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袋，即动物的首级。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恐怕主要不在于几条腿走路，而在于脑袋的不同。动物的脑袋主要用于进食，而人的脑袋除了吃饭以外，还能思想，并用语言表达思想。这是人类的幸事，也是人类的不幸。
人的脑袋究竟是干什么的？先哲们认为，主要用于思想。在他们看来，没有思想的人无异于行尸走肉。但皇帝老儿却不这么看。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历代臣民几乎等同于皇族放牧的一群牲畜。所以，直至现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仍然根深蒂固，中国的老百姓仍把脑袋称为“吃饭家伙”。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人生最大的悲哀，就是“吃饭家伙”被搬掉。而千百年来人们忍辱负重、忍气吞声所要保全的，也只不过是“吃饭家伙”而已。有谁听人讲一个人被杀，其被搬掉的是“思想家伙”抑或“说话家伙”！可见中国人从未正视、珍惜过脑袋的思想、语言功能。即便像谭嗣同、李大钊、夏明翰、瞿秋白、张志新等革命者的被杀，国人又有几个意识到他们被搬掉的是“思想家伙”，是国之瑰宝，而不仅仅是吃饭家伙的？历史的悲剧在于，他们自己注重的倒是思想的权利，语言的权利，而对脑袋的“吃饭”功能并不十分在意。九泉之下，他们会怎样看待后人？
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限制脑袋吃饭以外功能的办法很多，最绝的一招，是以头禁头，即砍下不安分者的头颅，悬诸城门，杀一儆百。知识分子为了保住“吃饭家伙”，只能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不安分者也有，如宋朝的范仲淹，就曾发出过“不直言，毋宁死”的令今人也为之毛骨悚然的呐喊，也有过为思想、为语言而丢掉脑袋的仁人志士，但为数太少，终未形成气候。而“文字狱”等阴影几乎笼罩了一切时空，令多数人不能有健全脑袋吃饭以外功能的欲望，不敢越雷池半步。“文化大革命”十年，七八亿人只用一个脑袋思想，其余的，只能用来吃吃饭，说几句“今天天气哈哈哈”之类的简单语言，或被迫喊“万寿无疆”。有不甘于此者，只能落得彭德怀、张志新、遇罗克的下场。
中国的儒生，读万卷经书，通百家之学，但也不过是“书架”“书库”而已。从此角度看，任何大儒也比不上今日一个只识几个字甚或不识字，而敢于对社会阴暗面来一句国骂者。历史的进步就在于此。十年改革，最大的进步是人的头脑的解放，或者说，是脑袋思维与表述功能的恢复。这几乎可以说是中国真正的希望所在。
人的脑袋将会进化，还是退化，我难以断言。脑袋这东西究竟是什么？随着中国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过渡，需要国人仔细琢磨一番。
（载1990年9月28日《宁夏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