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大胆探索、创新郑和研究的新视野、新领域和新观点。这一时期的郑和研究“涌现出大批新的成果，或者深化了老问题，或者开拓了新领域，较之往昔，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新的进展。”[11]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宏观研究加强，开始从学科体系上探讨和构建“郑和学”的体系。先后有蔺仲马《关于建立郑和学的诌议》，孙光圻《“郑和学”断想》，仲跻荣《郑和学简论》，杨光民《论国际郑和学的构建》，张家德、王静然《论郑和学的三大内涵》等论文发表。孙文认为，“‘郑和学’是一门以研究郑和这一特定的历史人物为主体，兼及一切与郑和的历史活动有关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分支综合横向科学或边缘学科”[12]。仲文认为，“郑和学就是一门有关航海、航海史的并具有独特存在的边缘学科”[13]。杨文给国际郑和学定义：“在全球范围内，以研究郑和航海活动为对象，以研究郑和航海活动与人类文明进程规律为宗旨的学科”[14]。学者们还就郑和学学科体系的内涵、支柱、研究方法和任务及其发展进行了探讨。二是开辟新的视角研究郑和。如朱鉴秋等着重从航海学和地图学角度研究《郑和航海图》，较之以往研究取得新的进展；颜夏梅从航海医学的角度研究郑和下西洋船队的编制和航海活动的特点；金秋鹏等运用摇摆性和振荡性原理研究郑和宝船，对宝船的可靠性、合理性进行了论证；时平、陆儒德等从海权的角度对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性质和作用进行了探讨，评价郑和下西洋，给人以新的启发；张铁牛等从军事学角度对郑和船队编制体制、活动进行了研究。还有从宗教学、民族学、考古学、天文学、海洋学等新的角度研究，开阔了郑和研究的视野，极大增加了郑和研究领域中科学内涵，深化了郑和研究。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研究郑和的新方法。三是考古和文物发现及研究取得新进展。如罗宗真《郑和宝船厂和龙江船厂遗址考》，张善灼《长乐郑和遗迹若干考误》，吴聿明《周闻夫妇墓志铭考证与研究》《“六国码头”考》等。四是在老问题的研究上取得许多新突破。如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和性质，有的认为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加强海防，震慑倭寇；有的认为郑和下西洋是因明初长期海禁，导致国内市场上番药奇缺，肩负有到海外采办药材的目的；还有的认为郑和下西洋是运用了贸易或军事手段，而不是作为下西洋的目的，试图透过表象揭示郑和下西洋的实质。关于郑和下西洋与西方航海活动的比较，不再限于航海的时间、距离、船舶和人员数量、航海技术和航海内容等方面，而是进行全方位的比较，从中西航海社会政治经济形态、航海政策、动机、科学观以及作用等多角度比较，使人们能更加客观地准确评价郑和下西洋；关于郑和出生的时间，有学者根据多方面的考证和研究，提出郑和生于1374年，不是1371年的新观点；关于郑和家世，有学者对《郑氏家谱首序》《赛氏总族谱》《马氏家乘》《故马公墓志铭》等谱系资料进行深入研究，对学术界过去公认的郑和乃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后裔提出质疑，主张目前不应轻易肯定；关于刘大夏焚毁郑和出使水程的论断，有学者进行考证分析，认为还缺乏可靠的史料依据，凡此等等。这一时期是20世纪郑和研究领域最活跃、最精彩的时期。
郑和研究第三次高潮后，进入相对稳定的局面。从郑和研究的发展规律看，这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但从总结历史经验角度上说，仍有我们今天可以借鉴的东西。一是90年代中期后郑和研究领域中继续解放思想和创新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二是从事郑和研究的后备力量准备不足，各地发展也不平衡。这些因素导致郑和研究发展出现徘徊的局面。从90年代中期起，学术界开始探索郑和研究从整体上进行创新和继续发展的问题。主要是尝试从郑和研究的体系上有所突破，科学的界定郑和研究与现实发展的有机结合问题。
五、郑和研究面向新世纪的创新阶段（1998～2002年）
郑和研究进入1998年，出现了新的转机。海内外一些有识之士抓住1998年国际海洋年的机遇，把举办国际海洋年的活动与发展郑和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服务于国家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从中突出面向海洋世纪，建设海洋强国的特色，为郑和研究在新世纪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世纪之交的郑和研究，是承接了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发展的需要，与中国整个社会发展特点紧密联系在一起，适应了国家深化改革，全面开放继续发展的需要；适应了综合国力增强的需要；是适应了海洋战略地位日益提高的需要。弘扬郑和开拓进取、和平交往、经略海洋的精神，创新郑和研究事业，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德和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适应了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和国家不断进步的需要。
这一时期的郑和研究，主要围绕着将郑和研究与开发海洋、发展中国的海洋事业和海洋文化，迎接海洋世纪结合起来，还从海洋角度把郑和研究与香港、澳门回归联系在一起，积极筹划郑和下西洋600周年活动。郑和研究的现实价值和作用，在很大意义上已经跨越了历史研究的范畴，直接为国家的现实服务。具体表现在：1998～2002年间，各种学术交流频繁，海内外召开各种学术会议10次，如1998年7月太仓召开了郑和与海洋”研讨会，2000年12月，在南京召开了“世纪之交的郑和研究”学术研讨会等，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特色。学术组织纷纷成立，太仓市郑和研究会、长乐市郑和研究会、云南郑和研究会相继成立，其他相关学术团体积极参加，进一步推动了全国郑和研究事业发展。学术成果涌现，自1998年到2002年底发表论文近300篇，出版了范金民、孔令仁主编《郑和与海洋》、王佩云著《郑和传》、陈信雄《一个宦官的传奇历程》、经典杂志社编《海上史诗——郑和下西洋》、罗海贤、李慕如《郑和与妈祖》等论文集、著作，尤其是掀起了宣传郑和下西洋的高潮，海内外拍摄了多部郑和电视片，涉及郑和的书刊明显增加。但是应当看到发展中的郑和研究仍存在问题，主要表现在宣传性作品多，发表学术论文数量逐步减少，尤其是有新意的少，存在史料依据不足、论证牵强附会、推测想像和断章取义拼凑现象；刊物规模、会议规模都有所减弱等。
这一时期主要的学术特点突出表现在，对郑和宝船的探讨出现了热潮，提出了新的观点；对郑和研究的总结重视，发表了一些有价值的著述；对新世纪的郑和研究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提出了郑和研究发展的新思路；孟席斯提出了郑和船队首先发现美洲大陆的新研究观点，在世界范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推动了对郑和航海活动的研究。
历史是变化的，郑和研究本身是前进的。2000年3月，国家领导同志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再次论述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地位及经验教训。2001年4月，中央决定中国政府筹备召开2005年隆重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活动。这一重要决定，对弘扬中华民族优秀品德，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的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是一件大事，使郑和研究发展进入崭新的阶段，必将迎来郑和研究的第四次高潮。
回顾20世纪郑和研究的发展，从世纪之初，梁启超、孙中山以郑和的伟大业绩唤醒国人的爱国热情，拯救国家；80年代邓小平倡导弘扬郑和开放进取的精神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努力建设现代化强国；到21世纪伊始，中国真正走向世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一条鲜明的主线贯穿始终，就是与时俱进的爱国主义精神。郑和下西洋所凝聚的中华民族开放进取、和平交往、经略海洋的优秀品德，必将在新世纪得到继承和发扬；郑和研究事业也将在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品德和发展海洋文化方向得到创新和发展。
[1]黄慧珍，薛金度：《郑和研究八十年》，载《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第5页。
[2]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载《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第20页。
[3]黄慧珍，薛金度：《郑和研究八十年》，载《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第4～5页。
[4]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载《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第28页。
[5]黄慧珍，薛金度：《郑和研究八十年》，载《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第9页。
[6]范文涛：《〈郑和航海图〉地名考释》，载《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第218页。
[7]管劲丞：《郑和下西洋的船》，载《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第269页。
[8]曹玉爽：《有关郑和研究的统计资料》，油印稿，1985年。
[9]朱鉴秋：《八十年代以来郑和研究的发展》，载《郑和研究》，2000年第2期。
[10]范金民，时平：《新的里程，新的辉煌——郑和研究十年综述》，载范金民：《走向海洋的中国人》，海潮出版社，1996年，第351页。
[11]范金民，时平：《新的里程，新的辉煌——郑和研究十年综述》，载范金民：《走向海洋的中国人》，海潮出版社，1996年，第339页。
[12]《郑和研究》，1990年第1期。
[13]高发元：《郑和论丛》第一辑，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45页。
[14]昆明郑和研究会：《郑和·历史与现实》，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9～2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