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1日的主席团会议上，当读到巴特寮要求提供更多秘密援助的文件时，赫鲁晓夫火冒三丈：“我们不愿意这么做！”他向委员们发出了这个指示。多年来，苏联一直试图劝阻巴特寮不要采取不必要的冒险行为，这些劝告与老挝共产党从支持他们的河内和北京方面听到的却不一样。对苏联告诫政策的唯一例外发生于苏联在外交上实施施压政策期间，当时，赫鲁晓夫对当年5月中国和北越支持巴特寮入侵南塔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次入侵导致美国在泰国部署军队，并且几乎要对老挝实施军事干预。导弹危机后，赫鲁晓夫不再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采取的那些冒险行动坐视不管。“和平（现在）最重要。加勒比海已经实现和平，那里既没有赢家，也没有输家。如果我们继续奉行同样的政策，”赫鲁晓夫说道，“那么，它将不符合左派的利益。”他想让苏联驻越南大使阿布拉莫夫的继任者警告巴特寮，如果他们不理睬莫斯科的指示而与梭发那开战，那也将是他们独自开打的一场战争。赫鲁晓夫相信眼下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因而他准备不再理睬老挝共产党，“我们做了我们所能做的一切。”
11月29日从哈瓦那回国途中，米高扬在华盛顿停留。赫鲁晓夫想让这位克姆林宫的使者来强调他的看法，即现在正是推动超级大国达成更多实质性协定的时候。米高扬也想强调赫鲁晓夫对古巴危机发生的原因所作出的新解释。“苏联不应该被谴责。没有人会相信在古巴集结的是进攻性武器，而且针对的是美国。”米高扬一直反对在古巴的行动计划，他很清楚，赫鲁晓夫当初就是把这些导弹视为进攻性武器。在古巴部署这些导弹是赫鲁晓夫冒险采取的威慑手段，即对美国施加压力。米高扬曾经痛恨这一策略，但是，在肯尼迪总统面前，他却很痛快地把这种情绪掩饰起来，并且装作从未有过类似的策略。
因为其他原因，这场谈话显得颇为重要。在削减苏联在古巴军事力量方面，肯尼迪迫切需要赫鲁晓夫的帮助。虽然美国情报机构严重低估了苏联在古巴的实际军事规模，但是，肯尼迪仍然认为1.7万人的兵力还是太多了。中央情报局也认为赫鲁晓夫在古巴部署了过多的兵力。苏联方面的会见记录表明，当时肯尼迪说：“我知道赫鲁晓夫在写给我的信中并未作出这一承诺，但是，我还是希望苏联方面撤出这些部队。”米高扬的回答非常简练：“我们将兑现我们的承诺，不多也不少。”米高扬的话同时见诸美苏两国的会谈记录。
米高扬回到莫斯科后，整个高层为他在古巴所做的不屈不挠的努力而欢呼。米高扬回国后，赫鲁晓夫召开了一次主席团会议，就古巴导弹计划向委员们做了事后的剖析。他声称导弹计划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古巴一直被当成革命运动的一个中心。”他断言道。比这更重要的是，危机彻底证明，美国尊重苏联的利益和实力。“美国被迫承认，在西半球我们有自己的利益。”而且，赫鲁晓夫得意洋洋地说道：“我们是世界俱乐部的成员。他们自己也感到害怕了。”
在超级大国间制造对等威慑一直是赫鲁晓夫在古巴部署导弹的主要动机。现在他认为，即使撤出这些导弹，他也已经达到了这一目的。面对米高扬和主席团委员，赫鲁晓夫炫耀说自己知道何时该撤出导弹：“如果我们再坚持我们的立场，或许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赫鲁晓夫并未在12月3日的会议上正式宣布，根据美国对苏联实力的尊重，苏联将实行新的外交政策。但是，会议结束之际，他又暗示，在可预见的未来，苏联再使用威慑策略将不会产生任何效果。莫斯科将尽可能在各个方面与华盛顿寻求妥协。当米高扬报告，肯尼迪要求苏联撤出留驻古巴的军事人员时，他作出了这一暗示。既未敦促，也未抱怨，赫鲁晓夫向委员们宣布，他和国防部长将考虑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12月的第一周，赫鲁晓夫继续在考虑如何把美国引入严肃的讨论中。他很清楚，首先要撤销7月发出的威胁：就柏林问题再发布一个最后通牒，其次要向肯尼迪提出一些可能达成全面禁止核试验协定的提议。
自从1961年5月罗伯特·肯尼迪和格奥尔吉·博利沙科夫第一次秘密接触以来，肯尼迪兄弟让赫鲁晓夫对现实有了更多的认识：核试验状况只有能被独立核查，美国参议院才会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按照美国法律，所有的条约都须经参议院批准。实际上，这意味着要按一定比例对每年监测到的苏联境内一些难以解释的地震活动进行现场核查。1961年1月，美国坚持一年要进行20次现场核查。到古巴导弹危机发生时，这一要求已降至一年12次。
10月30日，美国裁军谈判大使阿瑟·迪安留在日内瓦会谈中给苏联副外长瓦西里·库兹涅佐夫留下最深的印象是，华盛顿可以降低现场核查的次数。确实，美国的立场一直在改变。肯尼迪想达成禁核条约，已在私下考虑要把核查次数降至每年8次。但是，库兹涅佐夫没有理解迪安的话，或者迪安说错了话。无论如何，库兹涅佐夫对这次会谈的理解是，只要苏联人一年接受3次现场核查，那么，美国参议院就会接受这个条约。
从苏联外交部得到这一消息后，赫鲁晓夫决定授权美国在苏联境内实施3次不公开的现场核查，以核实一些无法解释的地震活动。“当我们同意这么做的时候，”他后来解释道，“我们认为它有象征意义。考虑到肯尼迪的处境，这是为美国总统作出的让步。”
12月初，赫鲁晓夫向一位重要的外国客人披露，他之所以愿意和肯尼迪妥协，以达成禁止核试验条约，中苏大辩论在其中起了一定的作用。1962年12月初，著名和平人士诺曼·卡曾斯带着罗马天主教皇致赫鲁晓夫的信来到莫斯科，卡曾斯的正式职业是《星期六评论》文学杂志的记者。从赫鲁晓夫的核心圈那里，卡曾斯得知这位苏联领导人有意要向中国证明，和平共处的政策可以缓和局势，且有益于苏联和东欧集团。几天后，赫鲁晓夫本人也向卡曾斯表达了这一观点。“中国人说我害怕了，”在一次私人会见中，赫鲁晓夫告诉美国客人，“我当然害怕了。不害怕那是神经病。我担心我们的国家，或你们的国家，或所有其他的国家可能会发生的——他们将会毁于一场核战争。如果感到害怕，那说明我阻止了这种愚蠢行为，那么，我为我感到害怕而高兴。今天世界面临的问题是对核战争感到恐惧的人并不多。”然后，赫鲁晓夫作出一个惹人注目的姿势，以表现他所认为的两类领导人，至少和他一样清楚核武器所具有的毁灭性。盯着办公桌看了一会，赫鲁晓夫拿出一些文具，然后，用他那颇有特点的潦草笔体，分别给约翰·肯尼迪和教皇写了圣诞贺卡。
会见卡曾斯后的那一周，赫鲁晓夫又向肯尼迪发出两封密信。他信中明确撤销了要发布新的柏林最后通牒的威胁，并就达成禁核试验条约向肯尼迪总统提出一项新建议。苏联军方启动其早先计划的系列大气层核试验之后，他才能就禁核试验作出让步。在克里姆林宫，面对主席团委员，赫鲁晓夫声称，允许实施三次现场核查是“一个非常大的让步，因为那会把间谍放进来”。但是，他认为，他需要“部分地”满足肯尼迪。赫鲁晓夫认为，1963年将会在国际事务方面有所收获，而三年前，即1960年5月，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的U-2间谍飞机被击落则让苏联的努力都付诸东流。
1963年1月，约翰·肯尼迪发表第三次国情咨文演讲，演讲突出了他对国际局势走向所具有的自信。肯尼迪永远都是一个水手，他用航海术语来比喻美国人民在冷战中将要面临的任务：“我的朋友们，我怀着希望结束我的演讲。我们不会被海洋瞬间的平静和头顶上晴朗的天空所迷惑，我们知道水下还有暗流，暴风雨已经露出地平线，现在，风有所变化，在共产主义世界以及我们的世界，它似乎比以前刮得更加猛烈。175年来，伴随着身后的这些风，还有我们所喜欢的人类自由的潮流，我们航行在海上。我们驾驶着航船，满怀着希望，就像托马斯·杰弗逊所说的那样，‘把恐惧留在后面’。”这位美国领导人已经意识到，赫鲁晓夫对世界的评估已经发生某种变化，或苏联领导层似乎至少已在国际事务中放弃了战争边缘政策。自从解除对古巴的封锁以来，赫鲁晓夫已经给肯尼迪发出几封密信，后者肯定是从信中得出了这个结论。在重申这一看法的前一周，肯尼迪正好收到来自莫斯科的第三封信。肯尼迪提醒听众，世界正在经历一个“暂时停顿”的时期，因而没有必要沾沾自喜。“自鸣得意或沾沾自喜都可能会使我们的安全以及我们对手的武器陷于危险之中。暂时的停顿并不一定就会带来和平。从古巴到南中国海，依然还有许多棘手的问题。为治疗这个世界的顽疾，开出的处方并不是要休息一年，而是要在这一年中承担责任、寻求机遇。”
肯尼迪把中国和苏联的日益疏远视为国际格局中最大的变数。“现在，我认为我们应当记住中苏间正在发生的一切。”11月，他曾对其外交顾问说：“确实，人们攻击赫鲁晓夫实行慕尼黑式的绥靖和姑息政策，而且他受到中国的猛烈批判。我不知道这是否会导致他们之间关系的破裂。”肯尼迪也注意到，赫鲁晓夫在柏林问题上讲话的语气有所变化。“在柏林问题上，他比几天前更坦率，”肯尼迪对助手们说，“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是，我认为我们应当……我完全同意他是一个撒谎者，而且卡斯特罗也很讨厌。而且我不认为赫鲁晓夫比苏联的其他人都好，我也不认为，因为他正受到中国的批判，我们应当对他慷慨些。但是，至少我们应该记住，现在正经历着一个大冲突，我不知道它会导致何种结果，是否对我们有利。”此时，肯尼迪越来越乐观，他有理由相信，两个共产党大国的紧张关系可能会使冷战走出危机——缓和的危险模式。他就任总统以来，每年都是如此。
肯尼迪概括了美国所面临的现状。次日，赫鲁晓夫在柏林也发表了几乎同样重要的讲话。这就像肯尼迪所定义的那样，这位苏联领导人已经得出结论，1963年将是“充满责任和机遇”的一年。利用这个机会，赫鲁晓夫公开撤销了要就柏林问题再发出一个最后通牒的威胁。一个月前，在给肯尼迪的密信中，他就已经撤销了这个威胁。赫鲁晓夫指出，1963年不会再发生一次柏林危机。相反，他把1961年修筑柏林墙称为“最重要的一步”。而且，他还称，采取这些保护性措施之后，现在苏联和东德签订和平条约已“不再是个问题”。赫鲁晓夫重申了其愿望，即美军应在联合国的旗帜下驻扎西柏林，但是，这被说成是一个愿望而不是一种要求。
苏方一下子变得主动起来。次日，克里姆林宫发表了赫鲁晓夫12月致肯尼迪的信。一周后，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会见了美国驻苏大使福伊·科勒，要后者告诉肯尼迪，苏联领导层准备继续就柏林问题展开会谈。葛罗米柯的语调并不急切，也未承诺苏联已改变立场。提出这一要求的方式仍然象征着一种不同于1962年夏天以来的氛围。
赫鲁晓夫还认为，向中国伸出橄榄枝的时机到了。出于某种原因，他已经让自己相信，他能说服毛泽东，并且同时和北京、华盛顿保持良好关系。1963年12月，他呼吁北京停止其报纸每天批判克里姆林宫的宣传。他还说道，苏联报纸将采取同样的行动。他提议缓和中苏关系，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可以原谅。对毛泽东和中国领导人，他仍然心怀不满。1月底，赫鲁晓夫对其克里姆林宫的同事这样直率地评论道。然而，他向后者竭力鼓吹一种谅解精神，现在他想看到苏联的外交政策能反映出这种精神。“应该有包容的心态，不一定非要把他们拉到……我们要让他们摆脱错误立场，帮助他们克服其缺点……”
对苏联焕然一新的和平攻势，美国人既感到失望也看到了希望。除了受欢迎的语气外，赫鲁晓夫12月的信并无新意。那封提及柏林的信还是老调重弹，而对于禁核试验，只是重提艾森豪威尔在位后期苏联所坚持的立场，美国仍然难以接受这一立场。
然而，肯尼迪把苏联禁核试验立场的变化视为再次反思美国官方立场的理由。肯尼迪是美国政府中最积极的禁核试验支持者。他艰难地劝说其顾问，要把现场核查的次数降至6次。他承认，把美国过去坚持的每年核查12次缩减为6次也有风险，或许那样做不能发现苏联最隐秘的核试验。但是，在1963年2月8日与其主要裁军谈判助手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肯尼迪提出了禁核试验谈判中向苏联人作出让步的理由。他坦率地承认，估计苏联人又在骗人。他解释道，其设想是，这种欺骗可能会造成危险，但美国人会从中受益，即让莫斯科帮助他来促成一个世界范围内全面禁止核试验的条约，以此来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能否向参议院兜售每年6次的现场核查，对此他确实心存疑虑，但是，他决心再试试。然而，他清楚，不能提一年实施3次现场核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