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政治家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斯言不谬。如果人们失去希望，失去追求，以至失去生存的条件与意义时，便不再怕死，有时甚至会追求速死。于是他们便会做出种种违背社会公理、社会法则的事来。此时如果以“处死他们”惧之吓之，是起不到多大作用的，还有可能火上浇油，激起更大的事端，带来更严重的后果。
近年来增加了一个与生存及死亡词义相接近的新名词，即“球籍”，全称应当是“地球的籍贯”，意即某国某民族在地球上的生存与发展的机会与权利。在改革开放之初，有远见的政治家与理论家常常警示国民，如不改革开放，加快经济建设步伐，不迅速缩短与发达国家在各个方面的差距，我们中华民族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可能。此言形象生动，振聋发聩，起到了督促、鼓舞、振奋国人的目的。一时间，“球籍”讨论普及全国，危机意识紧迫意识赶超意识深入民心。中国在“球籍”的警示声中更加勃发出活力与生机。
但是，曾几何时，随着形势的变化，随着改革出现一些挫折，有些“高明”的“理论家”及政客开始大肆诋毁和批判“球籍论”。当然，从他们的思路出发，不可能发展经济，根本得不出中国经济会迅速发展，以确保“球籍”无虞的逻辑。他们的逻辑是，即使我们不发展，落后到原始部落的水平，你谁可能把我十几二十亿中国人扔出地球？他们否定“球籍”的存在。在他们的逻辑推理演绎中，极尽对“球籍”理论建立者传播者的诽谤与攻击，似乎“球籍论”者是典型的杞人忧天者、卖国者、叛逆者，而他们才是天塌下来不低头的汉子、无所畏惧的勇士。对于此论，民众当然不肯认同，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只能三缄其口，任其肆虐。
“球籍”否定论者为什么能面对贫穷愚昧落后而“无所畏惧”？原因大抵是他们自己已是贵族阶层，有汽车高楼洋房（公家的也就是他们的），有优越的生存条件，有些人可能在外国银行存足了美金，或者已将子女安置于海外，所以不论中国如何破败，也不会影响到他们的生存与发展。他们不与中国大多数的民众持同一“球籍”，而是有国际通用“球籍”证书，故而对于中国经济的落后，连台湾的爱国民族主义者也感到焦心，而他们却能等闲视之，甚至盼中国更加落后从而反衬他们的阔绰与伟大。我怀疑他们是否是真正的中国人？
民不畏死，生命已失去意义和价值。“天生我材必有用”，何能轻易去死。不畏死不一定是勇敢的表现。几千年的人类发展史告诉我们，死很容易，生存却很艰难，需要坚忍的毅力和百折不挠和能屈能伸的精神。有位伟人说过，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这句话倒未必符合国情。事实上，中国人许多人不怕死，却怕困难，怕挫折。
民不畏“球籍”的失去，社会发展的车轮就会迟缓、停滞以至倒退。在现代竞争激烈的社会，更是懦弱空虚束手无策的表现。如果连“球籍”都不敢承认，那更是一种掩耳盗铃心理或者无赖意识。
民不畏“球籍”，便可能出现西夏民族的消亡、印第安民族的败落等可怕的结局。
民畏死时，便会悬崖勒马，改弦易辙，走向光明，奋发进取，创造新生活。
民畏死时，便会抗争命运，扭转乾坤。陈胜吴广被困大泽乡，误了行期，横竖已成死局，于是揭竿造反，开了中国历史上浩大的农民起义的先声，塑造了一批中国好汉的形象。
民畏死时，就要设法变通变革，寻求生路。十多年前安徽凤阳十几家农民签订生死合同，秘密分田到户，揭开了中国当代大改革的序幕，在史册上留下了悲壮的可歌可泣可敬、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
民畏“球籍”时，便会解放思想，挣脱束缚，加快改革，扩大开放，努力发展生产力，向贫穷愚昧落后偏见挑战，向民主文明富强迈进。
“球籍”之叹之忧患绝非杞人忧天和庸人自扰，也不是无病呻吟，更不是“狼来了”的故事，而是新时期的“劝世良言”“醒世名言”和“警世通言”，惟望我中华民族能听之信之，从而“拍案惊起”，走好今后的路子。
（载《宁夏金融》199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