在上面，结果，还买上了票，到了塔城。”
从乌鲁木齐到塔城，他们也受了不少苦，糟万有讲述道：“那时我们坐的是大敞车，坐了两天两夜。新疆下大雪，差点要了命。那时候的人真怪，那么说，我抱的大儿子，他才几岁，都没有哭叫过，到了塔城，是晚上，哪里去找人，几家人睡在坟墓旁的一间没有门窗的破烂小屋子里，第二天天亮去找，马志万原来他就在附近住。”
他们恰好是在1962年5月发生的震惊中外的“塔城事件”中跑到苏联的。当我问起那过程时，念过几年书的罗志友讲：“当时是中国的‘五一’放假，听当地哈萨克、维吾尔族人讲，边界开了，好多人跑过去了。霍城县城里人少了，我们也就跟着跑过来了。”糟万友说：“过来时边界线上没人看，就跑过来了。几天后，关卡又被封了，再没有人来。记得跑过来后，要登记我的姓名、籍贯，登记的人问我怎么来的，有什么手续？我说：‘跑过来的，哪里有手续，你要啥手续？’我记得旁边还有个讲普通话的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一位女翻译，听到我这样讲，她还笑了。”
我后来得知，他们跑过来时，也碰到另外一位姓李的家乡人，他们被苏联政府安排在技术学校学习开拖拉机、收割机。此后，他们被分在哈萨克人居多的农庄中。听说托克马克这里有很多回民，他们又迁移到这里来。而李姓老乡，则和当地俄罗斯人住在一起，并娶了个俄罗斯女人，职业是出租车司机。我记得20世纪80年代，中苏关系缓和时，李姓老乡还带着女人和孩子，回了老家一趟，当时影响很大。他回来就去世了。根据马志友讲，那家已搬到了北方的贝加尔湖附近住，娃娃都不会讲东干话了。
他们搬到东干人占多数的新渠后住了两年，又搬到这里。我便问为什么不住在陕西人居多的东干老村？他们说，因为背武的人老家也是陕西，都讲陕西话。罗志友讲到：“当时我们刚从中国过来，都是穷人，穿得不好，没有房子，曾住在用油毡纸做成的房子里，碰见那些新渠的东干人，说我们是从‘清国’来的‘清国人’。人家住久了，房子又大又好，我们受不了那种气，最后，就搬到了这里。”
罗志友还讲过一件有趣的事，“苏联的克格勃真厉害，我们从阿拉木图迁移到这里好多年了，1970年的一天，突然有位穿呢子的克格勃来找我们，问我们为什么搬到这里来？我们讲了理由，那克格勃的人看了我们的住房，还和我们住了一晚。第二天什么都没再说，还给我们给了些礼物就走了。我不明白，我们搬离多少年了，他们还知道我们在哪里。”
此后几天里，热情的老乡几乎每家都宰了一只羊招待我。我觉得很不好意思，破费他们不少，因为他们住在吉尔吉斯斯坦经济不好的地方。在红渠，我又拜访了其他一些东干人，以及公路旁的东干清真寺，发现这里的东干人有来自新疆的、宁夏的、青海的，还有甘肃河州（临夏）的，都属于“八号”，即1962年后从中国过来的新的东干人。
在拜访红渠的四位故乡老人家后，我觉得在走访红渠中除了探望老乡外，还有两个收获。
第一，红渠是东干几十个村镇中以新来的回民居多的村庄。他们是1962年从中国新迁移过来的回民，而且来自西北不同的省份，既然都是新来的，就不存在歧视问题，大家都一样。但这里牵涉到新旧移民的关系，这是海外华人中存在的一种共同现象。笔者记得，前几年去过香港，在商店购物，我讲普通话，店员却不招呼我，因他们见我是大陆人。看香港报纸上把大陆的男的招呼为“表叔”“阿粲”，都含有歧视之意。这次在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塔什干机场转机室，也碰到一批从美国来的旅行团，其中有几位华侨要去中亚伊塞克湖，所以在塔什干转机，都在转机室里等着。我们在一起聊时旅行团的一位老华侨得知我是大陆出来的，便大声说，美国这几年来了好多大陆人，尤其是学生，呆着不走，要拿绿卡，成为美国人，修养不好，坏了华侨的形象。旅行团都是老华侨，我给老华侨用华语慢慢说了这样一段话：
“亏你们在美国住了这么多年。我是回民，我相信整个大地都是真主造化的，每个人都有在大地上任何角落生存的权利，况且白人政府都可以让大陆人居住，你们却对同胞有意见。新来的大陆人不是和当年你的爷爷、父亲一样，从大陆去美洲找生活吗？中国人在美洲还是少数，才几百万人，而美国仅西班牙人就3000万人。韩国一个小国都有200万人，加勒比海的古巴人、巴拿马人和墨西哥人都想方设法到美国，他们在美国的人这么多，你们为什么不吭声呢？大陆人在美国增多，不是更好吗？”笔者说完一席话，那些老华侨再没有话说。所以，在红渠考察后，使人惊奇的是，东干人中也有这种现象。
第二，笔者碰到的4位老乡都是农民，生活条件并不太好，房子都破旧，罗家连大门都是应付的，旁边开。他们都没念过书，后一代人也都是“面对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马志万老乡在家门口的公路旁，摆的是卖扫帚的小摊子，家里存放了一房子扫帚。我想以此为背景照个相，他不肯，说“太害羞了，以前从中国出来时，是做扫帚的，40年后，我还是在卖扫帚。若你照了相，老家的人都笑话哩”。几十年的迁离，他们的生活并没多大变化，和老家的农民情况差不多。他们很想去老家看一下亲人（他们都有兄弟姐妹在老家），但没有路费，都在做思乡梦。我体会到，除了吉尔吉斯斯坦外，他们的经济环境不好，都是勤苦的人，家里有打好的堆起来的小麦堆，但价钱太低。我想，教育是最关键的，没有良好的教育，再好的环境也好不了，下一辈人也要受苦。
漂泊，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以前就有的现象，多少文人骚士描绘了人间悲欢离合之情，犹如早在宋代流传的一首诗：
月儿弯弯照九州，
几家欢喜几家愁。
多少夫妇同罗帐，
多少游子飘外头。
纳戎城见闻
清明时节过边城，远客临风几时情。
野鸟闲关难联语，山花烂漫不知情。
葡萄酒熟愁肠乱，玛瑙盃塞醉眼明。
遥想故园今好在，梨花洋院鹧鸪声。
这是元代著名政治家、诗人耶律楚材描绘西域边城情景的诗，我以为，用它来形容纳戎山城，是很适宜的。
纳戎山城是位于吉尔吉斯斯坦最东部的山城，距离中国的边界近，有关白彦虎的资料都提到纳戎。它是白彦虎1877年12月翻越天山进入俄境的第一个歇息处。
从托克马克去纳戎大约270公里。我在第四次走访东干人时，便慕名启程前往早已在书本上熟悉的纳戎城。
纳戎是一个被天山群峰环绕的山城。在接近纳戎城的高原公路上，我向下面的山脉和草原上眺望，眼前是一片开满山野的金黄色的葱属植物，在中国古书上，正是由于这种植物，中国人才把天山的中央部分称为“葱岭”。
我来到了纳戎城，看到这里是一条狭长的河谷形成的城市，城的西端是湍急而又浑浊的纳戎河。我详细观察纳戎城的四周，使我惊讶的是，它东边的山脉是翠绿的，长满了矗立挺拔的松叶林带，而西边的山上则是一草不长的黄土堆积的山脉，恰如我在中国北方黄土高原上遇到的情形一样。居住在纳戎城里的人给我说，即使在寒冷的冬天，西边山脉上的雪也会被迅速融化掉，不会留住雪层。我想，刚才看到的纳戎河的浑浊，是不是由于两边没有长草木的黄土山而冲刷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