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我又和冀中回支的政治部主任赵文普见了面，文普同志和本斋同志不同，他和气、文雅、英俊，一看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因为两人都做政治工作，谈的就广泛多了，从部队的特殊教育，到回汉战士和干部之间的关系，军队与地方的关系等。他和本斋同志一样也希望我好好整顿一下部队，在这根本点上不能含糊。我也提出相互交流经验的希望，并请他支援我们几个干部。事后，我们召集两个兄弟部队的政治干部召开了经验交流会，因文普同志有紧急事没参加，便由我主持会议。冀鲁边区回支大队以上的政治干部，几乎都到了，冀中回支参加会议的是政治部的同志，有宣传科长李引菊（汉族），锄奸科长刘世昌（世昌同志后任军副政委），民运科长金民，还有一些记不清名字的同志。冀中回支的同志首先讲了平原地区地雷战和地道战的经验，讲得很动人。我至今还记得他们这样说：开始埋地雷时，都是真地雷，并公开插上一个牌子，上面写上“小鬼子，此处有雷，小心你的狗命！”鬼子骄傲得很，不相信我们会公开埋雷，下车就拔，只听轰隆一声，炸了个粉身碎骨。鬼子吃过苦头，就不敢再莽撞了，我们就来个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在公路上插了很多牌子。鬼子不敢动，就叫伪军在前面带路，伪军更怕，壮着胆扒地雷，扒一个是假的，再扒一个却是真的。伪军干脆来个不干，绕在路边的壕沟里走，我们就在公路两侧也埋上雷。敌人没法了，只好在汽车前边赶上一群牛，一时“牛拉汽车”便成了抗日军民的笑柄。地道战也很有意思。据说发明地道的是一位老农民。每次鬼子进村扫荡，大家跑，他不跑。鬼子走后，避难的人们回村子，老人早在地里劳动了，过后大家怀疑老人搞什么“鬼”，派人在暗中观察。原来村里有一口枯井，欲人一来，他便不慌不忙跳进枯井里钻进靠井侧边的一个地洞里，鬼子根本发现不了。人们从这件事得到启发，便挖起了地道，渐渐地便与外村的地道连起来，形成了一个“永远的堡垒”，以后又发展到在墙脚下挖瞭望哨、监视哨和射击口。为了对付敌人往地道里放瓦斯和毒气，人们就在地道内设水池，在道口搞跷跷板和堵门等，冀中五一大扫荡后，几乎村村有敌人，我们所以能坚持下来，地道战起了很大的作用。此外，大家还相互介绍了部队教育，回救会与回支的关系等问题。所有这些，无疑对大家都是一种启迪和鼓舞。
会后，为了分散敌人的目标，根据军区首长的决定，由震寰间志带队配合本斋同志的司令部和政治部行动。由我带队配合马凤午同志的一大队到新海县沿海地带活动，记得当时随一大队行动的还有冀中区党委的宣传部长王逸群夫妇，我们相处得很好，有时还在一起讨论哲学。当部队到达花寨后，我们召开了全队同志的动员大会，逸群同志在会上转达了冀中军区首长对大家的关心和问候，讲了冀中形势。我也在会上讲了抗战的形势，记得当时大家把毛主席在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后讲的一句话：“反法西斯战争如果搞得好，可能在一年内打败希特勒，两年内打败日本鬼”具体改为“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日本鬼”。由于当时希特勒还没败，日寇又很神气，大家有点半信半疑，针对这种思想，我讲了德可能一二年内被打败，他们就更要做垂死挣扎，必将更疯狂、更狠毒，更残酷地迫害抗日军民、我们要咬紧牙关，度过这黎明前的黑暗。接着，我指挥大家唱“向前向前向前，我们队伍向太阳”。大家情绪高昂，唱完歌就扭起秧歌来。李安民同志告诉我，这是音乐家吕骥同志到冀中后提倡和推广的。
冀中回支奉命南下时，给我们留下好几位领导骨干。周志坚、孙树楷同志，分别担任三大队大队长和指导员；回登庆等为中队长，曾介绍震寰同志入党的老党员李安民同志，是边区的一代者党员，“七·七事变”后和朱家庆同志奉命南下抗日，不幸失掉党的联系，历经无数曲折，到达延安，没有党的介绍信，一直未能恢复党籍。他喜欢文艺，是冀中回支剧团的一位作曲、唱歌和吹口琴的文艺骨干，他留边区后，党籍很快恢复了，并担任了总会宣传部副部长。
冀中回支与冀鲁边区回支相处，虽然只有两个多月，但留给大家的印象和感受太深了，他们的到来，不仅使敌人不敢轻举妄动。而且通过交流，互相学习了许多经验。两支回民武装的“会师”，不仅加强了民族内部的相互联系和团结，而且以大无畏的革命献身精神表明回回民族抗战到底的坚定决心。我怀着异常激动的心情，曾作出总结：“冀中回支到我区，时间虽然不长，却给我们送来了宝贵的经验，送来了事谊，送来了军威，送来了干部，还送来了新的文化……这将在我们回支的历史上，留下深远意义的一页，将永远记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想不到10年后即1959年国庆节，《回民支队》电影首次放映了，我当时正在北京医院治病，看后，高兴极了，马上写了一篇短文，登在《人民日报》上，表示庆贺。
八、党的关怀
渤海回民支队进军东北后，家乡人民又于1946年，在一二分区成立了两支回民支队。这两支回民支队实际上是老回民支队的延续和发展。
在鲁北（即渤海二分区），老回支第三大队由于敌人的分割、封锁，在1942年后，就与老回支的一、二、四大队完全隔绝，由回救四分会主任和大队政委李玉池与王千修二同志带领独立作战，到1946年，他们已发展成了近千人的部队，战斗力相当不错。在二分区解放德平、商河、齐河、济阳、临邑等县城中，他们都是打强攻或头阵的。渤海军区决定成立由二分区直接领导的第二回民支队，由马杰同志任支队长，李玉池同志任政委。成立那天，渤海区军政领导同志专门派我代表区党委和军区表示祝贺，我和分区政委曾旭清同志还分别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1945年日寇投降后，党根据形势的需要，决定成立天津市工委会，区党委派我任市工委委员兼宣传部长，专门负责发动青年学生和回民，作打平津的“内应”。回支北上时，给我留下了30人的精干手枪队，掩护我做近郊和地下工作。1946年，美军和国民党部队占领塘沽和天津，解放平津的任务，一时很难实现。美蒋甚至趁回支和其他部队北上，利用逃亡地主和改编的汉奸，组织“还乡团”，对我根据地人民进行疯狂的烧杀掠抢，制造了惨绝人寰的黄骅惨案。为了反击敌人和为死难烈士报仇，经上级批准，以渤海回协会的名义，以这支手枪队为基础，成立了一分区回民大队，任命神枪手、老手枪队长张九江同志为大队长，冯景恩同志为政委，因病留下的王立朝同志仍为参谋主任，肖辉为政治教员。这支部队配合各兄弟部队，一方面消灭国民党的“还乡团”，一方面与地方同志共同开展“双减”运动。很快又发展成了1000多人枪的部队，渤海军区于是又决定成立一军分区第一回民支队，由周志坚同志住支队长，原回协一分会主任张英达同志任政委。由于有一批老回支留下做骨干，加上回民精于武术，一开始战斗力就很强，在1947年6月解放沧州市的青沧战役时，打得勇猛顽强，十分出色。
为了粉碎蒋军的重点进攻，鲁中南战区以杨辛、彭林柏、李敬涣和丁毅民等同志为首的几支回民部队，也先后转移到了渤海。这些部队不论从人数、战斗力、军队素质各方面看都很不错。当时任渤海区党委副书记的刘格平同志和军区领导，都觉得他们和渤海区已成立的两个回民支队汇合在一起，成立一个回民纵队是可行的。于是作了酝酿，并拟定了一个以刘格平同志为首的人事配备方案。万没想到，请示山东分局和党中央后，这一建议被否决了。我当时想不通，问格平同志，他也只简单地回答：“现在战争相当频繁，伤亡也大，要成立回民纵队，势必成为野战部队，回民这点点力量能打几回……”我听后虽然觉得有道理，可由于自己和其他同志都希望成为野战部队，一时还理解不了上级的更深意图。但服从命令是军人的习惯，心里想不通，嘴上也不再说了。济南战役后，两个回民支队合编成警卫部队，对外仍叫回民支队，专门担任海防任务。抗美援朝时，经请求，由回族营长王景惠同志率领近百名回族干部战士赴朝作战，最后胜利归国的只有王景惠等几个同志，其余全部牺牲。
1943年1月，东北野战军滚滚入关，与华北、华东部队一起直捣塘沽。解放天津后，老回支在震寰同志率领下奉命回到故乡。他们进入德州后，我和老战友刘喜三同志（曾任老回支副队长，后因年老体弱，由我请示渤海区党委，从东北调回渤海，担任陵县县长），坐着震寰同志派来的汽车，到德州聚会。分别三年，大家感慨万千，从早上一直谈到深夜。当时的德州市长、老战友张厚智同志，召集大家合影留念。稍稍平静，我和震寰及政治部主任李子华同志就细谈起来。我首先问起为何不见副政委刘济民等一些汉族战友们，然后又惊讶地问起回民支队怎么编成了铁道兵。我不止一次地回忆当时我们的那段对话：
“怎么搞的，我们回支从来是野战部队的主力，怎么‘降’成修路队了？”我问。
震寰同志深沉地说：“说来话长，这得从头说起……”，接着他便讲起了事情的经过。
“回民支队从冀鲁边区北上，经过古北口，平泉（八沟）、热河赤峰，一直到吉林的陶来昭，几乎是连续战斗。当时国共两党本已宣布停战，可国民党从没停止过对我们的进攻。我们当然要自卫反击，平泉一仗，我们就有几十个同志牺牲在那里。大同一仗，我们又有两个优秀连长孙宝起（汉）、杨金山（回）牺牲。为此，马歇尔调停小组还来到我们部队阵地作了视察。部队正在陶来昭休整的时候，党中央和东北中央局命令回民支队按回汉民族分别编为两部分，汉族编为一个团，由副政委刘济民、刘虎臣同志等带领，继续开赴前线作战，回民组成回民部队由我（指震寰）带领向东北的后方哈尔滨‘前进’，这算什么‘前进’？我们的干部战士听到这消息便犯了咱老回回家的脾气，个个火冒三丈。都说我们回回从不怕死，怎么这样决定，这是看不起我们。回汉战士在艰难岁月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一听说要分开更是埋怨的埋怨，哭的哭，汉族干部张延岭和肖江等好多同志，一边哭一边说：‘我宁愿当回回，也决不分开’（我后来知道张延岭等同志最后还真的留在了回民支队）。我当时也纳闷，正是打仗时，怎么要咱回回往后方撤呢？我向上级反映了这一切，上级领导开始只是笑着说：‘我们现在是脱了草鞋穿皮鞋，党需要回民同志到农村去发动群众搞土改，回民干部与回民群众有密切联系的优点，便于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到农村先把回民群众发动起来，彻底完成土改，再回前线’。还说这是党中央的决定，大家要服从。一说是党的工作需要，大家也就没话说了。于是立即分赴哈尔滨、佳木斯和齐齐哈尔一带，把部队分成多路，深入回民村，边土改，边招兵，到1947年部队重新集合时，人数翻了几倍，加上其他部队加入，共有回、汉、朝、满各族战士一万多人，是个不小的数。本以为这一下我们可以开赴前线打仗去了，没想到上级又把我们改为东北护路军了，真叫人泄气哩！我当时也和你现在的想法一样，咱回回哪点不行，怎么叫我看守铁路来了？我满脑子不通，便找到了上级，东北局的领导同志这次才亲切而又严肃地交了底，他们说：‘这是党中央的决定，本来早该告诉你，怕你一时接受不了，才酝酿了这么一段时间，你想过没有，全国肯定要解放，中国各个民族肯定要解放！到那时，我们党需要多少经过革命锻炼的民族干部去做民族工作？你看眼下回民干部不算少，可比起全国将来的需要就可怜了。现在的战争，和游击战争时期不同，是运动战和阵地战，其激烈程度和伤亡程度都要大得多。如果让我们的回族战士留在野战部队里作战，把我们这点老本打掉，你能负起责任来吗？何况铁道兵的工作也很重要，非有不可，只是伤亡要少一些……你看，党中央的决定对不对？’上级一席话，顿时把我说服了。还是上级站得高，看得远。当我把这一精神传达到部队时，大家十分激动，有的甚至热泪盈眶地说：‘我们回回世世代代受苦受压迫，只有党才时刻把我们挂在心上。’毛主席、党中央为了祖国和中华民族的利益，为了保存回族送批革命骨干，宁可让我们汉族兄弟自己做出民族牺牲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啊，这是一种多么宽厚的爱心啊……”
说到这里，震寰同志眼圈有点发红了，我默默地联想起那些曾在一起生死战斗的汉族战友们已开赴前线，联想起党中央为什么不让渤海区成立回民纵队，而宁愿叫他们去守海防，联想起党中央在延安为什么要建立民族学院，毛主席还为延安清真寺亲笔题字……这一切，都说明中央在民族问题上的高瞻远瞩，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才有这样伟大的胸怀，只有党才是我们回回民族的大救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