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国昌
正是霜凝雪飘的季节，我来到北京西北郊卢沟桥回族墓园凭吊已在此长眠了一载春秋的纳训先生（1907—1989）。先生寄托遗骸于燕山之野，物换星移，春来秋往，终将转化泥土而消失。可是，先生的名字和《一千零一夜》这部世界文学名著一样流芳百年，传至万代。
纳训先生的故里是云南通海县纳家营——全省闻名的回族聚居村寨，全乡回族居民达千户以上。纳、合、田、马是当地的最大家族，先民相传是赛典赤·赡思丁长子纳速拉丁及其部属，来自中亚文化古城布哈拉。
当13世纪中叶，“一代天骄”的成吉思汗统率蒙古大军西征，中亚地区大量“回回人”被签发东来，编入“探马赤军”，参加元王朝统一中国的战争，“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云南被征服纳入元帝国版图，开展行省建设。元政府下令“探马赤军”解甲归农，就地入社，开发祖国南疆。纳家营的先民就选择了这块背倚青山，濒临秀湖的沃土定居，艰苦创业，建立家园。子孙们不愧“回回炮手”“回回军匠”的后代，承袭了先民传统的工艺技术，善于锻造兵器，制作骡马牲畜的配套装具，出现了不少能工巧匠，有的人还存留下“蕃客胡贾”遗传基因，敢于冒险犯难，他们结成马帮商队，披荆斩棘，穿越素称“蛮烟瘴雨之乡”，毒蛇猛兽出没的“夷坝”（今西双版纳允景洪地区）原始丛林，将西南特产的生丝、铜器、皮革、草帽、粮油等运往泰国、缅甸、老挝的边境城市销售。又从国外输入棉花、呢绒、药材、象牙、香料、玉石……山间铃响马帮来，这既促进物资交流活跃边疆经济，又开辟了云南早期对外贸易的商道，他们起了前驱者的作用。近代纳家营的个体手工业者，没有动力车床设备，仅凭一台虎头钳和几把锉刀，以及熟练的操作技术就制造出各类型手枪、步枪，据说有人还仿造出卡宾枪和汤姆式冲锋枪，以假乱真。美国人士见了无不惊异为奇迹，由衷地赞赏回族劳动人民高度的智慧和技巧。武器的个体生产，在一定程上支援了云南各族人民的地下武装斗争，也为今日发展民用小五金生产开拓了道路。
青少年时代的纳训就生长在这个工艺之乡。亲属中也有不少身怀绝技的师傅，纳训如果从师习艺，凭他的聪颖灵巧，可以培养成一位高超的“手艺人”。可是他选择了求学的道路，决心继承前辈学者的未竟事业，挽救日趋式微的回族伊斯兰教文化。纳家营又曾被誉为“小麦加”，寺院经堂教育盛极一时，造就了大量经师、学人，为其他地区所不及。1932年，纳训先生以优异的学习成绩由昆明明德中学选送入埃及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深造，令回族青年赞叹羡慕不已，家乡父老堪以自豪。
爱资哈尔大学是伊斯兰世界的最高学府，建校已千年，聘请了不少学者名流担任教授，各种流派思潮并存，学术研究气氛活跃，形成学术文化中心。当代伊斯兰面临的某些现实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往往由爱大学者根据《古兰经》和“圣训”原则，结合客观实际，作出权威性裁决。纳训先生学习与生活在这个学院里达15年之久。学业精深，且孜孜不倦地充实提高，扩大了视野和思想领域，尤其阿拉伯语文造诣达到很高的水平，为他后来从事翻译活动打下坚实的基础。
纳训先生求学所在的埃及，当时在法鲁克王朝统治下，名义上是“独立王国”，实质上是大英帝国的附庸，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灾难深重。一个多世纪以来，埃及人民不断掀起反殖民主义斗争的离潮，不止一次地武装起义，结果都被残暴地镇压下去。为了鼓励反殖民主义的正义斗争，纳训先生曾用阿拉伯文翻译了国内出版的《孙中山》传记，介绍这位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的光辉业绩。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终于结束了中国2000余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孙中山》传记鼓舞了反殖民斗争的埃及人民必胜的信念。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城市的清真寺也被列为空袭目标，济宁、西安、重庆、昆明、桂林、济南等地不少历史悠久的寺院都遭受日机轰炸，沦陷区回族穆斯林也惨遭日寇屠杀。埃及的中国留学生同仇敌忾，以笔为枪，在阿拉伯报刊撰文揭露日寇侵华暴行，从而揭穿了日寇标榜“保护回教”，建立所谓“大东亚教圈”的谎言。纳训先生常以犀利的文笔，有力地抨击，积极投身于抗日爱国宣传活动。
1938年，在日伪策划下，指使唐易尘为首的一小撮人组成“华北朝觐团”，由上海远航麦加，企图粉饰日寇强占下的华北“王道乐土”，宗教活动“自由”。对穆斯林朝觐圣地的此次活动，日方还给予支持和优待，提供出国的一切方便。留埃学生闻讯后无比愤慨，立即组织30余人的“中国朝觐团”。星夜奔走麦加，监视“华北朝觐团”的活动，纳训先生负责担任宣传活动，他们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利用传单、报刊、集合演说向当时朝觐的10余万各国穆斯林无情揭露日寇妄想称霸东亚的狼子野心，以及种种罪恶行径，激起各国穆斯林朝觐者对日寇的一致谴责和对中国正义抗战的有力声援。
中国朝觐团全体成员还列队去王宫晋见阿齐兹国王，由马坚先生“献辞”，代表中国穆斯林祝愿沙特阿拉伯王国国运昌隆，中阿传统友谊进一步加强，共同抵制侵略，维护世界持久和平。日寇煞费苦心的阴谋遭到了可耻破产。“麦加挫败日伪”也就成为抗日时期中国外交史上的一段佳话。
当时，埃及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古老的尼罗河哺育了埃及灿烂辉煌的古代文化，至今残留下的开罗近郊狮身人面雕像，胡夫大金字，以及卢克梭的太阳神庙……无不引起游人思古的幽情，浮想联翩，纳训先生多么想把这一卷绚丽缤纷的中世纪阿拉伯社会风情画展现于中国读者面前，于是他决定翻译《一千零一夜》。
《一千零一夜》“内容丰富，情节离奇，充满美妙的幻想，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民族特色，显示了阿拉伯人民高度的智慧和丰富的想象，它描述了阿拉伯色彩斑斓的风土人情，记录了阿拉伯几个世纪的变迁，闪耀着阿拉伯古老文化的光芒”[1]。其中“渔夫和魔鬼”、“爱拉丁与神灯”、“阿里巴巴和四十强盗”、“辛巴达航海奇遇”……历来脍炙人口，与《伊索寓言》、古希腊神话一样早已突破民族范畴、国家疆域而风行全世界，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高尔基曾说《一千零一夜》在世界文学中是“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