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振贵
千余年来，中华文明的悠悠长河融会着回族进步的历史潮流。在由各兄弟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国文明宝库中，回族奉献的社会物质和精神财富，已成为其中流光溢彩的一个重要部分。20世纪初，新的时代意识唤起了一代回族知识分子，他们或直接投身于根本改变本民族苦难多舛命运的革命洪流，或联合其他民族的文人学士，着手研究回族文化的方方面面，通过回顾民族历史的荣辱起落，力图把握未来的轨迹。在他们中间，涌现出马骏、郭隆真、马本斋等一批革命英豪，也诞生了像王静斋、杨仲明、马坚这样的杰出学者。40年代初，由我党领导的延安民族研究会，编写出版了《回回民族问题》一书，运用马列主义的民族观点，科学地论证了回族是一个民族，正确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指出了回族解放的正确道路，从而把回族问题研究推向一个新的起点。
新中国成立后，回族研究被视作推动回族发展进步的重要手段之一，受到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持，涌现出以白寿彝为代表的一批知名专家，编写出如《回民起义》（白寿彝，神州国光出版社1953年）、《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白寿彝、丁毅民、韩道仁，民族出版社1957年）、《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马长寿）等重要著作。20世纪50年代末，又开展了回族社会历史全面调查，积攒了一批资料，并在有的院校设置回族史专业课。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时，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来宁夏视察工作时倡议，我国的回族问题研究，应由宁夏为主承担起来，不仅研究宁夏的，还要研究全国的回族问题。1962年10月，成立了宁夏民族历史研究室，开始收集整理回族历史资料，并编印出《关于回族的来源》《伊斯兰教和回族的关系》《西北回民起事》《关于杜文秀大理政权的对内对外政策》等资料汇编。1964年3月，该室扩充为宁夏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成为国内研究回族问题的主要机构。不久由于发生“文化大革命”，研究所被撤销，人员被调离，苦心孤诣收集的资料也惨遭浩劫。尽管如此，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回族研究的成就仍不可抹杀，1984年2月由宁夏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回族史论集》（1949—1979年）一书便可佐证。
70年代末，大地回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导引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跨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神州大地到处生机勃勃。我国的回族研究终于摆脱了左的思想羁绊，依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开始谱写新的篇章。近10年来，我国回族研究新人迭出，成绩卓著，展示出一幅前所未有的盛况。
一、新时期我国回族研究的特点
进入新时期后，人们对研究回族问题的使命感与迫切感，由于10年动乱的磨难而得到激励与升华。因此，诸如回族与伊斯兰教关系以及清代回民起义的学术讨论多次展开，回族研究会等学术团体纷纷建立，回族现状的调查和古籍的整理正在进行，倡议编写回族通史的呼吁日益强烈，并即将付诸实施。上述活动的表现形式与角度虽然不同，触及的主题实际只有一个，即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回族研究工作，已摆脱了昔日的封闭状态，正紧随着改革开放的时代鼙鼓，走向现实生活，走向科学与系统，走向引人注目的国际国内学术论坛。
综观新时期的回族学术研究，大致表现出以下几方面特点。
（一）重视历史，着眼现状
在正常情况下，民族意识是一个民族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10年动乱时，回族的历史被歪曲，代表人物被亵渎，风俗习惯遭到破坏，在民族心理上造成了创伤。为了摆脱这种心理阴影，重新激发回族人民的民族自豪感，鼓舞回族人民与各兄弟民族团结合作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祖国，尽快出版反映回族真实历史的著作，成了70年代末学者们的当务之急。在时代需求的鞭策下，1978年10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喜庆之际，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回族简史》，首印6万册，1982年8月经过修订，又推出了第2版。“一自高丘传号角，千红万紫进军来”，自此国内对回族历史的研究全面展开。有一段时期，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在修改充实《回族简史》上，希望尽早拿出一本与回族（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数第3位）的社会地位相称的专著。因此1983年初，在银川举行了“第一次全国《回族简史》座谈会”，来自18个省区的107位代表，对回族历史研究进行了学术交流，提出了修改《回族简史》的具体意见。1985年11月，在昆明举行了第二次全国《回族简史》座谈会，会议收到150位代表递交的140余篇论文资料，总结了银川会议以来回族史研究的经验与成果，并就回族的来源与形成，回族与其他兄弟民族的历史渊源等问题展开深入讨论，会后出版了马维良主编的《回族史论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年10月）。这两次会议，扩大了回族史研究的影响，被人称之为“我国回族研究的动员会和推动会”。随着全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回族面临的众多现实问题需要从历史深处追溯根源，然而回顾历史的结果，则更提醒人们要重视现实，珍视和巩固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因此，研究回族问题的重点逐渐转向回族现状和近现代情况的研究。1987年12月中旬，在兰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回族史讨论会”，与会的近百名代表提交了76篇论文资料、12本专著或论文集，会议除了对近现代回族人物评价进行探讨外，重点讨论了辛亥革命前后和抗日战争时期回族人民的革命活动史，尤其对回族的抗日活动给予极高评价，认为这是明末以来回族人民所进行的历次反抗外来侵略斗争中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在中国革命史上谱写了重要一页，同时促进了回族自身彻底的解放。这次会议，在回族史专题研究方面有所突破，并引导回族研究转向现实问题，会后《甘肃民族研究》1988年第2期出了论文专辑。1988年8月和1989年9月，在承德和郑州先后举行了第四及第五次回族史讨论会。承德会议再次讨论了编写回族抗战史及近现代回族史的发展轨迹问题，出席代表56人，收到论文资料21篇，郑州会议专门讨论了回族经济问题，提出其特点是以农业经济为主，兼营手工业和商业。此外，探讨了回族经济发展战略。有56位代表出席此会，提交论文资料40余篇。1990年10月初，“第六次全国回族史讨论会”在济南召开，来自各地的91位代表出席了会议，收到论文资料65篇，中心议题是发展回族教育，但也交流了对回族史研究的下一步设想。
（二）实事求是探索禁区
长期以来，由于受极左思潮干扰，对回族与伊斯兰教关系及某些回族历史人物评价，成为不可逾越的研究禁区。三中全会后，这种妨碍回族学术研究的藩篱终于被突破。在近年来的研究过程中，关于回族伊斯兰文化的探讨有了重要收获，对一系列有争议的历史人物进行了重新评价，并从政洽、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角度对西北诸马进行了分析。1980年1月，民族出版社推出了新版《回回民族问题》。该书由于充分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扼要论述了回回民族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因而自40年代在延安出版以后，就多次再版或重印，不光对于回族的解放作出过贡献，对于今人研究回族历史，也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该书曾对回族与伊斯兰教的关系作过客观的评价，认为两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许多伊斯兰教的制度，经元时的回回带进中国以后，某些适合于回族发展的形式，便成为回族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教育制度等的因素，而被保留与继承下来”（第64～65页）。50年代后期，此书受到“冷遇”，这次重新出版，自然勾起大家对回族与伊斯兰教关系等敏感问题的关注，也就在70年代末，世界伊斯兰格局的重大变化，从而使得国际国内对伊斯兰教问题都开始予以重视，过去人为的宗教研究“禁区”被时代潮流所冲破。1980年11月，在银川举行了“西北五省（区）第一次伊斯兰教学术讨论会”，80多位代表参加此会，提交的论文资料有47篇。会议内容大多数与回族历史有关，最集中的是回族伊斯兰教的诸方面问题，会后出版的《清代中国伊斯兰教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就刊有马汝邻《从回民不吃猪肉谈起》、马寿千《清朝年间的宁夏回民起义——兼论对马化龙的评价》、马士年《伊斯兰教在陕西的传播发展与演变》、纳忠《清代云南穆斯林对伊斯兰学问的教学与研究》等文。1981年10月在兰州召开第二次讨论会，与会代表117人，提交论文资料65篇，会后出版了《伊斯兰教在中国》一书（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1982年8月在西宁举行了第三次讨论会，与会代表120人，收到论文资料84篇，会后出版《中国伊斯兰教研究》一书（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1983年11月在西安召开了第四次讨论会，到会88人，收到102篇材料，会后出版了《中国伊斯兰教研究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5月）。1986年8月，在乌鲁木齐举行了第五次西北五省（区）伊斯兰教讨论会，出席112人，收到论文资料74篇。为了总结西北五省区伊斯兰教学术讨论的经验，提高研究水平，1987年8月，由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主持，在北京举办了伊斯兰教学术讨论会，40余名代表与会，收到论文20余篇，后来选登在次年的《世界宗教研究》杂志上。1990年10月，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所和西亚非洲所的若干课题组，在北京举办当代伊斯兰教讨论会，参加会议的近百人，其中有来自各地的10余名回族学者，大家讨论了当代回族伊斯兰教的许多理论问题。通过这些学术会议，我国学术界用实事求是的态度集中探讨、解答了回族伊斯兰教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包括回族伊斯兰文化、回族教派门宦、回族宗教教育、回族著名宗教人物等，为推动我国的回族研究向纵深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新人辈出形成梯队
“文化大革命”前，我国的回族研究并未形成固定的学术队伍。近10余年，在党和各级政府的大力扶持下，仅回族史研究领域已逐渐形成以白寿彝、纳忠、杨志玖、杨兆钧等一批老专家为学术带头人，马寿千、马通、林松、马汝珩、冯增烈、杨怀中、马维良、罗万寿、李松茂、答振益、马启成、穆宝修、黄庭辉、杨克礼、丁国勇、勉维霖等为中坚力量，在全国大多数省（区）都分布着一批中青年研究骨干的学术梯队。在这支队伍中，大多数是解放后成长起来的回族学者，但也有不少其他民族的学者，反映出回族研究的基础广泛，影响增大，这无疑是一种可喜的现象。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宁夏社会科学院回族伊斯兰教研究所都设有回族史研究室，甘肃民族研究所、西北民族学院、西北第二民族学院、云南民族学院、青海民族学院都有固定的回族史研究人员，中央民族学院则连续招收了几届回族史专业研究生。此外，在回族在职干部、工人、教师、学生和离退休老同志中，还有一支为数不少的业余研究队伍，他们也为这项事业作出了不可低估的奉献。在宁夏，曾于1982年成立了回族研究会，最近云南也建立了相应的群众性回族学术团体。回族研究力量的壮大，可从日益增多的论著得到证实。据甘肃民族研究所张世海统计，1979年有关回族史的论述仅在25篇左右，1980及1981年略有增加，约为每年35篇，1982年增加到70篇，1983年约为50篇，1984及1985年又回升到80篇左右，1986年增加到100篇左右，成为回族史研究的丰收年，此后三年每年问世的作品和1986年大致持平（《甘肃民族研究》1990年2期）。由此推算，自1979～1990年，国内发表的回族史论文、资料已接近千篇。当然，上述统计数字只能反映围绕回族史问题所发表的文章情况，假如算上发表在各种报刊上的介绍回族现实问题、回族风情、回族文学艺术、回族体育等方面的论文资料，在数量上就更为可观了，而从质量上看，其中也不乏高水平的文章，有不少作品被介绍到国际学术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