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了解回族
19043900000122

第122章 梁檀(2)

梁檀画的是杜甫“冻泉依细石,晴雪落长松”诗意,傅山题诗是借题发挥,颂美画家“微茫冷眼中”的超尘心境。“伯鸾风雨臼”一联,使我们相信梁檀与一位贤淑的妻子共度清贫,其情犹如梁鸿、孟光夫妇,这大概是傅山一再以梁檀比之梁鸿的隐义之一。有趣的是,曾经有燕子结巢于梁檀书斋的古琴上,为梁檀贫寂的生活添了几分生机。傅山夏日过芦鹜斋,见到此景,感慨梁檀“所与友者,如此而已”,便写了一篇《燕巢琴赋》,借颂美燕子来赞扬梁檀枯守贫寂、怡然自乐的品节。赋云:

吁嗟燕兮,尔其乐梁生之贫兮,梁生贫无以粮;抑爱梁生之清兮,彼复清冷而无裳;尔其取梁生悠远之韵兮,惟在芦渚水湄月夜龙吟一鼓之琳琅![13]

可见,傅、梁二人早在国变以前就已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出自罗振玉之手的《傅青主年谱·附录》说,傅山自国变后,所交游者“大率胜国遗老学问艺术之士及方外而已”,梁檀便是被举列者之一[14]。梁檀于国变之时曾避居西山1年余,其后当搬回南关芦鹜斋旧居,枯守穷庐,以诗画终天年。他在明末,便无仕进之心,入清后更不会趋事新朝。所交接者无非傅山、戴廷居晋中遗民,足见他是遗民行列中的一员,其遗民身份毋庸置疑。然则他的政治立场恐怕不仅仅止于此。前已论及,傅山推许他品格高于倪瓒三四倍,其中必有深义。邓之诚先生曾注意到这一点,他说:

青主论书专重人品,如云字不能庇人。此云高倪瓒三四倍,其推崇可谓备至。梁之高节幸得此语而传。惜今人只重青主,而不知重青主所重之人,非聋盲而何?[15]

傅山在《燕巢琴赋》之末尾写道:

尔能不为世人之谅薄兮,每秋去而春来;我亦请与尔主人申盟兮,终不改弦而更张!

显而易见,“世人谅薄”一句,是讥刺那些革代之后随风使舵的投机人物,这类人还不如能守信如一的燕子;“申盟”一句,是傅、梁二人以志节相誓约,绝不“改弦更张”!足见《燕巢琴赋》作于梁檀西山避乱重归旧居之后,约当顺治初年。亦可见傅、梁之交绝非一般,借用邓之诚先生的话说:“知其相要之心,深且久矣。”

明亡以后的傅山,有许多神秘隐蔽的行止,至今已很难窥见真情。全祖望注意到这一点,他在《阳曲傅先生(山)事略》之尾写道:

惟顾亭林之称先生“萧然物外,自得天机”,予则以为是特先生晚年之踪迹,而非其真性所在。卓尔堪曰:“青主盖时时怀翟义之志者。”可谓知先生者矣。

全祖望不肯点破“真性所在”,而是借用卓尔堪之语指出傅山是“时时怀翟义之志”的人物。翟义是西汉末丞相翟方进之子,王莽居摄,翟义起兵讨之,兵败被杀,事见《汉书·翟方进传》。这就是说,时时胸怀反清复明之志,才是傅山“真性所在”。因此,我们不能不怀疑傅、梁之交有很深的政治基础,从这点出发,傅对梁的推崇备至便更容易理解了。

梁檀以画家而兼诗人,但传留后世的诗画作品很少。《傅青主年谱·附录》引《仙儒外纪》说,他的诗画“不令人见”;傅山在《太原三先生传》中也提到“得意画极少”。避居西山时所作“即事诗画手卷子”,应属精心之作,而傅山竟未获全睹。这些,都反映了梁檀高自清标的性格,所以他的诗画传世者原本就不多。

与傅、梁同时的晋中名儒戴廷栻(字枫仲,祁县人),曾为梁檀编刻集子,所收应主要是诗,抑或还有文章、杂著之类。但这部集子久觅未见,也不见于公私著录,是否还有存世者,尚不得而知。另外,清代晋人王献明、钱虚舟编刻的《名晋逸诗》也收了梁诗,罗振玉《傅青主年谱》曾提到此事,但此书传布不广,憾无缘获读。

戴廷栻是傅山的好友,仕宦之家出身,国变后潜居不仕,专心著书刻书,“操选政,锓版数十种行世,一时名满天下,学者仰之如山斗”[16]。他聚书于丹枫阁,傅山时常登临,康熙十四年(1675年)八月,顾炎武自河南抵晋,曾住在祁县戴廷栻家中,尽览戴氏藏书,戴还为顾炎武构筑书斋。当时,北方有戴的丹枫阁,南方有冒襄(辟疆)的水绘园[17],都是遗民学者聚集纵谈之所。戴为梁檀编刻集子,很能说明梁在遗民圈子里的名望地位,也说明梁、戴间也有交往,一如傅、梁之交。

目前所知梁的诗书画作品传存于世者只有两宗:其一旧属邓之诚先生收藏;其二现藏于山西河东博物馆。兹介绍如下。

据邓之诚先生《骨董续记》卷一“梁不廛”条载,邓先生于1919年(己未)游晋,无意中得到梁檀的《东山胜概图》卷子,“写穷冬风雪荒寒索莫之境,极见胸襟”。画上有自题诗十章,现依邓之诚先生原录抄之如下。

《山中》:才到山中一事无,山中日日看山图;相逢野老忘名姓,始觉身居太古徒。

《乱后山庄值雪》:暝色临深夜,明看雪满山;兵戈初战后,烟火几家残。细水经沙蹇,留湾怪石寒。樵人迷去路,空戴冻云还。

《东山四咏》。《谷口留云》云:山阙云补合,树少鸟衔栽;深居忘岁月,但看桃花开。谷口山横处,山深欲问津;桃花浮水出,应有避秦人。

《山中值雪》云:山中无客到,一径入幽育;雪落山上寒,云深不知晓。水冻石还瘠,云迷山亦寒;柴门深昼掩,正好雪中看。《山寺清松》:寺借山幽僻,山还寺点妆。水流山涧下,松落水生香。松风落日静,山寺晚开凉。门傍清溪水,应有山僧来。《深岩隐居》:高鸟投林去,淮南好隐栖。岂是倚山静,中原多鼓鼙。几家闻战伐,数处断村烟。何似深岩叟,遁迹不知年。

邓之诚先生认为,傅山所说梁檀“遭乱后避居西山一年,有即事诗画手卷子”,应该就是这幅《东山胜概图》卷,傅山误“东山”为“西山”,傅山未全见者,“或不止一本”。细读题画诸诗,邓先生的判断无疑是正确的。崇祯十七年二月,李自成军攻破太原,当月月底攻破周遇吉据守的宁武关,进而连克大同、阳和,抵居庸关,兵锋直逼北京。三月十九日占领北京,明朝亡。梁檀“西山”避乱的一年当即崇祯十七年(甲申)到顺治二年(乙酉)的这一年之中。画的主要是“穷冬风雪荒寒索寞之境”,诗中有“兵戈初战后,烟火几家残”“中原多鼓鼙”“几家闻战伐”等句,诗画所反映的时间,大抵应该是崇祯十六年(癸未,1643年)底到十七年(甲申)之间的冬季,当时正是李自成大军纵横晋中的时间。

梁檀此画历300余年而寂然无闻,竟被邓之诚先生无意中发现并收藏,经邓先生题识发表,公诸学界,真古人所谓“物之显晦,固有时也”。邓先生于1960年逝世,此画的去向如何,这是我们所关心的。盼望经“文化大革命”浩劫后,此画仍能安然无恙,亦望能早日刊印出来,一则使大家得睹梁檀手笔,二则以纪念邓先生发现护持之功[18]。

梁檀第二宗诗书画作品的来历更为离奇。

梁檀诗书画残卷,1979年出土于清初山西医家张亦堪之墓,流落民间。山西河东博物馆于1985年在垣曲县征集到,1988年王泽庆先生撰文发表于当年《文物》杂志第3期[19]。此卷残长135厘米、高28.7厘米,画面分两部分,前部画山石杂草,题“吟案”二字,并题五言律诗一首,诗云:

画卷后部画青石丛草,题“研石”二字,又题五言古诗一首:

此卷出土于医家之墓,说明墓主生前十分珍爱,不想数百年后重见天日,又回到人间!画上有“不廛”二字款,并有“梁君乐甫”印记,是梁檀真迹,应无疑义。从《文物》发表的照片看,山石丛草,点画自如,于飘逸中略见苍润遒劲,画风颇与徐渭(青藤)相近,显然是受到徐渭的影响。可惜画因长期深埋地下受潮,墨迹已相当疏淡,又是黑白照片,难免有雾里看花之感。书迹比较清晰,字在隶楷之间,结体多用小篆,又有行书意,确有苍拙而不同流俗之处,在赵、董书体风靡书坛的明末清初,他的字竟能如此独出心裁,足见其人胸襟高洁不凡。看到他的墨迹,方能体味到傅山“字不合格,而孤洁秀峻,径自标一宗,要无俗气”的评语,真是知人论书,句句切中。

梁檀之名在中国书画上泯没无闻,在众多的清人书画史考述中竟无一席之地。幸有《东山胜概图》与《吟案·研石图》的发现,才使我们得窥庐山面目之一斑。明清之际的遗民书画家群体,规模大,蕴涵深,在中国书画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以写意画派而言,上承徐渭而下开“八怪”,起关键作用的是几位遗民画家。遗民画家的代表人物如陈老莲、八大、弘仁、恽格、吴历等,主要活动在南方,北方则显得名家寥落,有了梁檀,使北方阵容稍见起色。此外,遗民画家中,八大、弘仁、髡残等,都托身于梵境,寄志于方外;吴历先奉佛教,后皈依天主教,成了清初中国天主教史的重要人物。唯梁檀孤标独行,笃守伊斯兰教法不稍懈。这也是一个十分有趣的文化现象。

[1]《霜红龛集》卷15。

[2]《清朝书画家笔录》卷1。

[3]《清朝书画家笔录》卷1。

[4]单国强:《江深草阁寒图》,载《中国名画欣赏辞典》,1993年,第799页。

[5]邓之诚:《骨董续记》卷1·梁不廛。

[6]《霜红龛集》卷25。

[7]马宗霍:《书林藻鉴》卷12·傅山。

[8]《霜红龛集》卷25·家训、字训。

[9]陈高华:《元代画家史料·倪瓒》,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年。

[10]黄宗羲曾研究回回历法,著《回回历法假如》等书,今已不传。见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8“黄宗羲传”。

[11]顾亭:《日知录》卷29·吐蕃回纥。

[12]《后汉书》卷83·梁鸿传。

[13]《霜红龛集》卷1。

[14]宣统三年丁宝铨(衡甫)任山西巡抚,编印《霜红龛集》,并请缪荃孙、段朝端编《傅青主年谱》,稿成,丁请罗振玉审定,罗因过于简略,乃别撰一编,后附刻于《霜红龛集》之末。见罗继祖《永丰乡人行年录》宣统三年条。亦见谢国桢《晚明史籍考》卷20《霜红龛集》。

[15]邓之诚:《骨董续记》卷1·梁不廛。

[16]《霜红龛集》附《傅青主年谱》崇祯九年条。

[17]《霜红龛集》附《傅青主年谱》崇祯九年条;并见谢国桢《晚明史籍考》卷20《半可集》。

[18]此画去向,我曾询及邓先生哲嗣、南京大学邓瑞教授,据言邓先生的收藏已多有流失,此画去向可能乃兄邓珂先生知道。邓珂先生曾整理再版了《骨董琐记全编》,熟知此画原委,盼能进一步介绍画卷细节,以飨读者。

[19]王泽庆:《从傅山和梁檀的交往谈汉回艺术家的友谊与民族文化的融合》,《文物》,198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