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20世纪30年代回族商业的发展
20世纪30年代前期，临夏的社会秩序比较稳定，回族商业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在皮毛生意发达的同时，其他商业贸易也变得日趋活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瓷器经营。甘肃等地的回族、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人民喜欢用“三炮台”的盖碗喝茶，讲究用“五香茶”招待客人。因此，盖碗是每个家庭的必备品，藏族的日常生活以喝奶茶、吃酥油炒面为主，他们喜欢用大小适宜的“藏碗”，尤其喜欢印有龙凤、八宝、三道鱼等彩釉的小“龙碗”。为了满足回族和藏族的需要，临夏的许多商号专门经营瓷器，部分商号还派专人常驻瓷都——江西景德镇，向瓷器生产厂家订做各种图案的瓷碗、盖碗以及其他瓷器，随时运到临夏、甘南等地出售。制作一个“瓷碗”成本为5角，而拿到甘南、青海的藏区销售，竟能卖5元硬币。新中国成立前，临夏有瓷器商几十家，有些还将“藏碗”用牦牛驮运到西藏的拉萨销售，备受西藏人民的青睐。
2.茶叶贩运。喝热茶有利于消化和抵御寒冷。西北少数民族大多都有喝茶的习惯，特别是食肉较多的藏族同胞，对于茶叶的需求量是较大的。适应这一需求，临夏的茶叶贸易也很活跃。临夏茶商主要从陕西、四川和云南等地贩运茶叶，品种有陕茶、茯茶、松州大茶和春尖茶等。当时较有名的茶叶商号有“重露祥”“隆盛德”等。
3.木材交易。民国时期，临夏由于靠近黄河、白龙江、洮河、大夏河上游沿岸林区的有利条件，木材交易也比较发达。临夏最大的木材交易市场设在城南的河滩关，称木厂。经营的木商，最多时约有70余家，多为城市回族商人。一般木商只通过乡间商贩间接收购木料出卖，不能进土门关到林区直接采购。当时有所谓“八大家”的木商，均为漠泥沟（今临夏县）人，皆与西军（马安良系）、宁海军（马麒、马步芳系）有密切关系，则可以直接去甘南藏区采购砍伐木料，通过大夏河水运到河州城出售。黄河、桃河木筏，大部分直放兰州，少数木料在三甲集（今临夏州广河县）、莲花河沿（今临夏州永靖县，为水库淹没）出水，拉运到河州各集镇销售。民国17年以后，兰州因椽子木料缺乏，兰州木商到河州采购，最多时一年运出500筏（15000根）。因此，兰州骚泥泉、小西湖一带也有河州木商设厂经营。
4.珠宝生意。临夏珠宝商主要经营妇女首饰。回族妇女喜欢戴宝石耳坠、金戒指、玉翠手镯；藏民妇女喜欢戴珊瑚、琥珀、玛瑙、象牙制作的装饰品。为满足这两个民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妇女的需要，珠宝商人去北京等大城市采购珠宝，有些跑到陕南沿海及台湾采购，经销利润相当可观。
5.对外贸易。为了开辟新的生财之道，获得丰厚的利润，临夏一部分回族商人还通过各种关系，办理护照，出国经商。1939年，临夏著名回族工商业家马辅臣（亦叫马矿务），利用陪送13世达赖喇嘛吉卜坚措去西藏的机会，带儿子及同乡马元海、马子恺等商人，去印度做生意，首开临夏回族出国经商的先河。他们一行带去大批国产绸缎、金银首饰、瓷器等商品销售后，从印度购买价值10万元白洋的商品，先运回西藏，再从西藏雇佣200头牦牛驮运到临夏销售。一时间，外国的毛哗叽、呢绒、香料等货物，大量出现在临夏市场。由于宗教信仰的关系，临夏回族与中亚、西亚的阿拉伯国家有着悠久的经济文化交流。每逢去麦加朝觐，一部分哈吉从沙特、斯里兰卡、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购买精致的工艺品及各种名优产品，带到临夏销售，为本地消费者所称道。
6.回族官僚经营的商业。临夏是西北“三马”（马占鳌—马安良—马廷勷系，马麟、马麒—马步青、马步芳系，马福祥—马鸿逵系）的家乡。当看到在临夏搞商业贸易有利可图时，这些官僚军阀及其亲属便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先后在临夏设立商号，将一部分资本投入商业，赚取商业利润。如马步青在武威驻军期间，曾收购经营河西产的大烟、沙金、驼毛、羊毛、皮张等，大发横财，被其弟马步芳夺并军权后，回到原籍临夏，将剩余的大烟、布匹筹向市场抛售，并开设“勤平茂”杂货栈，继续经营商业。马步芳自其父、叔到他本人，从民国初年至新中国成立为止，占据青海地区达37年。曾在青海设立“德兴海”商号、“湟中实业公司”，其商业势力在临夏也有很大的影响。总之，这部分人所经营的商业在临夏回族商业中资本雄厚，带有官僚垄断性质。
综上所述，历史上的临夏回族商业具有如下特点：第一，临夏回族商业是在继承其先民经商传统的基础上，利用临夏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及经商环境，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逐步发展起来的。第二，回族商业的兴衰，与政治及社会的稳定息息相关，社会稳定则商业兴，社会动乱则商业衰。第三，开展与藏区的贸易是临夏回族商业的一大优势，反映了临夏回族商业经济鲜明的地域特色，这种情况延续至今。为青藏牧区的经济开发，方便藏族人民生活，扩大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发挥了积极作用。第四，由于临夏资源贫乏，人口稠密，大部分回族商人的经营仍以生存为第一要旨，本小利微，勉强维持生计的小商人居多，而资金雄厚的百万富翁、官僚资本家毕竟很少。第五，临夏回族商业由于长期受到封建统治者“重本轻末”“重农轻商”政策抑制，加上社会动乱的影响，发展缓慢。20世纪30年代以来，又由于马家军阀对西北市场的垄断，临夏回族商业更是步履维艰，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回族人民落后、贫弱的命运。
三、改革开放以来临夏回族商业的迅速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临夏回族的商业有了一定程度地发展。但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临夏回族传统的私营商业一度被迫停顿。20世纪60年代初，回族商业虽有一定程度的恢复，但因时间太短未能得到充分发展。10年“文化大革命”中，临夏回族商业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临夏回族商业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又一次得到了发展的机遇。经过10多年的持续发展，出现了重振“茶马互市”的势头。一方面，临夏作为传统的皮毛、茶叶、木材、牲畜及其他民族用品交易市场的地位得以恢复，进一步发挥了商贸集散地的作用；另一方面，大部分回族商人继承本民族商人的经营传统，开展与藏区及其他地区的贸易，经商范围进一步扩大，并且出现了“以商促工”的好势头。
（一）回族商业的发展状况
临夏回族自治州现有人口167.13万人，其中以回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55%（其中包括东乡族、撒拉族和保安族）。改革开放以来，州委州政府把发展具有传统优势和群众基础的商贸流通作为带动临夏经济起飞的“龙头”，制定了许多搞活流通的优惠政策，全面放开经营范围。经过几年的扶持，截至1992年年底，全州个体工商户达到17146户，从业人员28858人。全州每年有20多万剩余劳动力输转州内外，从事商业、饮食服务、建筑、修路、采矿等行业（其中大部分为回族）。全州集贸市场达到105处，集贸成交额16635万元。广河县三甲集的皮毛市场、临夏市河滩关的木材市场、市内的服装市场已经成为西部地区举足轻重的、辐射力和聚集力较强的大市场。临夏市民族商场，由100多户回族个体户集资240万元修建，是远近闻名的民族贸易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