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横秀岭图》右首有邓文原的题跋，跋无纪年，但有“文原不可复作矣，令人雪涕”等语，可知邓见此画时高已辞世。在邓跋之前，还有高的画友李衎一跋，其云：
予谓彦敬画山水，秀润有余而颇乏笔力，常欲以此告之。宦游南北，不得会面者今十年矣。此轴树老石苍，明丽洒落，古人所谓有笔有墨者，使人心降气下，绝无可议者，其当宝之。[93]
李跋末署“至大己酉”，即武宗至大二年，当高克恭去世的前一年。由至大二年上推十年，即大德四年，是高克恭刚刚由南台御史调任返京的时间，推想此画可能完成于这年的前后。李衎的评语，进一步证明高的创作高峰是在他任职杭州以后。
《春山晴雨图》的左首也有李衎的跋文，末署“大德己亥夏四年”，即大德三年，当即高克恭完成此画的时间。当时李衎也在江南，任嘉兴路总管等职，接着，高返京，二人乃有10年不曾会面之说。
高克恭画路并不宽，他专擅山水，兼工墨竹，花卉草木间或为之，未见他画过人物及翎毛走兽之类。见于明清著录的高的作品，山水画以外，以墨竹居多。他喜画风竹和雨竹，明清以来经常为鉴藏家艳称的《墨竹君图》，就是画了风竹和雨竹各一枝。此图被清初吴其贞《书画记》卷3著录，称“墨气淋漓如生”。高士奇《江村销夏录》卷3亦有著录。据高士奇记载，画上有高克恭四言诗二行，其云：
紫阳仙生，无心君子；写竹郎中，长生不死。
高自称“写竹郎中”，则此画当作于他在杭州任左右司郎中时。画后有赵孟頫的行书小字《墨君堂记》一篇，还有廉希贡、张伯雨等人跋语。邓文原说高克恭画竹，“妙处不减文湖州（文同）”，当时人多说他师法于金代画竹名家王庭筠、王曼庆父子。明清论画者众口一词，皆同此说。与高同时的画家中，赵孟頫、李衎都以画竹享名，尤其是李衎，不仅以画竹“驰誉当时”，而且撰有《竹谱》一书行世，真可谓“专门名家”。但，高克恭对自己的墨竹很自负，认为兼有赵、李两家之长。元人王逢的《梧溪集》卷5《高尚父墨竹为何生性题》云：
公尝写竹，自题云：子昂写竹，神而不似；仲宾（李衎字）写竹，似而不神，其神而似者，吾之两此君也。[94]
高的说法是否真有道理，因画迹罕见，无从比对。但，元代人对他的墨竹确有很高的评价，认为他是文同以后一人而已。
高克恭与赵孟頫订交甚早，后来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友谊。当高克恭二次在杭州时，赵孟頫也曾在杭州待过一段时间，时间大约在成宗元贞元年年内至大德元年之间。赵孟頫撰《夫人管氏墓志》称：“成宗皇帝召入史院，夫人亦俱，余以病辞，同归吴兴。”[95]杨载撰《赵公行状》称：“成宗皇帝以修《世祖皇帝实录》召至京师，未几，归里。大德丁酉（即大德元年）除太原路汾州知州。[96]周密《云烟过眼录》亦载“赵子昂孟頫乙未自燕回”。“乙未”即元贞元年。于是，这两位“情好至笃”的老朋友，又在杭州相处了约不到两年的时间。
高赵相聚于杭州，二人又都在闲居中，他们在艺术上的合作，被当时传为佳话。陶宗仪《辍耕录》卷26“诗画题三绝”一则云：
高文简公一日与客游西湖，见素屏洁雅，乘兴画奇石古木。数日后，文敏公为补丛竹。后为户部杨侍郎所得，虞文靖公题诗其上云：“不见湖州三百年，高公尚书生古燕。西湖醉归写古木，吴兴为补幽笙妍。国朝名笔谁第一？尚书醉后妙无敌。老蛟欲起风雨来，星随天河化为石。赵公自是真天人，独与尚书情最亲。高怀古谊两相得，惨淡酹酢皆天真。侍郎得此自京国，使我观之三叹息。今人何必非古人，沦落文章付陈迹。”此图遂成三绝矣。[97]
虞集这首诗，收在《道园类稿》卷之4，题为《题高彦敬尚书、赵孟頫承旨共画一轴，为户部杨显之侍郎即作》，证明陶宗仪“三绝”之说确有实据。我们相信，这段时间里，高、赵必有不少合作的作品产生，可惜至今未见有传世者。袁桷《清容居士集》卷47有《题彦敬子昂兰蕙梅菊画卷》跋文一则，也应属于高、赵此次杭州相聚的产物。袁桷年青时曾出入于杭州诸名士门下，跋文说：“余尝见彦敬、子昂亲作绘事，生香疏景，光透纸墨，观者莫不敛衽”。[98]他所说的，就是二位画家联手挥毫的景况。
在元朝至元、大德间的书林画坛，赵孟頫居于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名望远在高克恭以上，但赵对高却始终都抱着敬重推服的真实感情。他对同高在杭州的相聚追怀不已，曾在《题高彦敬画》一诗中写道：
同时，赵对高的画有许多奖誉之词，明代人看到的东西比我们要多，论者不免有异辞。而董其昌却始终认为赵推重高是有道理的，他在《画旨》中说：
赵集贤画为元人冠冕，独推重高彦敬，如后生事名家。而倪迂（云林）题黄子久云：“虽不能梦见房山、鸥波，特有笔意。”则高尚书之品几与吴兴相埒矣。
这是他借用倪云林跋黄子久（公望）的山水画的一段有名的话，来证明在元人眼目中，高与赵是“相埒”的，赵推重高自在情理之中。
董又在《画禅室随笔》卷2“题画赠徐道寅”条说：
余尝见胜国时，推房山、欧波居四家之右，而吴兴每遇房山画，辄品题作胜语，若让服不置者。顾近代赏鉴家或不谓然，此由未见高尚书真迹耳。今年六月，在吴门得其巨轴，云烟变灭，神气生动，果非子久、山樵所能梦见。[100]
这是他以论家未能见到高的真迹来证明赵推崇高是有理由的。至于他自己对高画的看法是怎样的呢？这可以董在《画旨》中的另一段话为代表：
诗至少陵，书至鲁公，画至二米，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独高彦敬兼有众长，出新意于法变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所谓游刃有余，运斤成风，古今一人而已。[101]
这里，董实际上等于认为高在赵以上，从而又间接说明赵为什么推服于高。董其昌的这类议论影响很大，清初诸画家，如恽南田、王原祁等，也都持有与董相近似的看法。
对高克恭的绘画成就究竟应如何评价，他的艺术水平是否一定就比元末吴、倪、黄、王四大家高，这类问题显然不能率尔作出评定。仅就赵孟頫对高克恭的诸多推服之词而言，我以为除了赵对高的艺术才能和造诣确有深刻的认知外，不能排除赵有因人重画的倾向，也就是说，赵在评品高的绘画时，含有对高的品格的敬重成分。赵在题画诗中说：“尚书雅有冰霜操，笔底时时寄此心。[102]就表现得非常之明白。这种倾向并非赵所独有，而是当时普遍存在着的现象。赵不同于别人的地方，仅在于他把自己看成是高的知音，把自己当做高的思想旨趣与艺术修养的理解者，以高当时的声望之隆，似乎也只有赵才能居于这样的位置。赵曾在一首题高克恭《墨竹图》的诗中写道：
这首诗未见于《赵孟頫集》，兹录自清人钱泳《履园丛话》。显而易见，赵在诗中，把自己摆在“能解此”的位置上，“两竿烟雨”“赴秋风”二句，又隐寓着君我自况的微意。推想，这是赵对他与高克恭在杭州的一段散淡生活的追怀。可见作为宋室诸王孙的赵孟頫与“系出西域”的高克恭之间，确实存在更在艺术以外的相知关系。高在绘画上起步较晚，但凭着他的才具胸次和艺术上独辟蹊径的精神，以所谓“吴装山水”崛起于东南，卓立于生机勃勃、名家如林的元代画坛之上。他生前就获得了几乎与赵孟頫并列的盛名，及其身后，影响深远，声名弥盛。如前所论，高克恭的成就和名望得益于多方面的因素，对此，还需要我们今后继续深入研究，而赵孟頫对他的推诚奖进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这恐怕是不移之论。至此，我们不妨再读高克恭给赵的诗：“奇特江南着此身，一樽谁足张吾军。梅花又结青青子，几度思君不见君！”真可谓其情也真，其意也深。
高克恭与赵孟頫的友谊，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元朝“混一天下”所带来的民族文化大融合的一个标志。
1990年10月第一稿（兰州）
1996年2月第二稿（广州）
2005年3月第三稿（广州）
[1]（元）邓文原《巴西邓先生文集》，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九十二集影印清抄本，第772页。以下引录同此，不另注。
[2]陈垣《元代西域人华化考》卷5《美术篇·西域之中国画家》。陈垣先生以高克恭为“回回”的观点，得到陈高华先生的认同，陈高华《元代画家史料》认为“高克恭按其族源，属于色目人”。又说：“有的记载说他是‘回纥长髯客’，可知其祖先应是伊斯兰教徒。”见该书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年，第1页。
[3]邓文原传见《元史》卷172。另，吴澄（昊文正公集》卷64、黄溍《金华黄先生集》卷26均有他的碑传。元陶宗仪《书史会要》卷7：“虞文靖云：大德、延佑间，渔阳、吴兴、巴西，翰墨擅一代。”虞文靖即虞集，渔阳是鲜于枢，吴兴是赵孟頫，巴西即邓文原。邓的先世由巴西迁杭州，故学者称“巴西先生”。
[4]郭佑之有《行状》节抄本，明代曾经鉴藏家汪坷玉过目并著录，见《汪氏珊瑚纲·法书题跋》卷10，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第247页。
[5]元末明初诗人高启《题高彦敬（云山图）》诗，见《高青丘集》卷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65页。
[6]《金史》载，章宗承安二年三月壬午，“命尚书户部侍郎温防佩金符，行六部尚书于抚州”。这是金朝设立“行六部尚书”之始，（金史》卷10《章宗纪二》，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241页。章宗泰和六年九月，又曾命“户部尚书梁幢行六部尚书事于山东”。同前，第2页。宣宗兴定元年九月，诏“罢规运所，设行六部”。第332页。二年九月，宜宗又“设随处行六部官，以京府节镇长官充尚书……”第339页。此时的金国已处在蒙古的严重侵扰之下，以行六部尚书取代规运所，并随处设置行六部尚书，显然是为了加强战时的物资调度。及至哀宗天兴年间，金朝已在奄奄一息之中，此时，见于史书的行六部尚书有卢芝、富察世连等。《哀宗纪下》，第399页。
[7]《元史》卷147《史天倪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第3478、3479页。又，姚遂《牧庵集》卷16《史耀神道碑》也提道：“曾祖秉直，当岁癸酉，太祖加兵于金，率焦岱乡民万人迎降燕郊，官以行六部尚书”。四部丛刊本，第146页。
[8]（元）刘祁撰碑文，见《全元文》，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二册，第344页。王浑《承相史公家传》，见《秋涧集》卷48，四部丛刊本，第5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