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外界封闭隔离的岁月里，以上生存技能从一个方面满足了人们自给自足的基本生活需要。现代生活已经使它不再成为生计方式。男人们干这些活，可以满足自己的创造欲，使自己的生活多样化。虽然猎物和编织产品主要用于家中，但偶尔有剩余时也会拿到集市上去卖，得点零钱买酒喝。通过开展和参与这些活动，成年男人们之间的友谊得以促进，男孩子们从中得到了传统民族文化和生存技能的训练，不同年龄组的男人们找到了一种极好的相互沟通的娱乐渠道。
2.女人们的刺绣、纺织、打花带与挑花
苗族女子喜爱打扮，爱美之心促使她们很努力地发展出自我装饰的一套产品。苗乡的女人们除了忙喂猪、忙田里和地里的活以及煮饭洗衣带孩子、伺候丈夫、孩子和老人一日两餐之外，一有空闲，就会聚在一起学刺绣、打花带、剪纸，做些手工制品来装点家里、装饰衣裳或者拿到集市上去卖，得钱以后添补家用。
苗族的刺绣多用作衣裤、围裙、巴裙、童帽等物的装饰，刺绣均以丝线作花，式样和色调因地方、爱好、年龄不同而有所差别，图案多为花果蝶鱼鸟虫之类，并具有较丰富的文化含义。
除了刺绣，苗族女红还包括纺纱、织布、缫丝以及织花带、打花边等。过去山江苗族几乎每家都有木制纺纱机，主要用来编织衣料布、头巾布和裹脚布三种，大部分是自织自用。如今，有游客进入村寨旅游后，也适当织土布做成衣服卖给游客。打花带以前是大部分苗族女子不拘年龄都会做的一项手艺。人们用木制织带凳和牛骨织花板，以彩丝搭配，苗家女子穿梭之间，转眼就可以织出一条色彩鲜艳的花带。挑花是在苗族妇女中传习的另一种传统工艺。苗区的剪纸能手也很多，图案大都信手剪成。
从2001年凤凰大力发展旅游以来，山江很多会刺绣的苗族妇女被老板雇佣，以手艺谋生。人们花费一天绣制一件绣品，可得到十元、二十元不等的经济收入，这在当时相当可观。2002年山江发展了旅游以后，这些妇女返回家乡做绣品直接向游客兜售，自由度增强的同时风险也增大了，经济收入跟过去相比还是多了许多。有趣的是，该地民族服装的市场价格日益攀升（%机绣品两百多元一套），已经大大超过了汉族普通服装的价格，也超过了一般苗族人的消费能力，因而成了山江苗区妇女们竞相攀比的一个新的“消费”比赛项目，更多的产品成为只能被外来者消费的“奢侈品”。手绣的民族服装因为价格更高（四百多元一套），已经极少用于山江人们的日常生活。
3.赶集和赶“边边场”
以往湘西苗疆赶集的盛况，我们可以从地方厅志中为数不多的记载中略知一二。如：“红苗亦入市，与民人交易，柳子厚诗云：‘青箬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墟人。’千古情景如画……”
还有诗描绘前来赶集的苗族女子：“银窠高耸项圈圈，花帕红绳正斗妍。八尺布裙遮不住，一双赤脚似飞仙。”“队队银圈戴满肩，谁家娇女正翩跹，乍听山外歌声起，天上飞来赤脚仙。”
就山江来说，每月逢三、逢八（阴历）这几个赶集日，山江镇上都要热闹很多，人多，货物也比以往多些。乡村的交易物品，无非是布匹衣物、粮食、五金杂货、肉果菜蔬之类。山江镇的集市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苗族服饰买卖：花带、绣品、土布或绸缎布、咔叽布做成的苗族传统样式的成衣、民族银饰品，外地舶来的小饰品，琳琅满目地摆放在简易的几块木板搭成的小摊子上，汇成一条长廊。
农忙时节的赶集日，人们来去都很匆匆。集市上的买卖成交一般全靠中午十二半到下午两点半这个时段。农闲时节的赶集日，苗家人有事没事都会往集市上逛一逛、买点东西或者瞧瞧热闹。开场的时间还是中午十二点到一点左右，散场的时间则会捱后到下午四五点。集市高潮时段，人走在大街上，摩肩擦锺，简直抬不了腿，走不动路。人们会时不时被一拨一拨的人流卷着，不由自主地或左或右，或前或后进退。惊诧之间，却看见一排18岁至20来岁的小伙子连成一排，将前面手牵手走成一排的三五个姑娘们的队伍冲散。在姑娘们或者羞涩、或者泼辣的笑骂一瞥中，小伙子们时不时在人群里掀起了这股微浪，集市上因此就会有好几个浪中心。若从高处俯瞰，便可看到一缕一缕人流，忽儿往东倒，忽儿往西向。人们告诉我，这就是“赶边边场”——苗族青年男女恋爱的一种古老方式。
趁着这四乡八里来赶集的场合，成群结队的姑娘、小伙携了同伴，在集市上晃悠，各自寻找意中人。小伙子若看上了哪个姑娘，便会约几个同伴，借了他们的胆量，故意往姑娘们堆里挤，冲散她们的队伍，这样可以听听她们的声音、察看她们的反映、了解她们的脾性。一时间，笑骂声、嗔怪声响成一片。专程来赶集、体验“赶边边场”的游客，被乍起的人流冲得一愣一愣的，回过神儿知道这就是“赶边边场”的一幕时，姑娘小伙子们已经走得远了。
三、山江苗族的生活节奏
几乎所有的民族，都通过设置年节之类的方法把时间分类为凡俗的和神圣的，从而创造出生活的节奏感和周期感。对于湘西凤凰山江苗家人的日常生活而言，按照阳历编排的国家或官方背景的节庆体系对他们意义不大，按照阴历计算的汉族传统节庆体系里的各个节日在苗乡的地位也有所不同，他们还有自己所看重的民族节日。
概括地说，山江人心目中一年只有两个标志性的点——清明节和重阳节，其余的日子都以这两点来划分。从重阳到清明节，是人的精神生活和物质消费集中进行的休息阶段，处理相亲、婚娶、还傩愿等事宜，其中的春节是人们休闲的高潮。从清明节到重阳，是忙碌的生产阶段，这期间要耕种收获一季中稻，田里地里的活儿都特别繁多，三月三、四月八、端午和赶秋这四个节日因此成了这段忙碌光阴里的一丝点缀，一种“忙里偷闲”。
山江的赶年场（苗语叫“开见”）是春节里最热闹的活动，时间是正月初八，山江的第一个赶场日（山江镇逢三、逢八赶场，但正月初三不赶场）。其余苗族乡寨赶年场的日期由各地自行约定，由于各地交差进行，因而在此期间，喜爱看热闹、交朋会友的一部分山江人若不怕麻烦，天天都有年场可赶。在年场里，人们不但可以进行物质交易，还可参加或观看打秋千、舞狮子、玩龙灯、上刀梯等活动。具体到山江的老百姓，一般情况就会选择到山江镇黄茅坪村来赶年场。赶年场通常都非常热闹：男女老少都穿着节日盛装，互相邀约着成群而来；青年男女也利用这种机会物色情侣，谈情说爱；苗族博物馆里当地苗族人川流不息，在这里观看展品以及到苗族风情园里免费观看上刀梯等演出。
值得一提的是山江苗家在赶场时看本民族光碟听苗歌的胜景。届时，山江镇的几个店铺前，店主在门外的空地上摆出电视机和影碟机，播放苗剧光盘。四乡八里来的观看者总是内三层外三层，围个水泄不通，个个看得如醉如痴。这些苗剧光盘，是山江的一名歌师和小学教师两人自编、自导、自演，共同制作的。剧本里面的台词和唱词全部用苗语，人物服饰全是苗族装扮，事实上，表演者也是当地的苗族人，苗剧的演员——当地学校的一名教师和他的妻子以及歌师，都成了山江苗族心中的名人。苗剧的场景全部采用山江本地的村寨风光。观看苗剧的时候，人们会议论并确定剧中某个场景的真实摄影地。被当作外景的那个寨子里的人一般会很略带得意地向大家发感慨：“嘿，还真看不出，我们寨子还这么漂亮呢。”
要说外界对本乡的文化渗透和改造，莫过于最近这几年苗剧的应运而生了。随着电视机和影碟机在苗乡的普及化，一些苗族的基层知识分子开始组织班子编剧写歌，请本民族的人唱苗歌表演展开剧情，其中以爱情剧、诙谐剧为多。人们的文化消费方式改变了：从电视里观苗剧、听苗歌这一幕成为过去集市里歌师盘歌对歌，此唱彼合，被众人围观、评议的热闹场景的替代或者补充。
春节过后不久就是备耕。访谈人告诉我，以前山江苗族每年春耕播种之前，无论穷富家庭，为了使五谷丰收，六畜兴旺，都要“赎种”，即祭五谷神，做一个叫做“了农”的仪式。祭祀仪式在白天举行，祭场在堂屋中间的左下边，祭品是一只雄鸡，酒肉碗各五个摆在一张方桌上。
“巴得卓”（即汉老司）坐在后面，左手拿着根一尺多长的小竹棒，敲一个中空的长竹筒，念诵祭词：“去年主人家里的收成欠佳，五谷结穗，秀而不实，且被野猪、兔子、耗子啃了，或被蝗虫吃尽。旧年过去，新年到来，马上就要春耕播种。选好吉日，备有雄鸡、酒、肉、米饭、黄蜡等物，请我弟子，率领阴兵千万，奏乐烧蜡，敬请五谷鬼神前来，将桌上的祭物领去。”念到这里，“巴得卓”换手摇铃，右手执司刀，再诵祭词：“鬼神既领，雄鸡一只，就变成千万只，飞到主人的田里，咬死蝗虫和野物等害。到风和日暖，阳雀飞叫，播种五谷，秧苗能够生长茂盛，六七月间，谷穗结实，颗粒饱满，野物不入咬，蝗虫不放吃、八九月间，五谷丰收，谷积满仓，六畜兴旺。明年春天，再敬祭神灵……”于是卜筶，先卜五谷，后卜祭主平安，卜得“保筶”，“阳筶”就认为吉祥；若卜得“阴筶”则认为有凶，“巴得卓”则要再三请求神灵，为主家免除灾害。然后就烧纸送神。山江一带，清明一到，气温升高，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人们进入农忙时节，故有“清明前后，种瓜种豆”，“植树造林，莫过清明”的农谚。
山江苗族过端午要做粽子、挂蒲菖、家里人团圆吃饭。这里的人过端午习惯上一定要宰杀一只鸭子。因为这里的水稻只能栽一季，只种中稻，这时节正是农忙时候，因而这个节日过得十分平常和匆忙。但是全家老少不管多忙，都会设法团聚在一起吃中餐或者晚餐。
九月初九对于山江苗族人而言是个特别的日子，它不仅是重阳节，还是山江苗族的“吃新节”和傩神下降的日子，因而人们对过重阳节的重视程度堪与过春节相比。重阳节的前一天是山江赶集日（初八），因此这个赶集日也格外地热闹和拥挤。这天一般开场很早，九点多左右整个市场都已经人声鼎沸了。这一天苗寨户户都会杀鸡宰鸭称几斤猪肉，做一顿丰盛的晚宴。头一天晚上或者这一天上午，大部分人家里还要将今年才收获进仓的新米舂几斗磨成粉，和上蒿菜末，用梧桐叶子包好，做成芳香扑鼻的蒿菜粑粑。在离家不是特别远的外地工作的苗乡孩子，会想方设法地回乡下老家，与父母家人一起过重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