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关于回族人口及民俗研究
为了提高回族人口素质，贯彻计划生育的国策，近年来关于回族人口的研究已提上研究日程，这方面的作品有刘永箴《宁夏固原地区回族人口发展情况述略》（《固原师专学报》1986年3期），陈忠祥《有计划地发展宁夏回族人口刍议》（《宁夏社会科学通讯》1986年5期），张天路《中国穆斯林人口状况分析》（《宁夏社会科学》1987年3期）。关于回族民俗的探讨，也正在一些刊物上进行，如王正伟《漫谈回族的卫生习俗》（《宁夏大学学报》1987年3期），李鸿涛《回族图案的民族风格》（《民族艺林》1988年1期），李树江《回族民俗学史略》和丁国勇《谈回族的风俗习惯》（《宁夏大学学报》1989年3期），谷文双《回族服饰习俗漫谈》（《黑龙江民族丛刊》1989年3期）。过去为人忽视、实际与回族生活极为密切的回族饮食文化也开始被作为研究对象，目前已整理出版的有《北京清真菜谱》《北京清真菜点集锦》《中国清真菜谱》《清真菜谱及烹饪技术》《清真全羊菜谱》《全羊席菜谱》《鸿宾楼菜谱》等7本介绍回族菜肴的著作。
（十）关于回族文学理论研究
回族文学理论研究是新时期回族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且已取得显著成果。80年代，宁夏创办了《回族文学丛刊》，刊出近40万字的回族文学资料，举办了两次回族文学讨论会，并开展了对回族文学范围的学术探讨。尽管对回族文学的界限仍有多种见解，但大多数人目前接受了下述观点，即回族作者创作的作品，都可归属回族文学范畴，非回族作者的作品，即使是描写回族生活的，仍然不能归入这个范畴。1981年宁夏出版了《中国回族文学作品选》，80年代中期，新疆、青海、上海都先后出版过《回族民间故事选》。1988年2月和9月，由宁夏大学回族文学研究所主编的《回族民间故事集》和《回族民间叙事诗集》先后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同年7月，该社还出版了由张迎胜、丁生俊主编的《回族古代文学史》和李树江编著的《回族民间文学史纲》，成为回族文化史研究中的一项创举。
三、对20世纪90年代我国回族研究的展望
回顾以往，方能洞察当今，而将来，必定是孕育于现在与过去之中。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凭借已经蓄积的丰富资料、研究经验，以及更重要的是有一支热爱这项事业的专业和业余结合的研究队伍，20世纪90年代的回族研究，将迎来就其自身的历史而言最辉煌的一个时期。
根据目前各个领域的研究进展，也可对下一个10年的研究趋势作如下推测。
一是回族地方史研究将陆续填补空白，并向纵深发展。随着《云南回族史》《湖南回族》《吉林回族》等著述的问世，势必激励各回族聚居地方将撰写本省（区）回族史放到议事日程上来。目前甘肃、宁夏正在积极行动，估计其他省区也会很快跟上。在20世纪90年代，回族地方史研究还可能在撰写省一级回族史的基础上向两极发展，即一方面转向对重点回族村镇城市社区研究，另一方面将撰写在较大地域背景下真切反映回族活动轨迹的区域性回族史专著，如《西北回族史》《华北回族史》《东南沿海回族史》。
二是凭借历代收集整理积累的丰富资料，撰写具有综合性、概况性的大部头回族著述，尤其是工具书，以便全面系统地向人们展示回族研究的成果。目前，由宁夏大学回族文学研究所等单位牵头编写的《回族大辞典》已经动笔，准备向1993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35周年献礼。西北第二民族学院邱树森主编的《中国回族史》，也预定在1991年夏脱稿，而由中央民院民族研究所等多家单位共同修订的《回族简史》也可望在90年代初问世。据悉，在1990年10月济南回族史讨论会上，又提出了编写《回族通史》的方案。笔者认为，一方面要尽量避免题材雷同而撞车，以节约人力物力：另一方面也要允许开展学术上的竞争，对重大题材，可以出版几种不同版本的著述，这样既可通过比较，让有水平的作品脱颖而出，也能消除谁占先谁就能垄断阵地的短期行为，从而端正学风，保证质量。据目前研究趋势分析，今后除了撰写通史类大型著述外，涉及回族文化的各种专史、专志和中小型工具书也将陆续推出，如回族教育史、回族思想史、回族科技史、回族伊斯兰宗教制度史、回族经济史、回族军事史、回族近代文学史等。《回族人物志》将完成清代和近代两卷，其他如地域志、生计志、经籍志、金石志、语言志、寺院志、会社志、礼俗志、教育志等也将陆续为有志者完成。诸如西北回族社会研究、西北回族妇女研究这样的专题也将继续开设。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有可能推出一至数套选题新颖、时代意识强的回族研究系列丛书。
三是借鉴文学表现技法，编写出一批宣传发扬民族优良传统和爱国主义、普及回族历史文化知识的通俗读物，鉴于大多数回族群众的文化程度仍然不高，因此要想提高回族文化素质，首先要考虑普及文化，衡量作品被接受的程度，必要时应组织专门人员编写一些为回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著作。对研究人员来说，这里有一个民族观念、群众观念的视点转换过程，即把自己的研究同本民族大多数人的兴趣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摆脱目前印书没有经费，书印出来又销售不掉的窘困局面。要写好这一类作品，文体要突破固定模式，语句要通顺，加以必要的铺垫和陪衬。据了解，用通俗笔法写作历史题材，已是当今国内外史学界的一股新风。上述想法在一批中青年回族研究工作者中已引起共鸣，并正在付诸行动，目前正在撰写的《中国穆斯林朝觐史话》，即是一种尝试。
四是一批勤于思考、勇于探索的中青年研究工作者，将超越传统研究范围，力图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他们将深入到回族社会、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寻找与现实生活相关连、相碰撞的热点问题，理解其精髓，探寻其奥秘，通过对回族文化的认真剖析，跳起来摘取新的研究果实。在这方面可开展的研究课题包括清真寺寺院经济、清真寺建筑艺术、回族民居及庭院经济、回族在城市中定居模式的延续与变化、回族新闻出版事业、回族社团组织、回族文化人物、回族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回族教派门宦的思想根源与比较研究及近现代回族学者群体等。
五是携带国内研究成果，踏进国际学术论坛。在20世纪80年代，已有少数回族学者跨洋过海参加了一系列国际学术活动，但由于语言障碍，对外交流的渠道远没有充分利用起来。随着一代通晓外语的中青年回族学者的成长，这方面的国际交流将会扩大。可以预计，90年代不光有中外学者就回族研究进行互访，以及国外著述的汉译，还会有一批中国学者的回族研究著述将被译成外国文字向世界人民介绍。
综上所述，我们满怀希望地相信，90年代的中国回族研究论坛犹如一株进入盛年的大树，将满挂体现回族时代风貌的累累硕果，迎来新的世纪。
新中国成立50年来回族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李健彪
在21世纪到来之际，回顾和总结新中国成立50年来回族研究的成果及经验，对展望21世纪回族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各民族的团结与相互了解，丰富和完善回族学的学科建设，加强对回族史及回族相关学科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笔者抛砖引玉，对新中国成立50年的回族研究做一简单的回顾。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回族研究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回族研究可以认为是40年代回族史研究的继续，但在研究方法上已开始普遍运用马列主义的民族观研究回族历史，成绩比较显著。1951年，白寿彝出版《回回民族底新生》，这是作者在新中国成立后用马列主义民族观写成的第一本回族史著作。同年，马霄石的《西北回族革命简史》出版，简述了1862～1877年西北回族人民起义的经过。第二年，白寿彝、韩道仁、丁毅民等人还编著了《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1957年），这是继延安时期《回回民族问题》之后的又一本系统的回族著作，反映了回族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进步和回族研究取得的进展。在这一时期，一是加强了对回民起义的研究，如翻译出版了法国人罗舍写的《云南回民革命见闻秘记》（1952年），林干编著的《清代回民起义》（1957年），马长寿编的《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调查记录》（1957年内部印发），宁夏编印的《西北回民起义》《关于杜文秀大理政权的对内对外政策》等。二是加强了对全国各地回族历史、人口的调查工作，出版了一批有价值的资料汇编集，如《广东海南黎苗回族情况》（1951年），《青海回族调查资料汇集》《甘肃回族调查资料汇集》《黑龙江省回族社会历史调查》《广东回族满族社会历史情况》《内蒙古自治区朝鲜、回、满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丁毅民编著的《新中国的回回民族》（1958年），吴乾就的《云南回族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宁夏编印的《关于回族的来源》《伊斯兰教和回族的关系》等资料汇编。三是加强了回族历史人物和回族文化的研究，如马坚的《回回天文学对于中国天文学的影响》（1951年）和《元秘书监志“回回书籍”释义》（1955年），米契的《郑和》（1956年），容肇祖编的《李贽》（1962年），甘肃还编印了《马仲英事件文献资料汇编》（共4辑），马霄石写出了《马仲英事略》一书的手稿本。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回族文化人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默默地在民间从事着回族史的研究，虽然他们的成果在这一时期没有机会面世，但并不等于说回族人不关心自己的历史，可惜的是其中不少的论著手抄本毁于“文化大革命”，令人遗憾。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伊斯兰教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伊斯兰教的研究已成为主流，伊斯兰教译著不断在中国出版，探讨伊斯兰教的学术文章从数量到质量都比以往有较大进步和提高，其中有关教派门宦的文章占有一定比例。对清真寺的研究也有了一定的进展，但主要集中
在东南沿海和中原地区清真寺的研究上。应该看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回族研究（包括回族史研究和伊斯兰教研究）取得了许多基础性的成果，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的极左思潮的扩大，无疑给回族研究带来了巨大的阻力。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许多从事回族史研究的同志受到迫害，即便是发表和出版的一些有关回族方面的文章有的也带有较强的极左印记，尤其是对伊斯兰教的研究上，有的甚至以极左和大批判的面目出现，机械而教条，功利色彩浓厚，实际上成了政治思想说教的附属品，尽管有的论著在当时多次再版，但今天看来某些言词还有伤害民族感情之嫌。可以说，“文化大革命”时期正常的回族研究在极左思潮最盛的十年几乎被一度窒息了，有价值的成果很少（除非因政治的需要而被当时的学术界关注，如李贽思想的研究）。
二、改革开放近20年来的回族研究
1987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风起云涌，思想解放突起，学术界摆脱了极左思想的影响，我国的回族研究也步入了一个崭新的鼎盛时期。研究内容之广泛，研究成果之丰硕，都是以往所不能比拟的，尤其是已经形成了一支老、中、青专业及业余人员组成的初具规模的研究队伍，为回族研究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极为珍贵的人员保障，使20年来的回族研究发展迅速、成绩斐然。尤其是回族史学术讨论会的召开和专业期刊的问世，极大地促进了回族研究佳作不断，研究领域有了更深的开拓。从1983年至今，已在银川、昆明、兰州、承德、郑州、济南、西安、乌鲁木齐、黄山等地先后召开了11次大规模的全国回族史讨论会，提供论文、专著700余篇（本），对回族的族源、近现代史、抗战史以及经济、教育、人物等各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此外，还举办了多次西北五省区伊斯兰教学术研讨会、全国伊斯兰教学术研讨会、东南沿海各省的伊斯兰教文史工作座谈会，以及与回族研究紧密相连的专题学术研讨会，如郑和（南京、长乐、昆明、太仓）、杜文秀（大理）、回民起义（西安）、回回医药（西安）、广东及香港回族（香港）、回族历史与文化（银川）等内容的学术会议，也都发表了大量的有关回族方面的论文、专著。现在，全国发行了《回族研究》《中国回族研究》《甘肃民族研究》《西北民族研究》《世界宗教研究》《郑和研究》《阿拉伯世界》《中国穆斯林》以及各民族院校的学报、社科研究机关的刊物，甚至不少民间内部报刊等都为回族研究文章的问世提供了学术阵地，出版了一系列的专著和资料书，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和有关文章，研究领域有了重要的进展和开拓。这一时期我国的回族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