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代表时代的敏感神经。时代的良性或恶性变动，总要在文人群体中体现出征兆，并最终酣畅淋漓地表现出来。
文人们讴歌时代。其实文人们，特别是那些具有时代批判精神、富有创造力和人民性的文人们，更值得加以颂扬。比如司马迁，比如杜甫，比如章太炎，比如鲁迅。当然，也有可憎的文人与文人可憎的一面。
时势造英雄，时世同样缔造不同类型的文人。
文人们最具活力、最能发挥其才华和潜能的时期并非盛世，而是乱世，是在他们遭贬谪之时。屈原吟《离骚》，司马迁著《史记》，鲁迅之为杂文，即是佐证。而某些文人最经不住诱惑去作帮闲者的时候，是盛世，是其得宠之时。许多的马屁文章，诸如“万寿无疆”之类，就是在一派歌舞升平中炮制出来的。这是文人的自贬。
文津先生劝文人们“笔下留神”（见1990年5月19日《银川晚报》），是很有见地的。因为文人之文，对社会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马虎为文，或游戏成文，甚或交易作文，不但败坏文人自己的形象，也会给社会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比如文津先生提到的银川“某餐馆”，实乃一普普通通的小饭馆，其饭菜味道也只能说还过得去。不知为何，许多文人趋之若鹜，饭馆虽不起眼，却有满墙的金字牌匾，被捧为“天下第一家”，并有名作家名画家名书法家与老板的十数张合影悬于餐馆门外。这让人有种文人帮闲之感觉。文人们这是在干什么？
古时候的文人有游历和讴歌名山大川之好，所以留下了《赤壁赋》等令人荡气回肠的佳作。古代文人也喜好人文景观，范老先生为岳阳楼作记，不但浓墨重笔勾勒岳阳楼“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的气势，也留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佳句。而现代的某些文人似乎只围着钱转，你出钱，就可以捧你为“天下第一家”“优秀企业家”“誉满全球”。这种现象怎么解释？如果只归咎于商品经济的诱惑和社会发展机制的不完善，而不从文人的内心深处找原因，那是极不严肃的。事实上，有些文人已作了金钱的“迁客”，被铜臭放逐了。
现代文人的自贬，确实教人难过难堪难为情。观那些捧场者的照片墨迹，有些居然是大名鼎鼎的作家、书画家，他们为图一饱口福，或仨瓜俩枣，置身饭馆外、马路旁、阳光下、尘埃中，栉风沐雨，苦伴腥臊，并遭路人指指点点。不知当事者有何感觉，我这个旁观者也感到累得慌亏得慌窝囊得慌。
文人遭贬是时代的不幸，文字跌价是文人的不幸。文人们应当三思而行。
（载《共产党人》199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