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现之一是社区中心清真寺管理制度的创新与功能拓展。一是社区中心清真寺管理模式正在发生变化，由原来的以老年人为主的管理向年轻化、知识化、民主化的管理转变。如1996年兰州市小西湖清真寺坊寺管会成员选举推行坊民直选就是一个特例；同时，这次选举本坊91.4%的家庭参与，显示出社区人强烈的参与意识、归属意识和认同意识。二是清真寺强化服务功能增强社区的凝聚力和整合力，如清真寺利用积累的资金奖励本坊考上大学的学生或资助贫困大学生，救助贫困的穆斯林家庭等。三是改革传统的经堂教育，从教学内容到管理方式走向学院化；同时推动穆斯林文化知识的普及，举办成人学习班、妇女学习班、寒暑假的学生学习班等，通过普及文化知识，强化社区的非正式控制与文化认同；尤其以清真寺为中心的女寺—女学的兴起和发展，可视为社区制度创新与功能拓展的典型，它突破了西北地区回族穆斯林社区传统的男权社会的藩篱，在社区日趋散化和家庭核心化的背景下实现了文化传承角色的重心从男性到女性的位移，女学的发展不仅强化了文化的传承链，而且强化了家庭这个已弱化了的文化载体，家庭的强化又硬结了社区的内部结构，从根本上构筑了文化传承的双轨结构［Jamaat→清真寺（经堂教育男学、女学）→家庭（全体成员）→Jamaat］[9]。
表现之二是社区基本服务设施逐步完善。穆斯林幼儿园、穆斯林养老院、穆斯林婚姻介绍所、回民医院的创办成为典型的代表。这些由民间自主建构的基本设施正是在回族社区与城市社会的互动变迁中出现的，同时也顺应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推行的城市社区建设这一大趋势。如穆斯林幼儿园、穆斯林养老院的建立是适应回族家庭核心化与家庭传统功能分化的结果；而穆斯林婚姻介绍所的出现又是回族社区地缘变迁的产物。因为传统的婚姻网络——族群内婚是穆斯林族群社会内部结构和族群认同的基础。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快速的城市化产生的地缘疏离和人际世界的陌生化，使原本人口占很小比例的回族穆斯林完全散化在快速流动的城市社会中，分布于社会的各行各业，从而使原有的以家庭和熟人世界维持的婚姻网络显得“力不从心”，出现了穆斯林青年找对象难和大龄青年人口逐年上升的社会问题。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在兰州市、西安市、银川市先后出现了12家穆斯林婚姻介绍所，这些婚姻介绍所不同于城市普通婚姻介绍所的突出特点在于，它的社会服务功能远远大于经济功能，所以说这种专门的婚姻介绍所大大硬化了穆斯林社会的婚姻网络和社群的内部结构。这些民间自主建构的基本设施作为社区符号又是民间文化自觉的象征。
表现之三是社区文化建设成为城市回族文化自觉的突出表现。清真寺之外的中阿学校的建立，穆斯林图书馆的建立、穆斯林民间杂志和报纸的创办[10]、民间学术研究机构的建立以及在线穆斯林网站网页的建立不仅满足了回族穆斯林精神文化的需求，而且通过文化的传播抵御了城市大众文化的风蚀，强化了民族认同的精神圣域，旨在重构城市回族穆斯林社区的社会空间与结构，奠定城市回族社区的精神基础。
表现之四是社区经济与文化整合。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回族社区的经济变迁最为突出，善于经商的回族穆斯林的物质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同时出现了不少的具有现代企业特质的穆斯林企业和企业家，这些凤毛麟角的企业家不仅突破了长期困惑穆斯林商界的“小商小贩”的怪圈，而且凸现了穆斯林企业家应有的社会使命，他们出资奖励、资助穆斯林大学生，支持、赞助学术刊物、学术会议、学术机构、学术著作的出版以及贫困地区的扶贫和国家重大自然灾害的捐助等，充分彰显了回族穆斯林企业文化的自觉。对此现象，富有代表性的“沙鹏程现象”作了最好的注脚。尤其是这种基于共同的精神文化之上的社区经济与文化的整合、企业与文化的联手，将有力地推动回族社会的整体发展。
二、实现自身传统的现代化是城市回族穆斯林生存与发展的必由之路
在人类学的视野中，现代化作为一种文化发明具有一定的社会、文化和权力向度，决定这个向度的就是传统。因此，传统是现代化前定的基础和生长点。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1]传统总是特定民族或社会的传统，因此决定了现代化没有超越特定传统的先验的模式，也没有既定移植或借用的现代化模式，现代化都将被不同民族的传统文化所解读，表现为具体的、多线的、异质的历史变迁过程。因此，现代化是一个民族的传统合乎逻辑的必然发展，任何其他民族的现代化模式都不能削足适履地装进别的民族文化之中。中国是一个政治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现现代化、走向繁荣是共同的目标，然而具体的现代化过程又必然具有多样性。正如费孝通教授所指出的：“中国不同的区域具有不同的发展道路，这些道路随区位传统不同而不同，但长期以来就是在动态中存在的，并不是简单的‘现代发明’。”[12]回族穆斯林具有自己的实质性传统（Sub-stantive tradition）即伊斯兰的宗教传统，因此，她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必然以其传统为依归。从20世纪回族穆斯林的近代化、现代化的历程来看，不论是前半个世纪回族穆斯林新文化运动，还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穆斯林文化的复兴，二者在现代化的探索方面一脉相承，“正本清源，返本开新”成为她自身对现代化的追求和模式的选择。事实上这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条通则。回族穆斯林能否顺利地实现自身的现代化，笔者以为主要取决于以下四点。
第一，回族穆斯林传统文化必须面向时代重新开启，以文化自觉的方式塑造传统精神的现代品质，为现代化提供精神资源。传统是现代化的预制，传统的质量往往决定着现代化能否顺利演进。实现现代化是一场文明创建的社会运动，作为一场社会运动不仅要有自己坚实的物质支点，而且还必须有扳动这场运动的精神动力臂。亦如池田大作博士所说的：“生产力的剩余、社会组织、人的愿望都是建设文明的素材，但它还不是文明应当具备的灵魂。也就是说，即使文明的素材已经齐备，这还不够，还要有更深的前提，即‘为什么而建设’这一思想意识。人力资源的动员，设计者的意图，都要从这一问题出发。而看准这一方向，掌握这一方向的智慧，是来自宗教，来自哲学。”[13]伊斯兰教是回族穆斯林的实质性传统，是回族穆斯林社会的“总理论和包罗万象的纲领”，伊斯兰教拥有一种独特“天职”（Calling）观即“人是安拉在大地上的代治者”，并将这种积极入世的精神熔炼在一神教信仰的终极点上，从而内化为人的主体精神。然而这一传统精神作为一种文化实力它的重新开启和现代品质的塑造又取决于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觉。何谓文化自觉？按照费孝通教授的理解，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坚守传统”。自知之明是为了增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为适应新环境、新时代而进行文化选择时的自主地位。达到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14]。显而易见，文化自觉在本质上就是文化主体所形成的一种对传统的自主创新与开放借鉴合而为一、互以为力的精神品格，这种自主创新就是对传统的再解读，开掘文化内部的再生能力和创造机制；而开放借鉴就是文化主体所表现出的“心灵流动”与“移情能力”，即面对“他文化”既不妄自菲薄，又不唯我独尊的择而取之、为我所用的心态。这种精神品格也就是明代回儒所讲的“不背乎教，亦不泥乎教”；也如19世纪末伊斯兰学者加马鲁丁·阿富汗尼所说的“时代并不是停滞不前的，穆斯林必须把这一点看作是他们教义中富有生机的原则。政治体制、社会理想和智力的表现形式，必须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穆斯林必须有鉴别地接受一切有益的东西，摒弃他们所厌恶的、对他们不利的东西”[15]。因此，只有经过文化自觉的洗礼，具有了现代品质的这一传统精神才能成为回族穆斯林实现自身现代化的内在的精神资源。同时，这一传统精神一旦与大社会改革开放所形成的开放、借鉴、发展的时代精神形成合力，就必然成为回族穆斯林实现自身现代化的强大精神动力。诚如法国的发展理论家佩雷斯所指出的，“思想结构和社会习俗的改变，这种改变不但能够促使实际总产值的增长，而且能够使个别领域的进步变成为整个社会的进步”[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