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6世纪是日本军事体系的转型时期。此时，规模巨大、以步兵为主体的军队的重要性急剧上升。1467～1477年发生的应仁之乱，一开始仅是政府官员细川胜元（1430～1473年）和大名山名宗（1404～1473年）之间发生的争斗，但很快就扩散开来，成为幕府将军和无数其他大名之间的一场全面战争，这场战争即使在1473年他们两人死后仍在继续。
在13和14世纪的战争中，通常情况下，军队要行进到一定距离后才和对手（比如说蒙古人和朝鲜人）进行战斗，因而力量的天平总是向机动较强的骑兵部队一方倾斜。相比之下，应仁战争则是一场地方性的战争，步兵在军事力量组成中成为更加重要和可依赖的部分。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其后那个被称为日本的“战国时代”。内战持续了长达两个世纪，最后以17世纪德川幕府的建立而告终。虽然步兵受武士的指挥，但他们已经崛起并成为战场的主宰者。
战国时代
战国时代不仅确立了步兵的重要性，也改变了“足轻”的社会地位。最早，“足轻”的穿着与装备明显表明其地位低下：他们的铠甲很少，而武器充其量就是削尖了的竹竿，以及他们能够带到战场上去的任何农具。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看到“足轻”配备了更为复杂的铠甲和装备，而其中很多都是由大名们直接提供的：这显示出军事指挥官不再把步兵看作是可以随意消耗的附属品了。此外，随着“足轻”开始承担起投射武器的工作，其地位也得到了提高。用弓箭作战曾经是武士的传统职责，但后来逐渐成为了“足轻”的职能。而与此同时，武士阶层不骑马参加战斗的趋势也在增长，这就让社会差别的一个外部表现（即武士地位的象征之一是骑在马上作战）得以缩小。
士兵和平民
“足轻”和武士之间的社会、文化的差异随着1591年的《身份统制令》变得更大。该法令是16世纪日本社会历史进程中最重大的决策之一。法令产生的背景是丰臣秀吉（1536～1598年）权势的崛起。作为一个前“足轻”的儿子，他是织田信长（1534～1582年）手下军事指挥官中一颗升起的新星，他最终成为日本的统一者和统治者。1588年，丰臣秀吉开始在日本采取步骤以改变权力结构。他发布“刀狩令”，要求日本农民上缴拥有的所有武器。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最重要的直接后果，就是大名们可以组成自己军队的人数被极大的缩减，这样就把已经在他们掌控下的职业士兵之外的潜在兵员缩减到最小。但是，一个获胜的大名却可以把战败一方的“足轻”纳入到自己的阵营中：这样就使一个大名在每次获胜后都变得更加强大。
对于那些已经在服役的“足轻”来说，“刀狩令”可提升他们的地位，而《身份统制令》愈益加快了这一趋势。丰臣秀吉在这一法令中宣布，今后一个农夫将不能冀望于从事任何其他职业，包括成为一名“足轻”。同样，一名“足轻”或武士也不能再成为一名农夫。对于任何试图要超越这个新建立的社会秩序的人，则设立了严厉的惩罚措施。《身份统制令》让长期以来存在的、谁在战争时期耕种土地的问题基本上得到了切实解决。对一个农民来说，他能够从事的唯一一项军事职业就是后勤——为士兵驮运装备的驮夫。反过来说，“足轻”也就自然而然地上升为和武士一样的军事阶层。
《身份统制令》对于造就日本社会职业的士兵阶层产生了一定作用。在此之前，一个大名要想召集人马并武装他们，只需要动员他自己的武士家臣就可以了，而这些人又根据其拥有的财产与等级，带来相应数量的士兵。斯蒂芬·特恩布尔对这一体系进行了解释：
“需要提供的部队数量及其装备取决于武士登记在案的财富，而财富的多少则是根据他所拥有米田的估算产出来衡量的。传统上，这种资产以‘石’来计算。‘石’指大约一个人一年所需进食的米量……武士从而准确地知道自己应当带多少人去参加战斗。其中一些人是通常与他有亲属关系的武士。剩下的则可能是半武士或是没有长期家庭联系的农夫，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意征兵已不再普遍，一个家庭只向一个特定武士服役的传统也就产生了。”
但这并不是说在《身份统制令》之前就没有常设的“足轻”部队。许多大名都拥有常备的个人护卫部队，成员都是拥有相当作战经验且受人尊重的战士。其中一些部队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一些最重要的首领手下有数千人。另一方面，也存在着“足轻”的快速反应部队，他们可以在数小时内召集起来应对突发危机，比如说敌人入侵。武田信玄（1521～1573年）就创立了在容易观察到险情的地标物上设立烽火的一套烽火报警体系。当某个烽火点燃时，邻近的烽火看护者就会点燃自己的烽火，这实际上是发出农夫或士兵们应当立刻行动并向各自指挥官报到的信号。
组织和机动
对东方世界步兵的战略战术的全面介绍，来自于中国最伟大军事思想家之一的孙子（公元前544年～公元前496年）。尽管《孙子兵法》编撰于公元前四五世纪，但是却对此后至少1000年里的亚洲军事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比如在应仁战争期间，武士们有时候会聚集在一起阅读该书中的某些章节，以增加他们的军事素养。当然，《孙子兵法》教义不太可能被简化到为步兵中那些不识字平民所熟知的程度，但其中所阐述的原则却能够对他们在战场上的部署产生影响。
结构和控制
《孙子兵法》中清楚阐明了成功军队的其中一个要素，就是对某一部队或阵形里的各种要素进行良好组织和适宜控制的必要性。古代把一群人划分为不同等级体系有其严格的界定：
“一人为单，两人为俩，三人为仨，仨俩为伍，两伍为什，五什为队，两队为卒，两卒为营，两营为团，两团为群，两群为旅，两旅为军。每级有上下。治众如治寡。”
此时军队的结构与今天并无重大不同。当今军队所面临的挑战，在距离遥远的情况下，如何调控各种技术装备以及人力。而对于历史上的亚洲军队而言，他们在绝大多数时间面对的一项挑战，就是经常要在相对狭小的地域中控制数量庞大的人员。总而言之，面对时常会出现的能导致正在作战的军队出现混乱的情况，同样可以乘机取胜。
对庞大的步兵部队进行控制，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每个士兵在指挥体系中有一个清晰的位置，并能够据此在战场上引导自己。考虑到第一点，尽管不同的军队有着独特的文化和地区特色，但孙子所列出的划分原则几乎适用于所有的军队，而士兵们所持的武器往往就决定了其在军队和战场中的位置。因此，18世纪的中国军队和15世纪相比，虽然使用火药武器（步枪和火炮）部队的地位更加突出，但两者却在结构上有着相似之处。
C．J．皮尔斯曾指出，中国宋朝（960～1279年）时期显然是直接将其军事组织建立在孙子阐述的方法上：
“宋朝末期的一位评论家就按照孙子的军事思想，将一支3200人的‘军’划分为两部分的论述，描述了一种相当理想化的组织图表，依次分下去，最后是包括5个每个由10人分队组成的‘队’，10人分队包括两个‘伍’，每‘伍’中包括一‘俩’和‘仨’。这就意味着每‘伍’中包含着持有不同武器的士兵，也许是3个长矛手和2个弓箭手。但是另一份宋朝的记载则驳斥了把近战武器和投射武器混合起来的做法。”（此处引用有误。宋朝实行的是厢、军、营、都四级编制，一都为100人，5都为一营，5营为一军，10军为一厢。——译注）
“理想化”一词在此处十分重要。很显然，拥有什么样的武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支军队可能在战场上运用的阵形。当一些新征步兵随身携带的武器只不过是粗糙的农具时，给他们在军中找一个合适的位置就很困难。而要把步兵中来自不同部族和语言背景的人融合在一起，情况就更加复杂，对于具有复杂文化背景的中国军队更是如此。这可不仅仅关系到语言问题那么简单，即使是在同一支军队中作战，来自相同部族的人也很少互相关心。因此，应当采取把对立的群体部署在不同的侧翼等办法来应对这一复杂情况。
中国军队中还存在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宣称的军力经常和实际能够召集的人数不相符。比如16世纪60年代，当中国明朝宣府的一位指挥官不得不迅速集结人马应对蒙古人进攻时，登记在册显示的共有12万人在支取军饷，而清点人数后却发现实际上能够服兵役的只有3万人。指挥官们用虚设士兵的军饷塞满自己腰包的同时，最终只会在战场上付出惨痛的代价。
编成及其下属单位
在我们所论述的时期，中国军队的组织结构体系发生了细微的变化，但是按照人数和武器门类来编制下属单位的原则却始终适用。比如，在15世纪初期，明军就被分成拥有5000人的“卫”，相当于现代的旅，“卫”再被分为5个千户所（营），每个千户所则包括10个百户所。在17世纪时，满族人按照“八旗”体系来组织他们的力量。从字面上来看，这指的是八面旗帜下的作战单位，而每个旗帜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图案。在每旗下集结的部队被分为各约1500人的“甲喇”（团），每甲喇再分为5个“牛录”，每个“牛录”约300人。
在一个作战单位里，每个下属单位都会形成其自身的领导组织结构，这和现代军制如出一辙。对于日本“足轻”而言，最高指挥官的官职为“足轻大将”，可能与今天的上校军衔相当。要注意这个人本身并不是一名“足轻”，而是属于武士阶层。一个“足轻”连队，则由一位“足轻头”负责，相当于一名上尉，而在他之下则是“中尉”，一位可能负责约30人的“足轻小头”。
日本军队中也存在根据武器门类来进行划分的横向架构：长矛兵、火绳枪兵和弓箭手都有自己的作战单位和中尉军衔的指挥官。比如，火绳枪兵就是由一位可能负责2个或者3个小组，每组又由5名火绳枪兵和1名弓箭手的“铁炮小头”率领。而数个这样的小组则由一名“足轻小头”指挥。按照武器用途与种类来组织编制非常关键，特别是对步兵而言更是如此。因为早期火器精确度不高，因而火绳枪就必须集中起来形成群射火力才有威力。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炮兵。而长矛兵必须保持紧密阵形，这样才能成功地抵御骑兵冲击，而阵线中的任何漏洞都有可能很快地被对手利用。
作战阵形
当今世界，对一支大规模军队的有效控制仍然是一种挑战，而在过去的东方步兵军队中却能做到这一点。在日本古代大部分时间里，骑兵（特别是日本骑兵）认为他们自己是精英，而步兵则经常被归类为预备力量，所以他们不能获取战场上的荣誉。随着投射武器的改进和运用，以及大规模军队的发展，这一点随之改变，步兵也逐渐地转移到了战场的前沿。在日本，诸如织田信长这样的人开始坚持让“足轻”在战斗技能方面得到有效的训练，并且配备合适的盔甲。在中国，军队庞大的规模不仅意味着步兵的重要性，而且需要巨大的人力资源来保障，但他们的技能通常却不如日本步兵。
在战场混乱出现之前，步兵部队是可以以最紧凑的方式排列成防御或是攻击的阵形。事实上，很多阵形在战斗真正开始以后就无法运用了。绝大多数东方的作战阵形所依据的指导原则包括以下几点。
（1）应保护侧翼免受敌军步兵和骑兵的攻击。
（2）应保持一个良好的防御前沿，前沿通常应由长矛构成坚固壁垒。
（3）在可能的情况下，应诱使敌军进入到己方控制的、可实施攻击的路线，让敌人落入陷阱和埋伏之中。
（4）投射部队应占据前沿中部受保护的位置，以使他们有开阔的射击视野，同时能够获得长矛部队的保护。
日本人将其发展并形成了大约22种作战阵形，而在中国军队中则使用很多类似的阵形。实际上，日本人直接从中国人那里借用了一些阵形。由于篇幅有限，我们不可能考察所有的阵形，但选择其中一些就可以表明出步兵部署中所蕴含的思想。
锋矢阵：在这种阵形中，投射部队被放在军队的前沿，以线性队列交错部署。他们的目的是使用炮火、火绳枪和弓箭来形成一波一波的火力，以打开敌军的缺口，让武士骑兵部队在步兵长矛兵的支持下保持阵形进行突破。要注意到，包括火绳枪兵和弓箭手在内的“足轻”部队也被部署在两个侧翼和后方，这样可以形成一定程度的全方位保护。
锁眼阵：锁眼阵是针对锋矢阵的阵形，目的是要摧毁敌人锋矢阵形的攻击。为了承受敌军的攻击点，步兵是以“V”字形部署，而“V”字形的开口部则面对着进攻方向。在这种阵形中，火绳枪兵和弓箭手可以向敌方的侧翼倾泻火力，打破敌人的进攻，使“足轻”长矛兵和武士能够接近并消灭敌人。要注意到在锁眼阵前沿重兵聚集了步兵部队，这样侧翼就缺少保护。当然聪明的指挥官也可以把强力的步兵部队部署在后方，这样在紧急情况下就可以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