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临逆境志无改 革命一生贯始终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中华民族遭遇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多少无产阶级革命家、多少党的好干部，惨遭迫害，蒙冤受难，母亲自然也未能幸免。1968年1月下旬的一天，中央统战部的红卫兵战斗队（或是专案组）来了。他们搜查了一通，审讯了母亲，就把她带走了。过了些天，一个阴冷的晚上，突然有人敲我们房间的后门。声音紧迫而轻微，让人毛骨悚然。我过去开门，两个孩子吓得抄起了火通条。啊，原来是母亲趁看守不备，偷偷跑了回来。74岁的老人，发着高烧，跌跌撞撞地从统战部跑了四五十分钟的路。她冲进屋里，倒在床上。疲惫、惊恐和发热，使她全身颤抖。我急忙给她盖上被子，让她喝了热水，吃了感冒药，老人才慢慢安静下来。专案组当然不会就此罢休。他们一次次来审问，不断加重“罪名”，无中生有地扣上“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大帽子。大约半个月后，他们又来了，从病床上揪起虚弱的老人，不容分说地又把她带走了。这次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后来才知道，她被关进了北京卫戍区的看守所。在监禁中，她受到了难以言状的非人待遇。由于她行走无力，一个看守竟然用柳条像赶牲口一样地抽打她。一次次地逼供，不但硬给她扣上“叛徒”的帽子，还强制她承认是“美国特务”。这样的诬陷和屈辱，使为革命奋斗一生的老人实在难以承受，身体日趋衰弱，以至于在一次审讯时心脏病突然发作，趴倒在桌子上。
母亲被关在单人牢房，完全与世隔绝，周围没有任何有生气的东西，陪伴她消磨时间的就是那4卷《毛泽东选集》和每月1期的《红旗》杂志。6年后，直到1973年10月，才允许我去探视。
1974年，我偷偷地给老人带去一本小日历。老人如获至宝，把它珍藏起来，并在小本的背页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从1973年7月23日，由卫戍区转进复兴医院。一位警卫员的协助转告上级，我在病中想念儿女。居然于10月31日，方清突然来探视“病中之母”，这使我出乎意料的欣慰！
74年4月19日，小平（她的外孙）生日这天，方清又来了。专案组某人陪同方清前来说明党中央指示编译局党领导，要方清于每星期来探视。我很感谢党中央的关怀，但无须方清每星期来，只要两星期来一次，以免多误党的工作。照此约定进行，直至1975年2月底（方清）去江西劳动。这是方清来时给我买的小日历，使我在痛苦中得知日月季节，因此我很爱惜这一本小书，特此记载，永留纪念。
“病中之母”记
这是7年多来母亲在狱中写下的唯一的一篇日记，也是她留给我们的珍贵纪念。从这短短的一段话中，不但多少反映了狱中的生活，也可以看出她在逆境中仍然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
无论是抗日救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母亲总是孜孜不倦地为党工作，从不停息。而今身陷囹圄，终年面壁，她内心充满痛苦。在我去探监时，她对我说，哪怕是让我到大田里拾麦穗，为社会主义建设出点力也好嘛。就在这蒙冤受难的日子里，老人家还惦记着社会主义建设呢！
实在难以想象，没有钟表，没有日历，看不到日月星辰，这两千多个日日夜夜是怎么熬过来的呀！
1975年党中央决定，从当年5月1日起，对母亲等这样一批受审查的人解除“监护”，释放回家。不料这时母亲竟“无家可归”了。从20世纪50年代初起，母亲就住在西城西斜街椿树胡同四号。在这座四合院里，她主持北京妇女联谊会的工作，还创办了幼儿园。“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母亲被统战部专案组从这里揪走，不久北京市变压器厂就接管了幼儿园，也占住了这整个四合院。母亲出狱时，按政策理应回到她原来住的地方。但是，由于这时母亲还没有落实政策，北京市变压器厂就硬顶着不退房，即使请他们把母亲原来住的北房腾出来，也遭到拒绝。当时我和爱人带两个孩子住在编译局20平方米的平房里。为了给母亲出狱找个落脚的地方，我们多方呼吁，几经交涉，竟无济于事。眼看中央规定放人的最后期限（5月31日）就到了，只得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在永定门内东街安排了一套小小的两居室，老人才得以放出来。就这样，母亲被关押了7年半，直到1975年5月31日才解除“监护”。
1975年底，母亲近82岁高龄，在蒙冤受难中写了下面一首诗：
这首诗反映了她一生革命、被迫离退的悲愤，表达了她对林彪、“四人帮”的仇恨和对未来胜利的信心。遗憾的是，她虽然看到了林彪、“四人帮”的垮台，却未能看到自己的不白之冤得到昭雪。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噩耗很快传到母亲的耳边。对于从“五四”时代就并肩战斗的周恩来同志，母亲一直怀着无比爱戴和崇敬的心情，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好似晴天霹雳，使体弱多病的八旬老人猛然惊呆了，一阵昏厥，心脏几乎停止跳动。她瘫倒在床上，欲哭无泪，半天才发出一丝微弱的哀叹，喃喃地叨念道：“恩来同志啊，我的老战友，你怎么就这样离开了我们！现在国家怎么能没有你啊！”老人辗转在床上，桩桩往事浮现眼前，就这样似睡非睡地挨到了次日天明。在这举国哀悼的时刻，她多么希望能最后再看一眼自己敬爱的老战友啊！但是她这样的身份，哪有资格参加什么悼念活动。一个82岁高龄的老人，以惊人的毅力拖着病弱的身体爬下楼梯，迈过三四条坎坷不平的土路，找到一个可以打公用电话的地方。她用颤抖的手拨动话机，找到在中央编译局工作的女婿王家华（当时我在江西下放劳动），用沙哑的哭声说：“如果你有机会参加总理的遗体告别仪式，一定代表我向总理告别，替我多看总理一眼，向他表示我最最沉痛的哀悼。”说到这里，老人已泣不成声。她回到家里，倒到床上。可是她躺不住，歇了一会儿，又撑起身来，趴到桌上，挥泪写了一首诗：
哀悼战友翔宇同志
刘清扬哀颂亲密战友于1976年1月10日
周恩来同志是最关心、最了解她的人。周总理的逝世，使她受到极大打击，从此身体更加衰弱。1977年7月19日，母亲含冤去世，终年84岁。当母亲的灵车驶过天安门广场时，我禁不住泪流满面，感慨万端。从“五四”起就在这天安门城楼前，为了反抗列强的欺辱，争取祖国的独立富强，母亲发表过多少次激动人心的讲演，而今她却凄凉地离开了这战斗过的地方。
两年后，1979年8月3日，党中央为母亲恢复名誉，平反昭雪，举行追悼会。邓小平、宋庆龄、邓颖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追悼会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刘澜涛主持，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宣读悼词。康克清同志满怀深情地郑重宣告：“刘清扬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她光明磊落，襟怀坦白，工作积极负责，艰苦朴素，朝气蓬勃，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为巩固和发展革命统一战线，为争取妇女解放，作出了不少的贡献。”
亲爱的母亲，您可以含笑于九泉了吧。
“尕司令”马仲英其人
吴忠礼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甘肃省出现了一个令世人瞩目的回族青年，他的名字叫马仲英。他于1928年春，以大无畏的精神，带头发动了影响西北、震惊全国的“河湟事变”。他自称“黑虎吸冯军”总司令，把矛头直接指向拥有30万大军、不可一世的冯玉祥武装集团，把冯系国民军在西北的军阀统治几乎推倒。此时，这位总司令年仅17岁，而甘肃土话称“小”为“尕”，故时人便称马仲英为“尕司令”。
马仲英，原名马步英，经名索非尤，出生在甘肃省导河县牟尼沟（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县）的一个穆斯林世家。祖父马海渊与后来的青海军阀马步芳的祖父马海晏是胞兄弟，因排行老七，人称“七老太爷”。老马曾在回族地方武装集团马安良和马麒部充当中下级军官。父亲马保，为马海渊的独生子，人呼“九保”或“憨憨保”，任“青马”军阀集团“宁海军”[1]骑兵旅第十一营营长，因患有精神病，长期在家养病，军职便由其子副营长马仲英代理。马仲英弟兄三人，仲英居长，弟仲杰、仲福，还有一个姐姐，姐夫名马虎山。按马家辈分顺序，马仲英为“步”字辈，原名“步英”，但因他与堂兄马步芳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故更名“仲英”，以表示与堂兄一支族人从此决绝，互不相认。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以后，在直、奉军阀的联合压迫下，为了保存实力，将国民军改称为西北军退往大西北，以图再举。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从苏联考察回国，在五原举行誓师大会，宣布参加北伐，并执行入甘援陕军事行动。不久，冯军控制了西北各省（新疆除外），东出潼关，与各路军阀展开了逐鹿中原的连年混战，从而把沉重的经济负担压在西北各族人民的身上。马仲英因受回族军阀上层权贵和长辈们的影响，对国民军在甘肃的统治与种种倒行逆施非常不满，但国民军大军压境，西北回族诸马小军阀们都敢怒不敢言，何况一个下级的小军官尕娃呢？直到1928年3月间，他的家乡河州（今甘肃省临夏市）广大回族人民自发掀起了反抗河州镇守使赵席聘（国民军第十七师师长）的斗争。在此次斗争中，他的父亲马保作为请愿代表，却被国民军逮到兰州杀害。至此，血气方刚、正直敢为的马仲英实在忍无可忍，便立即在西宁联络马腾、马仪、马虎山、马古力拜、马七二、马丹巴6名宁海军下级官佐，秘密驰回河州“揭竿”而起，公开打出了反对国民军的大旗，立即受到回汉人民的热烈支持。于是马仲英率四方八里的数万民众三打河州，两攻宁夏，两度入新，并曾两围新疆省会迪化（今乌鲁木齐），占据过宁夏省会（今银川市）和甘肃、青海、宁夏、新疆4省的若干县城，以致冯玉祥不得不调动6个师的主力来对付这个“尕娃”所指挥的回族农民军，冯军麾下久经沙场的大将佟麟阁、孙连仲、刘郁芬和吉鸿昌等部，都被“尕司令”拖着东奔西跑，疲于奔命。新疆的两任“天山王”金树仁和盛世才，也被他打得走投无路，而不得不乞求外国兵力来遏制这个所谓“白虎星下凡”的回族青年。马仲英部先后纵横驰骋甘、青、宁、绥、新西北5省，时间长达9年之久。因此，“河湟事变”不仅震动了整个大西北，而且也闻名全国，使这位“尕司令”成为西北地区家喻户晓的神秘人物，并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也成为反冯（玉祥）的突出人物。
这位传奇式的神秘人物仅仅活了25岁，人们对他的评价来自不同的方面，采用不同的视角，往往是毁誉参半，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但不论如何评价，在他短短的一生之中，确确实实做了许多令人瞠目结舌的事。冯玉祥曾多方设法同他谈判讲和，蒋介石也不得不委他为师长（相当于编遣前的军长），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对他都很重视。但是，对于这支年轻的民族武装力量的代表人物——马仲英，和他所领导的所谓“河湟事变”，多年来却缺乏认真的研究、全面的分析和客观公正的评价。至今，不少人还片面地认为“河湟事变”是“叛乱”“土匪暴动”“回回造反”，而马仲英本人更是被斥为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土匪头子”或“日本汉奸”“英国间谍”等。事实果真是这样吗？我们应当如何来评价马仲英和“河湟事变”呢？我想只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透过现象看本质，抛开支流看主流，既要尊重历史的事实，又要把所发生的事情置放在当时西北特定的环境中，并联系国内的政治形势来剖析，以求得出全面、公正的结论来，可能是不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