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几点启示
新中国成立50年来回族研究的经验和教训也带给我们不少启示，这些启示是回族研究继往开来，迈向21世纪的宝贵财富。
启示之一，搞回族研究要坚持一个标准，要实事求是，要解放思想，警惕极左的东西，要有民族平等观念，树立健康、正常的学风。回族研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要坚持一个标准，要有民族平等的思想，不能对汉族用辩证法，对回族就形而上学，对汉族只用唯物论，对回族就唯心论。洪秀全称王就认为是农民起义，杜文秀称王就成了“民族分裂”，洪秀全是教主，但这并不影响历史对洪秀全的评价，马化龙也是教主，有的人就把马化龙贬得不伦不类，农民参加反清起义就是正义的，阿訇参加反清起义就成了非正义，如此等等。一位长期从事党史研究的汉族专家就曾很不理解地告诉我，白彦虎与阿古柏的短暂合作是形势所逼，为了保存实力的明智之举，有的人却把白彦虎说成了“叛徒”“卖国贼”，他认为这纯粹是“书生之见”，是根本不懂军事策略的想当然。试想如果当初白彦虎不利用阿古柏与左宗棠周旋，今天的中亚还会有20万东干族吗？恐怕陕甘回民起义者早已被斩尽杀绝了。这位党史专家还向我讲了一个例子，八一南昌起义以后，朱德率领的起义官兵处境十分艰难，处处遭到围剿，为了保存实力，朱德率众人暂时投靠了当时的一个军阀，时任国民党军长的范石生，在其手下吃俸禄，拿军饷，朱德还担任了高级参议和团长。后来革命有了转机，朱德又率众人离开了范石生，投奔了井冈山。对于这段历史，党史界并没有因为朱德率领共产党的第一支武装投靠（或联合）了军阀而贬低他，相反朱德利用范石生来保存了这支革命力量，所以仍把八一南昌起义作为建军节的开始，史学界没有人纠缠朱德投靠（或联合）范石生这件事，这并不是朱德身上的污点，而是他军事策略的闪光点。可回族史学界为何要始终揪住白彦虎与阿古柏的关系不放呢？这位长期从事党史研究的专家很不理解。还比如，有的评价白崇禧的论文，回族自己的研究刊物上却不敢发表，而汉族同志办的刊物却能让其公开面世。我想这也许是旁观者清吧。诸如此类的现象都反映了一些同志（包括回族自己）对待不同民族中同样相似的人物的标准不一样，不是一把尺子，而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人，有意无意地流露出大汉族主义的意识或受这种意识所影响。所以，解放思想，坚持用一个标准来实事求是地看问题，应该尽快落实到回族研究中，而不应仅仅是一句空话。要防止小家子庸俗气，防止书生之见，要有胆识，要敢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实事求是。
启示之二，回族研究既要研究回族的历史和文化，也要关注现实，研究回族的生存状况、现实问题和社会环境。回族研究要坚持历史与现实结合，要放在中国这个大环境中来研究回族，要把回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来研究，不能脱离中国这个现状。不仅要研究回族的历史和文化，而且要研究回族在当前的发展；研究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研究伊斯兰教伦理学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关系；研究回族从古至今的爱国主义传统，研究“沙甸事件”的历史教训；研究处理好现阶段民族矛盾和民族关系的对策；研究回族经济如何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展壮大起来等。同时还要关注回族生存环境对回族自身发展的影响，促进各民族的相互了解和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积极为现实服务。在现实中，汉族过春节可以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回族过尔德节如果也把回民区的街道打扮得有节日气氛一些，就认为是地方民族主义抬头。这同样也是标准不一样，尺子不一样，用有色眼镜看民族问题。尤其是在一些新闻媒体上，常常乱用西方口径，照搬照抄，不加区别、不加分析，车臣就是车臣，却说成是车臣穆斯林分裂分子，恐怖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却说成穆斯林恐怖主义，有的还对伊斯兰教义和教律肆意歪曲，专门“暴露”所谓的“阴暗面”。诸如此类引用于西方媒体的新闻报道给人的印象往往是穆斯林就好斗、就爱搞分裂，无形中在广大干部群众中造成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误解，极不利于民族团结和国家的稳定。事实上，穆斯林（包括回族）有很多良风美俗却不被新闻媒介关注，比如禁酒、禁烟、讲求卫生习俗，还比如在最近中央取缔“法轮功”的斗争中发现，回族群众参与“法轮功”之类异端邪说修炼的人几乎没有。为什么这些影响稳定的异端邪说在回族中找不到市场，这同样值得研究。
从现实的某些史学思潮来看，翻案风愈演愈烈，似乎学术界有些人就是靠翻案文章来混饭吃的。比如对左宗棠的评价问题，早在50年代就已有定论，可是如果我们翻开近十几年的中学历史教材进行一番比较就会发现，对左宗棠的拔高和正面评价是得寸进尺，越拔越高。现在90年代的中学历史教材竟然取掉了80年代还有的捻军起义和西南西北少数民族起义的内容，对这些起义闭口不谈，也许是怕有损于左宗棠的“光辉形象”。难道中华五千年文明史，除了左宗棠就再也找不出“爱国主义”了？列宁讲，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50年代史学家称左宗棠是“反动”的“屠户”。而现在如此的“一拔（左）一贬（回）”，造成的社会恶果是一些人已经认为左宗棠是功劳大大的、十全十美的完人，于是拔高左宗棠的书层出不穷，甚至拍成电视。西北各少数民族和史学界意见很大，尤其是回族，于是中央又不断地暂封、查禁、停播，成了消防队。最近，有的书中（作者有的不是搞史学的，而是写小说的）仍把西北西南的回民起义称为“民族分裂主义割据势力”，不知是受了“拔左思潮”的影响，还是受了“车臣穆斯林分裂主义”宣传的启发。所以说，对回族研究而言，研究现实、研究回族所处的环境和生存状况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要有胆有识、有理有据，站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局上，站在为历史负责的角度上去坚持真理，维护正义。
在现实中，直到现在一些人还往往习惯用左的眼光来看问题，站在群众的对立面来思考问题。你说回族的民族感情和团结精神，他就批判你宣扬民族狭隘主义，把回族的民族意识的觉醒、民族觉悟的提高看做是地方民族主义或狭隘民族主义的抬头。看不到积极的一面，而一味地从消极方面去理解，所以在实际工作中就成了谈民族色变，谈回族色变，嫌回族难缠，不敢面对现实，不敢正视回族渴望自身繁荣进步的呼声和要求，一味地回避民族感情和民族问题，殊不知民族感情是马克思主义的提法，它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基本常识。在一次人代会上，西安的一位阿訇告诉我，他们所在的区新上任了一位回族副区长，上任不久，回族副区长专门走访了几个清真寺，与乡老、阿訇、寺管会负责人进行了座谈，沟通了感情，听取了大家的意见。没几天，区上专门派人来几个清真寺调查，很神秘地追问这位副区长给他们讲了什么，谈了什么，为什么要来清真寺找他们谈？为什么要和他们在一块儿吃一顿饭？使群众心里感到很不舒服，这位副区长得知情况后也十分心寒，真不知以后该如何再搞工作了。可见解放思想，破除左的干扰，不用有色眼镜看人，讲起来容易，但如何纠正这种现实中的偏见并非易事。由此造成的恶果是一些回族干部对本民族的历史不了解，不关心；对回族对中华民族的贡献不清楚、不知道；对本民族的问题躲躲闪闪，把回族在历史上的贡献说得少一些，把回族的文化降得低一些，甚至最好闭口不谈，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不犯错误。这些回族干部在工作中不是积极主动地引导广大回族群众去认识自己民族的优秀传统，激发回族投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热情，而是一味地淡化民族感情，一味地回避民族问题，把回族的民族觉悟的提高好像当成坏事，结果是适得其反，使一些民委部门面对问题时，只能被迫应战，沦为了“消防队”“灭火队”。列宁讲，一个不热爱自己民族的人不可能爱国。人们也常说，乡恋和族情是爱国主义的基础。所以作为回族干部更应该克服头脑中民族虚无主义的影响，理直气壮地做一些事情，做一些利国利民的好事情，绝不能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要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党性与人民性是统一的，不是对立的，围绕党的中心工作，积极主动地搞好民族工作，是党和政府的要求，也是少数民族群众的愿望，因为只有56个民族共同的繁荣和进步，才有中华民族共同的进步。
启示之三，回族研究要求我们要积极抢救新史料，开拓新的领域，培养更多的后继人才。回族经过几十年、几代学人的共同努力，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回族学这一专门的学科。但从目前来看，还存在调查研究不够，抢救史料不及时等问题。有关回族史的资料很多，有的是口碑流传，当事人还健在；有的是碑石记载着，但都遗弃在野外，如果不及时抢救就很有可能消失。这就要求我们每一个热心回族研究的同志积极收集、发掘新的史料，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拓宽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全面、科学、客观地评价历史问题。要通过对历史、现实的研究而展望未来，要有哲学家的思辨头脑，要有历史家的深邃眼光。要善于培养新人，培养年青力量，培养高素质、高文化，并有强烈敬业精神的后备军，只有这样，回族学研究才会后继有人，长江后浪推前浪。
启示之四，要吸引不同民族的同志来共同研究回族学。回族学是社会科学，不是回族的专利，仅靠回族自己来承担研究任务既不可能也不现实，要吸引和团结各民族的专家、学者来参加，对不同的观点要正确理解，可以争鸣，但不要攻击，不要乱扣帽子，要百花齐放，营造一个宽松的学术氛围，尤其对回族内部来讲，要允许不同观点的存在，不能强加于人，强求一致，要在正常的争论中珍视友谊，消除偏见，只有这样，回族学的研究阵营才会越来越壮大，才能更上一个新的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