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哈里·杜鲁门、克莱门特·艾德礼和约瑟夫·斯大林在波茨坦相会后，第一次大国会议在赫鲁晓夫力图控制莫洛托夫外交政策的背景下召开了。1955年5月10日，法国、英国和美国邀请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参加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高峰会议”。四天前，对西德的正式占领已告结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宣布成立，并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加入北约。随着西德加入北大西洋公约这个军事组织，艾森豪威尔政府最终同意邀请莫斯科参加三国高峰会议。两年来，由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领导的英国一直要求华盛顿和苏联举行会谈，但是，与苏联代表的高层会谈可能会使西德加入北约的计划复杂化。因此，提议曾遭到美国政府的反对。
很难说苏联外交的重大失败促成了这次会谈。鼓励德国统一，尽可能变成社会主义国家，是斯大林设计、莫洛托夫忠实执行的一个计划。实际上，这意味着苏联将不会承认西德为一个独立国家。虽然苏联会被迫保证支持东德，但东德只被看做是德国统一前的一个过渡。斯大林死后，西欧要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入北约的势头越来越猛，在莫洛托夫的影响下，克里姆林宫采取了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一方面警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如果西德加入北约，苏联将会成立自己的军事组织，克里姆林宫也会拒绝参加四国高峰会议。然而，如果西德抵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克里姆林宫许诺，将支持全德国的大选，大选要有国际观察员和欧洲安全组织参与，同时也欢迎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实现关系正常化。
利用苏联对奥地利的政策来吸引德国人重新考虑加入北约的问题，这是赫鲁晓夫最后的努力，只是为时已晚，恐怕没有成功的机会。西德的再次武装以及加入北约似乎在这个国家颇受欢迎。西德议会——联邦议院迅速通过在1956年启动15万青年人军训的法案，18个月后，将再增加25万人。
克里姆林宫立即就西德加入北约作出回应，这表明莫斯科已无意参加四国高峰会议。5月7日的《真理报》称，“西德已经变成了一个部署大规模武装力量的桥头堡”。苏联宣布废除斯大林和法国、英国签署的战时系列互助条约。冷战时期，法国和英国不可能和苏联共同抵抗美国的进攻。但是，莫斯科还是想表明其立场。克里姆林宫也实现了其先前的计划，即要建立一个反北约的军事联盟。5月14日，来自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和苏联的军事代表齐聚华沙，以成立华沙条约组织。
尽管克里姆林宫官方声色俱厉，然而，赫鲁晓夫却并不怀疑自己的信念，即出于长远利益的考虑，苏联将会改善与西方的关系。在他看来，西德加入北约是系列国际事件中最糟糕的一件事，它几乎要全部归咎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愚蠢的外交政策。这表明，他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策略。
赫鲁晓夫对此的反应是，加速奥地利条约的签约工作。即使它并无助于西德脱离北约，或许一个统一的奥地利在德国问题上依然可以扮演一个有益的角色，至少莫斯科可以减少其驻军，节省一大笔军费。5月初，苏联通知维也纳的谈判伙伴，若奥地利发生动乱，他们不再坚持苏军重返奥地利的权利。这为签署结束四国占领奥地利十年的和约清除了障碍。1955年5月15日，奥地利条约最终签订。
同时，赫鲁晓夫向苏联外交部长施加压力，要他们对裁军采取一种更为务实的策略。5月10日，就在西方国家邀请苏联参加四国峰会的同一天，苏联外交部宣布：大国分阶段裁军以消除国际紧张局势。苏联号召减少常规武器和军队规模，销毁所有核武器，关闭大国在海外的军事基地，并建议在两年内实现这些目标。此外，作为销毁核武器的一项措施，苏联建议禁止核试验。在核大国中，苏联首次提出禁止核试验的主张。在这一时期的核武器研制方面，苏联似乎并不像美国那样过分依赖于核试验。从1949年8月爆炸第一颗原子弹起，苏联科学家只进行过19次核试验，而美国科学家则进行了60次核试验。
这样，赫鲁晓夫就把被邀参加四国会议看做是一种积极的姿态，而不是苏联软弱的象征。他需要一个重要的平台，要借助这个平台把他自己还有其对西方的新政策推出去。1955年早些时候，他会见了新闻界巨头威廉·伦道夫·赫斯特。16年来，作为克里姆林宫的核心人物，赫鲁晓夫几乎没有和西方外交官打过交道。赫鲁晓夫会见铁托，就是要向南斯拉夫表明，莫洛托夫不再代表苏联。他希望出席峰会，也能对艾森豪威尔、丘吉尔的继任者安东尼·艾登爵士和法国总理埃德加·福尔起到同样的作用。
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主导着美国的日内瓦会议准备工作。他是一位无人不知的将军，指挥诺曼底登陆是其最大的军事成就。1945年，他还指挥盟军攻入德国的心脏地带。此时德国已被分为4个占领区，尽管希特勒的首都远在协议中的苏联占领区内一百多英里，战争结束前几周，迫于压力，他和苏军展开进军柏林的竞赛。“为什么我们要冒牺牲美国士兵或英国士兵生命的危险，”艾森豪威尔颇为犹豫，“来占领那些很快就要交给苏联的土地？”艾森豪威尔的这个决定让他赢得了苏联的尊重，同时，也让乔治·C.巴顿和英国陆军元帅伯纳德·劳·蒙哥马利颇为沮丧。
作为美国对德占领区的指挥官，艾森豪威尔由此开始了解苏联人。他花了大量时间和苏军将领，尤其与地位相当的朱可夫元帅打交道，以避免自己不是那种把共产党视为敌人的人。1945年的莫斯科之行也让他目睹了普通苏联人的贫困生活和战争造成的巨大损失。和朱可夫的交往，还有在莫斯科的所见所闻，让他很难接受那种估计，即夸大苏联的实力及克里姆林宫要利用这种实力的愿望。
在白宫，艾森豪威尔又发现，民主党同伴在批评他在对外政策上的直觉。其入主白宫的第一年，民主党强硬派和主和派进行了整整一年的争斗，这是一场两派之间的权力之争，艾森豪威尔赢得了这场斗争。但是，这是一场真正的战争，艾森豪威尔不得不依靠国会民主党人的支持。自弗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推行新政以来，没有哪一位总统面临过如此剧烈的、来自同一党派国会议员的反对。
艾森豪威尔宣誓就任总统不到两个月，斯大林就死了。他认为，这可能是冷战的转折点。尽管面临着民主党内的激烈挑战，他还在寻找缓和冷战紧张局势的机会。但他不只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就像他知之不多的对手——赫鲁晓夫一样，艾森豪威尔也非常关心持久对抗的成本问题。和赫鲁晓夫不同的是，艾森豪威尔是从他所信奉的小政府和平衡预算的角度得出这个结论的。当他得知美国国防开支总额时，非常吃惊。朝鲜战争期间，年度国防预算已从每年的135亿美元几乎剧增至450亿美元。艾森豪威尔的外交策略——他自称为新视野，它主要的理念是，更多地依赖性价比高的核武器而不是常规武器，以此来把国防预算降低至350亿美元。为了避免美国缺乏安全感的担心，艾森豪威尔让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以拥有“大规模核反击”力量威慑对手，以防备苏联和其任何一个盟国对美国的入侵。这种核威慑是存在的，因为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清楚，无论核武器的质量还是数量，美国都占有优势。但是，艾森豪威尔仍然希望部分裁军，以减少国防开支。同时，大规模反击无疑也是美国决心保卫自己的一种原则。
在艾森豪威尔政府内，并不是所有人都把维也纳会议视为一个缓和东西方紧张对抗局势的机会。1953年，当丘吉尔第一次提出召开峰会时，国务卿杜勒斯就不喜欢，因为他不想减轻对莫斯科施加的压力。杜勒斯相信，苏联非常虚弱，在适当的环境下，美国的策略会使它“崩溃”。“压力策略，”杜勒斯争辩道，“能加大苏联的需求和资源紧张之间的缺口，导致它们解体。”杜勒斯的弟弟、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不太相信苏联会很快崩溃，但他相信，苏联处于困境中。艾伦·杜勒斯把奥地利条约称做“冷战以来对西方的第一次实质性让步”。他把莫斯科的新外交政策理解为一个象征，即苏联领导人明白他们处于困境中。
这也让人们相信，正是苏联人的虚弱，才把对抗转向了日内瓦峰会。杜勒斯兄弟认为，为什么让步可以让苏联人变得更随和？会议前夕，杜勒斯兄弟告诉记者们：“如果紧张局势被缓和，那么苏联人就得到了他们最想要的——时间。”哥哥福斯特·杜勒斯实际上要出席日内瓦会议，他预计，从实力上来说，至少在世界公众面前，它可以为西方加分。和重视裁军的艾森豪威尔不同，这位国务卿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准备一份德国方案上。他肯定，苏联人会反对它，而西德人和世界各地的民主人士会欢迎它。
杜勒斯采纳了英国的一个建议，实际上这是1954年由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温斯顿·丘吉尔长期的替角——提出的一个方案，即在一个再次统一的、亲西德的德国范围内，推动东德的非军事化。艾登设想，在现在德国的苏联占领区东部边境两边150英里的范围内实行严格的军备控制，进行全德国的大选。这个方案的基本原理是，如果向苏联人许诺，重新统一的德国不可能对东部构成威胁的话，苏联可能会接受对其东德保护国的统一。即使德国决定加入北约，这个计划仍然约定，北约部队不会部署在波兰和德国边界上。
私下，杜勒斯告诉艾森豪威尔总统，苏联人当然根本不会接受这个计划或者类似的计划。在这个要点的阐述上，他强调，东柏林的情感和意识形态对苏联领导人很有吸引力。在给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报告中，他这样写道，苏联人“害怕失去对东德的控制从而影响到其他卫星国”。然而，艾登计划是一个非常实用的阴谋。因为不可能和共产党国家达成这些协议，杜勒斯称，美国政策的目标应当介于两者之间，即提出的建议介于克里姆林宫反对或出于虚弱不得不接受两者之间。
艾森豪威尔决定接受艾登的建议和杜勒斯的策略，但并不赞同这种观点：不可能和苏联在日内瓦峰会上达成一项协议。他决心要有意识地改变国际事务的氛围，不让这个机会白白丢掉。几个月前，艾森豪威尔已经精心挑选人员，组建了一个一流的工作小组——这就是著名的“盖瑟委员会”（Gaither committee），由它来评估苏联的军事实力和美国防御其发动突然袭击的能力。1955年2月，这个委员会提交的报告称，美国情报来源太少，以至于不能得出任何可靠的结论，“对苏联人一些特定的能力和最直接目的的估计，只有一小部分可靠的资料（着重是原始资料）”。美国的评估很大程度上来自美国国防部对苏联生产能力所做的一些推断和假设。意识到这些不足，艾森豪威尔一直在设法扩大美国情报机构搜集苏联军事设施情报的范围。一种选择是依靠中情局研制的一种高空间谍飞机——U-2飞机。然而，U-2飞行时要侵犯苏联领空。在国际法上，这是一种战争行为。艾森豪威尔对可能出现的后果忧心忡忡。然而，就在日内瓦会议前夕，有人向艾森豪威尔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解决情报问题的方法，那就是和莫斯科合作而不是对抗。一个由纳尔逊·洛克菲勒领导的顾问小组建议，美苏两国相互开放天空，接受空中侦察。双方固定在对方领空飞行，可以让两国消除发动突然袭击的威胁，有可能建立双方的互信。艾森豪威尔非常喜欢这个主意，决定把它提交日内瓦会议。总统提出的开放天空的消息被严格保密，仅限于美国代表团知悉。日内瓦会议上，它将会使苏联人大吃一惊。
根据赫鲁晓夫那洞察一切的回忆录，威廉·陶布曼让我们再次回到了赫鲁晓夫时代。对自己个人奋斗所取得的成就颇为自豪，还有些自负的赫鲁晓夫，不再对自己缺乏正规教育和出身卑微而感到伤心。“我没有受过教育，没有什么文化，”他自我嘲讽道，“要管理像俄国这样的国家，你得上过两所大学。但是，我只上过四年的教会学校，没有上中学，而是上了大学，也是一知半解。”先是在基辅，他要试图向引路人拉扎尔·卡冈诺维奇证明自己；然后在莫斯科，他又要向斯大林证明自己。在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发表过令人毛骨悚然的讲话，也签发过死刑书。他不屈不挠地想要证明，尽管他的行为表明，他不是一个老于世故的人，但和任何人一样，他非常坚强、狡猾，也很能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