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的盟友们非常关心此次意外事件对即将召开的峰会会带来哪些影响。英法两国领导人都公开表示支持艾森豪威尔总统，但私下却严厉批评后者。“美国人做了件天大的蠢事。”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在日记上坦言。他一直想开巴黎峰会，确实有理由发火。他认为，大国间面对面的会谈可以以一种积极性的方式来塑造一种高尚的政治。对于如何平衡间谍行为和外交行为的问题，他并不陌生。英国借用美国间谍飞机，参与了对苏联的空中侦察飞行，这是高度机密。峰会召开前数周，麦克米伦已经暂停这种侦察，并被告知，美国也会这么做。
麦克米伦想把因美国人出错而造成的后果降到最小。他给艾森豪威尔带话，这件事情上，华盛顿应该学学英国。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坚决否认从事任何间谍活动。事实上，英国对外情报机构——秘密情报局（SIS）并不是一个公开设立的机构。麦克米伦想让艾森豪威尔一言不发。
艾森豪威尔总统并不满意美国政府对U-2飞机事件进展所做的解释。同样，他也不喜欢美国驻苏大使和英国首相的建议——他并未涉及此事。美国飞机未经授权而侵犯苏联领空，这是一种战争行为，他如何能让全世界都接受这种说法？在核时代，仅仅是那些载有氢弹的飞机就能让数百万人丧生。因此，未经授权的飞行行为是不可原谅的。
艾森豪威尔下令国务院更正这个说法。5月9日，美国国务卿赫脱收回先前的说法——飞行未经授权。赫脱声明，这种行为虽然有违国际法，但在现实的冷战世界里，是非常必要的。美国政府新的立场是，总统曾授权进行这样的侦察飞行，但并未具体授权此次飞行。1955年苏联人拒绝接受艾森豪威尔总统开放天空的计划，结果之一就是启用U-2飞机计划。赫脱并未提及美国公众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他们向艾森豪威尔施加压力，在峰会之前，要他冒险进行U-2飞机的侦察飞行。而国际舆论和苏联人对赫脱声明的理解是，美国决心继续其穿越苏联领空飞行的行为。
尽管赫鲁晓夫发表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声明，但克格勃还要千方百计让鲍尔斯说话。为了给鲍尔斯施加压力，他未被告诉，全世界都知道他还活着。鲍尔斯一再重申，除非他公开出现在法庭或者有证据表明其父母知道他还活着，否则不会说出U-2飞机的无线电性能。但是，两天后，谢列平知道，他将不得不改变策略。5月10日，他们让鲍尔斯看了5月8日《真理报》和《纽约时报》的头版消息，它们都报道了赫鲁晓夫的声明，即美国飞行员还活着。翻译读了《真理报》上赫鲁晓夫的话：“我们还抓到了飞行员，他还活着，活蹦乱跳的。”他还读了一些美国地方报纸的报道，其中一篇引用了鲍尔斯父亲的话：“我准备亲自向赫鲁晓夫先生请求，要他公平对待我的儿子。这是一个矿工对另一个矿工说的话，肯定他会听我的。”这一下子打破了审讯室的紧张气氛。看到父亲的话，鲍尔斯哭了。鲍尔斯说他准备回答问题，从审讯一开始，这个问题就一直困扰着审讯者。虽然他仍然不打算把实情全都告诉克格勃，但是，现在他认为可以冒次险，说一些半真半假的话。如果克格勃在审讯中杀了他，那会成为国际丑闻。“从我起飞到被击落，没有进行任何形式的无线电联系。”他这么说道，却把所有U-2飞行员在进入苏联领空前都要发出无线电信号这件事小心地掩盖起来。“只有在降落前半个小时，我才能和基地取得联系。”他补充道，“实际上，U-2飞机无线电的有效范围只有400～500英里。”其实，U-2飞机无线电的通信范围要大得多，这就是为何要保持无线电静默的原因。但是，苏联并不需要知道这个事实。
“被击落时，你没有发出无线电信号？”谢列平一点也不相信他的话。
“我没有机会来发出任何形式的信号。”鲍尔斯答道。
“你为什么不早些告诉我们？”谢列平问道。
“如果你们知道我没有和基地联系过，中情局就不会知道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鲍尔斯解释道，“那么，或许你们就不会公布，我还活着，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他的真实回答意外地唤起这位克格勃首脑的坦诚。“这件事与你无关。”谢列平说道，“这是美国实施的一种侵略行为。”然后解释道，他认为鲍尔斯的飞行是一种蓄意的挑衅行为，以逃避几天后召开的四国首脑峰会。“为什么没有派其他人？”谢列平问道。
鲍尔斯的回答很简短，还带着爱国主义情绪。“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派我来。可能有些理由吧。”然后，他又说出了一个理由，这和后来艾森豪威尔第一次公开表示支持这次飞行的理由一样。鲍尔斯回忆，有一次，他曾在报纸上看到，人们担心苏联准备进攻美国。当审讯人员解释道，很难分辨出间谍飞机和携带有核武器的轰炸机时，鲍尔斯说道，他拒绝接受那种美国政府正在采取不必要的冒险行为的说法，美国政府需要这种情报。
尽管赫脱国务卿发表了声明，但是，赫鲁晓夫仍然认为U-2飞机的侦察飞行一直被艾森豪威尔在华盛顿的反对派所操纵。如果艾森豪威尔自己承认，间谍飞机是他授权派出的，那么，或许赫鲁晓夫就不会有这种想法。但是，这并未发生。赫鲁晓夫试图在1960年推进其冷战非军事化政策。苏联空军参谋长康斯坦丁-韦尔希宁元帅仍在做访美的准备工作。他将于5月14日前往华盛顿，要访问五角大楼。出于同样的考虑，赫鲁晓夫让外交部长继续为巴黎峰会做好准备。他不想再修改4月初以来审核过的峰会方案。
然而，赫鲁晓夫也开始疑惑起来，把艾森豪威尔当成伙伴是正确选择吗？两天后，他和空军元帅比留佐夫一同去看了U-2飞机残骸，他无法确定艾森豪威尔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U-2间谍飞机的侦察飞行。苏联人把U-2飞机的残骸放在高尔基公园，供公众参观。面对参观的记者，赫鲁晓夫对用心良好而承受着强硬派压力的艾森豪威尔总统表示了怜悯。他把赫脱国务卿单独挑了出来进行攻击：“没有一种犯罪感，也没有为这种侵略行为而感到羞耻，他还在为这些强硬派辩护，还说将来还会继续这种行为。”但是，赫鲁晓夫第一次发现，出于义愤，他很难做到这一点，即不向艾森豪威尔发起攻击。“得知美国总统批准了这次行动，我感到非常惊讶。”当被问及5月9日美国国务院的声明是否影响对艾森豪威尔的看法时，他回答道。他仍然说，召开一次成功的峰会很重要，并且提及艾森豪威尔即将对苏联的访问。但是，话里已经有了新的尝试，“我是一个人，我有人的情感。我有过希望，他们失信了……你们一定知道，我们俄国人做事很彻底：玩的时候，我们会玩；战斗的时候，我们就全身心地投入战斗。”
次日即5月12日，主席团开会讨论巴黎峰会的有关指示和提案，赫鲁晓夫和苏联代表团将带着它们参加会议。这次会议似乎没有录音。之后的谣言是，主席团就赫鲁晓夫是否应当参加这次会议产生意见分歧。但是，米高扬的回忆中并没有把这次会议当成是赫鲁晓夫和外交部斗争的一个片断；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推翻之际，反对他的决议案中也没有提及此事。然而，人所共知的是，主席团批准了葛罗米柯准备了一个月的一揽子提议案和会谈指示草案。
的确，给赫鲁晓夫的授权是，对巴黎峰会上的具体事情要表现出灵活性。如果西方伙伴对谈判议程拒绝表态，他将会让这种灵活性落空。参加巴黎峰会的目标就是要促成和那些西方权威决策人物的讨论。对于美国代表团，会议指示中既有愉快的因素，也有令人不快的内容。赫鲁晓夫将要提醒美国总统，在他访美期间他们进行了一些富有成果的会谈，“美国和苏联的会谈，”他得这么说，“已经对国际局势产生良好影响。苏联希望，会谈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以便最终确立我们两国的总体关系和良好的合作。”
赫鲁晓夫还要对美国人提出一项要求：克里姆林宫期待美国采取措施，今后停止一切侵犯苏联领空的行为。“苏联人民希望不仅要和美国人民和平相处，还要友好相处。”终止U-2间谍飞机的侦察飞行是前提条件。
那些要让峰会取得成功的努力也有了结果。给柏林的指示表明，就如何取得峰会的成果，达成初步的共识。在讨论巴黎峰会的提议时，主席团没有提出任何后退的余地。相反，它却决定，“对这个问题的谈判应当遵循一种方式：要让西方国家相信，苏联决心要制定对德和平条约，以便彻底肃清战争遗留问题，特别是占领西柏林的体制。”苏联代表团将会向西方提出一个为期两年的临时协定。就像赫鲁晓夫和外交部所设想的那样，临时协定不是让四大国在一个更加平静的环境中谈判的手段，而是要实现赫鲁晓夫1958年的设想，临时协定只是把这个过程推迟了两年。
至于裁军，苏联人也有许多提议。要实现全面和彻底的裁军，第一阶段的工作是销毁核运载装置。对于裁军核查问题，赫鲁晓夫准备开放某种形式的现场核查，由外国观察家来核查洲际导弹和洲际轰炸机的销毁情况。虽然计划还很模糊，但它们也不会马上被西方大国所拒绝。有些东西确实来自这些计划。
去巴黎前的那些天，艾森豪威尔考虑过赫鲁晓夫可能要在峰会上提出的计划。4月初以来，美国已经认定，苏联领导人或许会利用这次会议来解释其临时协定的含义，赫鲁晓夫与戴高乐的会谈中提到过这个协定。5月9日，苏联人向法国人提交了其最后的建议，它们立即被译成英语，送给总统。法国也向其北约盟国简要通报了情况：苏联对法国提出的削减核武器运载工具的计划颇有兴趣。4月底和5月初的北约会议上，西方大国讨论这个计划的实际意义。所有与会国家中，反应最强烈的是美国代表团。赫脱国务卿称，法国对计划感兴趣，让“西方颇为尴尬”。他认为苏联人将会找到作弊的办法，即让一整套相互裁军的概念因为缺乏一种细致的核查制度而难以实行。
艾森豪威尔对巴黎峰会的结果既不感到乐观也不感到悲观。和新任国务卿不同，对核裁军，艾森豪威尔并不是简单加以拒绝，而是准备继续要求实施核查，他不知道赫鲁晓夫是否会同意这个建议。艾森豪威尔没有看到柏林问题有多大的谈判余地，只是想让苏联人接受现状。可能边界会有所变化，或许也会涉及盟军削减西柏林驻军的问题。经艾森豪威尔批准，国务院已经开始提起德国人的自决问题，而不是德国的重新统一。换句话说，如果苏联人认为德国需要进行一场变革，那么，应该是全体德国公民投票决定，至少也是全体柏林居民来投票。美国确信，无论哪种方式，德国人民都将会投票支持资本主义，而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U-2间谍飞机事件让艾森豪威尔不能专心于峰会准备工作。他并没有对那些来自英国，还有驻莫斯科的苏联问题专家的意见进行分析，而是一心想着重新确立他对全美安全所拥有的领导权。在回忆录中，艾森豪威尔争辩道，他认为有义务为这次事件承担责任，“否认我在整个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他写道，“将会向世人宣布，美国政府有些部门不负责任，完全无视总统的领导权。”二战期间，作为盟军最高指挥官，艾森豪威尔曾作出过一些艰难的、有争议的决定，是否要在诺曼底登陆，是否要向巴顿将军的第三军提供汽油，或在进军柏林的竞赛中打败俄国人，在这些问题的决策上，他从未逃避过自己的责任。
5月11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艾森豪威尔澄清了人们对他授权鲍尔斯从事侦察活动的疑问。艾森豪威尔不喜欢开记者招待会，似乎他也从未轻松开过一场记者招待会，所有的记者招待会都被纠缠在他自己的话语中。有时，这也是有意而为之。1955年，一场记者招待会召开之前，艾森豪威尔让其新闻秘书詹姆斯·哈格蒂放心：“不要担心，吉姆……我只是想把他们搞糊涂。”有时候，他也会无意中出错。而现在——5月11日，艾森豪威尔的讲话却显得异常清晰：“没有一个人想再经历一次珍珠港事件。”因为苏联的一切都处于秘密状态，美国不得不采取间谍手段，这并非“令人愉快，但却必不可少”。否则，美国何以了解那些军队的动向？而他们“有能力发动一场大规模的突然袭击”。在国际事务中，艾森豪威尔不想让一切都处于保密状态，因为他知道，保密和安全是一对矛盾。出于这个原因，他在1955年的日内瓦会议上提议要开放天空，还想在巴黎峰会上向赫鲁晓夫重申这个提议。与此同时，他也不打算为间谍行为道歉。
10年后，作为养老金领取者，赫鲁晓夫回忆道，当得知白宫拒绝否认因授权鲍尔斯从事间谍行动而承担责任时，他简直气坏了。“只要艾森豪威尔总统与U-2间谍事件无关，”赫鲁晓夫回忆道，“我们就能继续加强苏美关系的政策，我访问美国，和艾森豪威尔总统举行会谈，从那时起，我们就有了这个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