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文是中国封建社会（主要是明清两朝）科举考试制度所规定的文体。所谓八股，即每篇须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单文体，就够复杂够啰嗦的。旧时的文人，为了一顶乌纱一个饭碗，经年累月钻研孔孟之道和八股文体，有些甚至为此而终其一生的精力。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曾经塑造了一个为八股为科举出尽洋相的人物范进，其实范进是千千万万挤向科举独木桥的儒生中之幸运者或者说佼佼者。
八股取士，何以艰难？难就难在“一律”上。要做八股，思想首先得一律，除儒家的思想儒家的学说，其余的不能涉及不能接受，更不得有自己的独立见解独立意识。题目也得一致，必须出自《四书》等儒家经典。若无出处或出自儒家以外，是不行的。所论内容也须一致，必须根据朱熹的《四书集注》等书，就经典论经典，想搞策论想谈国事针砭时弊讥讽朝政，那万万使不得。这不但科举无望，还有可能掉脑袋。清雍正朝有次科举主考官出题《维民所止》，被指责是暗示“雍正杀头”，犯上作乱，因而遭毁灭九族之祸。可见作八股文之一律，事关重大，是万万马虎不得的。
其实，在封建社会，尤其明清两代，何止八股一律，整个思想界文化界何尝不“一律”。这个“一律”曾使天下儒生唯唯诺诺，死啃书本，最终少数成为封建王朝的“栋梁”，多数则穷困潦倒一生，成为饱学的落魄者。这个“一律”，迫使大批有才华有思想的学者不敢创新探索，而只能诠释古人作品。清代考据学何以大兴，盖文字狱大兴故也。
当然，八股之一律也有统不住的时候统不住的地方统不住的人。看破科举之本质者、对文字狱无所畏惧者、甘为清贫之士“采菊东篱下”而不入仕途者也大有人在。于是封建社会便有不和谐之音，中国的文化才未被八股被儒学所窒息。由此可见，顾炎武、吴敬梓、蒲松龄等“一律”之外的人，是值得尊敬与推崇的。
八股取士已成陈迹，但八股之遗害并未清除干净，个别时期还很严重。回顾历史可以使人明智，如果不清除八股之霉气，我们的事业何以兴旺？！
（载1991年11月29日《宁夏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