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与“右”等等的方位词所代表的东西，已将中国人搞得疲惫不堪狼狈不堪了，但其仍在肆虐。尤其是“左”的东西，在中国根深蒂固，在当前也为害最烈。
何谓“左”，即以革命、进步、圣法名义掩盖下的不切实际的思想理论和做法。它在当前的主要表现，就是干扰党的中心工作，阻碍改革开放。它形式上超越时代发展，本质上阻碍和破坏社会进步。有一种不自觉的“左”倾在，是囿于认识水平低而形成的，情有可原，但有一批极“左”分子却是出于功利目的，自觉自愿要姓“左”的，说得重一些，他们是立牌坊的婊子，拈佛珠的屠夫，守大门的窃贼，戴警徽的枪手。
“左”倾之后，历来不大好听。我们党的历史上，也曾数次对其进行过清算，但其仍时时冒头，不断泛滥，不断对中国人民的建设事业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左”倾思想产生的原因，窃以为有如下几条。
其一，“左”容易。只要读几本经典背几条语录，便可以号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号称“大理论家”“理论权威”“理论新秀”，号称“旗手”。此后便可以提起教条的“尺子”“鞭子”与“棍子”，稳坐“宗教裁判”的宝座。这比汲取全人类的智慧，研究瞬息万变的社会现实，总结实践经验，提出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新理论，并据此进行社会变革来得容易得多。一个比白痴稍强一点的人，便可以背几段语录，握几个教条，只要认准死理，便是坚定的什么什么者，如果要他去学点别的，干点别的，可能就没有事“左”来得这么便当。
“当”省心省力省时，可以一朝悟“道”，终身不再翻书，可以以不变应万变，可以终身受用，因此便吸引了一些不学无术的投机分子去做“左爷”。
其二，“左”保险。在我们这个曾经是“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国度，有些时期人们总有一种随时被政治牵累的自危意识，人人有一种如履薄冰凉飕飕的感觉。人们一边要“与天斗”，“与地斗”，冲锋向前，一边还要穿上护心镜护背镜防弹背心，手抚腋下，防止同营垒打来的冷拳，射来的冷箭。尤其是不安现状，不循规蹈矩，想开创一番事业者，其危险性就更大。
我们这个社会中的某些时候某些人，要求人们永远必须与地壳与海平面垂直，不偏不倚。但人非圣贤，谁能保证不倾斜。倾斜者，有“左”有“右”。但长期以来，“左”的名声要比“右”好得多。“右”是反革命是十恶不赦，而“左”却是“好心办坏事”，“其行可憎，其心可嘉，其志可赞”。瞧瞧，“左”还有他“可爱”的一面。在处置时，“右”要严惩要判刑甚至杀头，而“左”呢，批评教育而已。对于这两者，选择哪个？私心重者辨别力差者当然宁肯不选垂直，也要将身子极力向“左”扭。因为既要垂直，就可能有向“右”的时候，大幅度“左”移，是绝对不可能右倾的。对于“左”，过去是很宽容的，即使追究，也打两巴掌屁股了事，比之坐监狱掉脑袋，“右爷”们何能不暗自庆幸。
当然，这种保险意识，也牵动了大多数懦弱者明智者善良者的神经，使他们也不得不时常用一些“左”的口号和行动来进行自我保护。这与那些政治投机商的所作所为可同日而语。
其三，“左”得利。与“容易”“保险”相连带，便是“左得利”。“容易”和“保险”本身就是“得利”，这是第一层；第二层呢，当然是在某个历史时期，需要“左爷”献计献策大打出手做鹰犬效犬马之劳时，他们便可大捞一把，捞钱捞物捞“花翎顶戴”。十年浩劫中，张春桥、姚文元之流，便就是凭一杆秃笔两片薄嘴和一颗“左”心，从小小的文人爬上了权力的顶层，在中南海的绿瓦上结成了“四人帮”，将十亿人的国家当成了游乐场，呼风唤雨，为所欲为，享尽了荣华，出尽了风头，过够了官瘾。文革后的一些人，也因“左”得有“功”，加官晋爵，逞霸四方。这种“利”得起来容易保险且肥得流油，对于那些无视现实，不顾国家与民族命运，一心只忠于心中的教条的“左爷”来说，是有何等的诱惑力吸引力与感召力，你教他们不“左”行吗！
好在今年春天邓小平南巡时的讲话，党中央的决议，如同十多年前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又一次敲响了“左”的长钟，打破了“左宗昌”“左保险”“左得利”“左爷爷”们的美梦。对于来之不易的形势，一切有良心良知，想把国家建设搞上去的中国人，都应当加倍珍惜。并且一齐动手，逐步消除“左宗昌”“左保险”“左得利”“左爷”们赖以生存和重新滋生的土壤。
（载1993年1月14日《宁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