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金宝
人口地理学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是研究一定历史条件下各种人口现象的地域特征、区间差异、区际联系及其发展变化规律的科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1]。其中，人口的分布与变迁即人口空间区域形式的形成与发展问题，是人口地理学特别予以关注的问题，而回族正是在这些方面有着典型特征的人文共同体。本文试就回族人口地理学研究的意义、方法和内容作一论述。
一
回族形成时间并不太长，将其先民的历史计算在内，有1300多年，但由于历史原因与独特的发展轨迹，造就了它后来居上的人口态势。以数量而论，回族在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位居第三（1990年前为第二位）；以地域分布而论，仅次于汉族而居55个少数民族之首——以占全国0.76%的人口比例散居于全国97%以上市县（1990年）[2]，具有大跨度空间分布的显著特点。对回族人口地理学相关问题的研究，一向为国内外学者所重视。但限于史料的缺乏、地域的隔绝与统计方法的不完善，使得前人的探索性成果相互间出入很大，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这一领域又被人们视为畏途，乏人涉足。
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回族学研究领域的扩大，资料的积累日益丰厚，回族人口地理学作为回族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再次受到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与已故回族学者冯增烈教授等一些学者的注意。白先生在一篇论及回族通史的文章中特别将“地域考”列为12个专题之首[3]；冯增烈教授在《论回族研究的系统结构》中也将“回族人口学”划入应建立的回族学12个分支学科之中。[4]此后，在前辈学者的建设性建议启发下，相关性成果陆续问世，其中以和龚与张天路等先生的成果有明显突破，但就回族人口地理学科而言，仍有一定局限性和片面性，疑问尚多。所以，对回族人口地理学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概括地说，积极开展回族人口地理学研究，至少有如下三方面的意义。
（一）理论意义
1.补充完善中国人口地理学，填补回族学研究体系方面的空白。中国历史是一部多民族共同发展的历史，而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历史文献大部分是由受“夷夏之防”“华夷之辨”等儒家传统思想熏陶的汉族士大夫编写的，少数民族历史一向难入“正史”。即使有所记述，因种种原因颇多“误区”，故而缺乏系统连贯的真实的资料，为后人的研究留下了许多遗憾。伴随学术界“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这一观点的逐渐确立，在撰写中国通史、各学科史时，补充各民族历史尤其是典型历史时期对中国历史产生过一定影响的少数民族事件、人物的呼声越来越高。同时，如同以权威“四个共同”的民族定义衡量回族的形成会产生许多疑问一样，以创建中的中国人口发展史、人口移民史等学科体系理论来衡量回族人口的发展，也有一些异质的内容。举例说，一般而言，影响人口迁徙的原因不外乎自然的与社会的、政治的与经济的、军事的与文化的等，而回族人口的迁徙与发展要远远复杂得多。再如，按照一般的人口发展理论，人口的流向是从农村进入城市，而回族早期的人口发展恰恰与此相反。回族人口发展所显示出的一些特点，为进一步完善与发展的中国人口地理学理论体系提供了科学的实证材料，对学科的建立不无补益。
对回族学学科体系的建立来说，回族人口地理学是其必不可少的分支学科内容。这是因为，历史的发展首先是通过基本的人地关系来实现的，没有一定数量的人（推而广之为人口）与人口赖以生存的空间，历史的演衍便无从谈起。对于回族这样一个有着广泛分布特点的民族而言，要弄清它的族源、族情、族貌，离开了回族人口地理学的基本研究，是无法深入进行的；离开了回族人口地理学的基本构架，研究便是不完整的。正如白寿彝先生所说：“地域考是纲领性的东西，因为它讲的是我们回族在全国的居住状况”。[5]但到目前为止，回族人口地理学仍然是一个空白。
2.对传统学科研究领域的开拓与补充。传统的回族学研究，较多地从整体意义上注意了对本民族相关问题的研究，而很少进行族内、族际间的比较研究。这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回族虽然以大分散、小聚居的形式分布在全国，但统一使用汉语、有建立在共同信仰基础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等作为民族共同体基本特征的、更多的相同文化因素，加之形成历史相对于汉族、苗族、瑶族等民族支系或亚文化较多且较发达的民族来说十分短暂，促成民族文化外延生成的条件相对薄弱。这从表象上使一些人误认为回族族内文化与族外文化的可比性较差。二是受20世纪以前直至三四十年代族教不分意识影响，人们言族必言教，而中国汉语区伊斯兰文化体系的地域差异是不明显的（教派与门宦属于教理教义上的差异，又当别论）——至少目前的研究成果所表现的似乎就是这样。但事实上，回族文化的地域性差异或称区域发展类型多样化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不像苗族、瑶族等族内亚文化相对发达的少数民族；也不像近年兴起的楚文化、吴文化、巴蜀文化、潮州文化等研究热潮所着意区分的区域类型多样化。回族使用汉语是整体意义上的概念，其实历史上是经历了由母语向汉语转变的缓慢过程的，而且就现实具体考察，回族语言“地异言殊”，甚至风俗互异，这方面的事例俯拾皆是。另外，回族作为民族共同体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的渊源、条件与发展变化的研究已有相当的基础，而回族在各地的形成与发展却是千差万别、各有机缘的。近几年方兴未艾的各地区回族史志研究即为生动说明，它对回族史的研究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可见，从某种意义上讲，进行回族地域文化的比较研究是可行的。
对回族心理素质的研究以及民族起义的研究，可以用回族人口地理学的研究成果进行补充。就全国而言，如果以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心理文化基础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四要素）而论，回族除了语言与心理素质基本相符外，其地域与经济生活的共同性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似乎是不存在的（当然如果把中国与农业作为其共同性的定义基点——如同汉族，那又是另一个论题了）。从前文的分析我们还可以看出，作为一个有着特殊形成轨迹与典型语言文化嬗变历程——在后一点上与满族语言的汉语化除去时间上的差别外有充分的可比性——的少数民族，狭义的语言共同性的断言也是勉强的；更何况汉语本身就是一个方言众多、语音差异极大的语言系统。这样，回族的共同性特征就更多地表现在心理素质上了。正是“天下回回是一家”“回回见面三分亲”“行赉居送，千里不持粮”等所内涵的共同心理与伊斯兰教的共同信仰，才把一个远徙万里、真正来自四面八方的、一开始就零散地分布于广袤的中华大地上的一群人——少到几十、几百，大到成千上万以至百万；有商人、士兵、工匠、学者、宗教职业者；有讲阿拉伯语、波斯语的，有讲伊朗语族其他各族语的，有讲突厥语族各族语的，有讲各种土著语的；有的来自西亚、中亚各国，有的来自南亚、东南亚各国；有游牧民族，有商业民族，有渔业民族；有圣裔、王室、贵族，有贫民、百姓，有各种技师、科学家，还有传教士、旅行者等——凝聚为一个整体。如果没有一个纽带，实现这种凝聚是不可想象的，而建立在伊斯兰教信仰基础上的共同的心理素质特质，就是这个纽带的核心。分布与迁徙、交流与隔绝、飘移与安定等因素，对回族心理素质的强化与削弱所起的作用究竟有多大？也都是回族学研究中需要用回族人口地理学方法进一步进行探讨的问题。
至于对回族近现代历史产生过深远影响的清代回民起义的研究，人们历来多从社会政治（清代反动的民族政策、封建压迫与剥削、封建社会发展规律等）方面寻找原因，而缺乏从经济发展（生产力发展水平）与人口地理（人口压力过大、人地矛盾显著）的密切关系中寻找原因。通过考察中国人口地域发展的历史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以唐代中期为分界线，在此之前，以关中地区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一直稳居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九州”之核心，土地得到最大限度的开发；唐天宝之后，随着人口的增加，人地矛盾在北方中原腹地初露端倪；加之天灾、战乱等人文因素的影响，还有黄河中下游土地承载力减小等不利的地理因素影响，人口开始流向开发潜力大、肥沃、富饶且在动乱年代相对安定的江南地区。以蜀、苏、鄂、湘、皖为典型的江南地区户口大量增加，经济渐趋繁荣，土地得到有利开发。到宋代长江流域人口已占绝对优势，而黄河流域人口则呈明显衰落趋势。南宋建都临安（今杭州），引起我国人口的又一次大规模南移，南方人口远远超过北方。元代南北人口更是发展为10∶1，中国人口南稠北稀、东南密西北疏的格局最终形成。[6]元代的军屯为历代之首，[7]回族随之遍及全国，尤其对久已荒疏的西北与开发未久的西南的经营颇见成效。清代全国人口由清初的1.4亿人上升到乾隆朝的3亿人左右，人口压力显著。然而在工商业发达、经济繁庶的江淮流域，这种压力为多项职业选择（发达的商业、手工业和服务业养活了大量非农业人口）与巨大的土地负载力（精耕细作的高产农业，生产了充足的粮食）所缓解。而在大部分土地贫瘠的关中等黄河流域以及山地居多、烟瘴丛生的滇、桂地区，压力就显得较为突出，从而引发了大规模的震动全国的各民族起义。这两种历史现象颇为引人深思。凡此种种，为回族人口地理学科提供了充分施展的天地。
3.澄清三个认识，勾勒一个轮廓，为回族学走向国际化扫清降碍。回族研究的历史，从传统上所认为的明末清初汉文译著开始，已有300多年，而真正把它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研究的历史只有50多年[8]。时至今日，从台湾到国外的一些回族研究学者仍然存在着三个模糊认识：一是国外仍有相当一部分学者，依旧把中国回族看做是阿拉伯、波斯等地留居中国的侨民，这些人至今居久不归、繁衍生息。[9]二是台湾的一些学者，受二三十年代回教研究的影响，[10]动辄以为中国回教人口民国初年即已繁衍为5000万之多，故对中国4次人口普查实数甚表怀疑；三是受民国年间族教不分研究与国民党政府对回族歧视政策的影响，国外、台湾仍有一小部分学者仍坚持回族是“宗教信仰不同之汉族支系”的错误观点。这三种认识，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其结果是对回族学走向国际化极为不利。而要消除它们的负面影响，就很需要回族人口地理学的学科研究成果，用科学的事实、准确的依据来澄清。
对回族历史的研究虽然已经进行了许多年，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成果之丰硕、内容之广泛、领域之开拓、挖掘之精深，均为前所未有。[11]但对回族人口发展变迁的脉络这一基本线索仍难理出头绪。这无疑与回族的人口特点有密切关系。解决这一难题，除克服资料零散等困难外，还需将历史记载、口碑、谱牒资料与实地调查相印证，去伪存真，使回族历史研究建立在坚实有据的基础上。这对学科的发展关系甚大。回族学研究发展到今天，将之推向国际学术论坛的迫切愿望愈益显明，果能实现，则学科研究迈上新的台阶是必然的。回族不像蒙古族、藏族（目前唯有这两个少数民族的研究已形成国际化气候）那样有固定的地域、相对古老的民族文化、丰富可见的历史记载等可为广泛的研究提供的许多便利条件，回族的历史记载淹没在浩如烟海的汉文史籍中、回族分布于汉族社会的汪洋大海中。这些都使回族历史研究的道路布满荆棘，也为回族学走向国际化设置了重重障碍。但回族有860万人口（1990年），远远超过藏族（459万）与蒙古族（480万，合域外蒙古人口共约660万。[12]），有高起点的经济文化基础，也有自己的发展优势。因此可以断定，通过广泛开展回族人口地理学等新领域的研究，加强并充实已有领域的成果，把回族学推向国际学术论坛是完全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