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安定，纳家户人口在稳定中有所增长，但一段时间里增长速度较慢。1951年，纳家户全村总人口1968人，1959年为2001人，8年时间人口只增加了33人。这其中还包括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因体制变动，邻近村庄的汉族人口划入，使纳家户人口有所增长，人口的民族结构也发生变化。
从1959年开始，中国进入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期间中国人口损失较大。在这样一个空前的灾难中，中国各省区市县人民无一例外地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灾害侵袭，非正常的人口死亡较为普遍。纳家户人口在这几年也有减少。据《永宁县志》等当地历史文献记载，从1960年开始全县进入“三年困难”时期。1962年全县总人口比1958年减少3404人，下降4.2%，1960~1963年的4年里，纳家户总人口分别是2023人、1987人、2042人、2011人。
三年自然灾害过后，纳家户社会经济又得到了恢复与发展，人口呈现增长趋势。从1965年到1978年的13年里，纳家户村总人口由2075人发展到3378人，平均每年增长100人左右，人口增长速度明显快于以往，如果从1963年算起，到1978年，在这16年期间，纳家户人口总量增长了65.4%，年均递增率为32‰。这一时期是纳家户人口增长的高峰期，也是人们常说的“生育补偿期”。
1979年以后，是纳家户人口发展的适度增长期。“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国家各项事业步入正轨，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有目的地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同时，这一时期纳家户的人口流动，有一些人因种种原因迁出了纳家户。从1988年到1996年的8年期间，纳家户人口增长率为7.3‰；从1997年到2009年，人口总量增长了10.4%，平均增长率为7.6‰。
根据2009年的人口统计资料，纳家户总人口4680人中，男性2502人，女性2178人。男女性别比是114.9∶101.5，男性略高于女性，重男轻女的观念在村民中仍然存在。根据调查，虽然大多数人在口头上表示生男生女都一样，但心底里还是觉得男孩比女孩好，主要考虑到以后的养老问题。
纳家户村因靠近县城，近几年发展回族旅游产业，兴建纳家户回乡风情园等，大量的土地被征用，很多村民的土地被全部征用后，转为城镇户，从2009年开始，纳家户村民农转非人数越来越多。到2011年，城镇户口已达到61.6%。大量的村民开始从农业生产中转移出来，进入了第三产业，这种变化也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发展。
三、户均人口
户是中国人口计量的最小单位。事实上，这一计算单位随着历史发展而变化。户有大有小，一个家庭叫一户，一个家庭中可能是只有一对夫妻的家庭，或两代的核心家庭，或三代及以上的联合或扩大家庭，而户的变化体现在人口上就是由四世、五世的大家庭向核心家庭的过渡。从中国历史来看，传统社会是一个大家庭为主导的乡土社会，所谓四世、五世同堂是一种社会普遍现象。在中国传统习俗中，大家庭往往备受推崇，四世同堂、五世同堂是人们生活的理想模式，分家异炊者，被斥为薄于性礼的小人，分家是可耻的社会风尚。历代法律也给予大家庭以有力支持，如《唐律疏义·户婚上》规定：“凡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徙三年，……”这类家庭形式在民国时期还普遍存在，著名作家老舍的《四世同堂》就是对20世纪30年代北京城小羊圈胡同祁家四世同堂生活的描述，集中展现了传统大家庭的生存境遇。
纳家户的村民历史上三代同堂、五代同堂的居民很多，大家族在纳家户也司空见惯。有的结婚成家另住后，也还在一起生活，有些分家了，但经济上不分家。所以当时的家庭规模有的在10人以上。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随着改革开放步伐加快以及社会转型加剧，传统乡土社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纳家户传统的家庭类型开始发生时代变迁，其发展趋势是四世、五世的大家庭逐渐消失，家庭规模越来越小，以两代的核心家庭为主导。从20世纪50年代起，家庭规模年均都稳定在5~6人。据1952年土地改革中的资料显示，全村户均人口4.85人，其中地主富农家庭户均8人，中农家庭户均5.57人，贫农家庭户均4.64人，雇农家庭户均3.25人，工商业者及其他成分的家庭户均4.82人。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纳家户户均人口数存在着贫富差异，但户均人口数变小已成为趋势，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种趋势更加明显。事实上，那些所谓的大家庭在这一时期，往往也作为封建社会的遗留而遭到社会运动的冲击，传统家庭类型逐渐地在时代冲击中走向解体。这一趋势在新时期更加明显，以绝对的主导优势代替了传统的四世五世大家庭的存在，并使大家庭成为历史记忆。
1980年，纳家户全村862户3670人，户均4.26人；而到2011年，户均为3.21人。其发展趋势很明显是一个户均人口逐渐减少的过程，如表2~3。新中国成立以后，大多数家庭基本上保持在四五口人的规模，当时没有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有些家庭生育较多，人口规模较大，但基本上以两代家庭或三代家庭为主。新时期以来，计划生育政策的全面执行，一胎或两胎家庭越来越多，家庭人口规模越来越小，两代核心家庭成为主导。1997年，对纳家户103户的一个抽样调查表明，其中两代家庭为75户，占103户的72.8%。如表2~4。从2009年开始户均为3.23人，2009年以后户均为2.1人。这种家庭规模正好是一家三口的“核心家庭”，甚至是两口人的“丁克家庭”（丁克的名称来自英文Double Income No Kids四个单词首字母D、I、N、K的组合——DINK的谐音，丁克家庭指那些具有生育能力而选择不生育的家庭）或“空巢家庭”（空巢家庭一般是指家庭中因子女外出工作学习老人独居的一种现象）。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家庭规模的小型化是中国城乡家庭结构变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与此同时，家庭结构还呈现出以核心化家庭为主，小家庭式样愈益多样化的趋势。计划生育国策的实施，成为家庭结构类型日益从联合家庭、主干家庭向核心家庭转化的加速器。21世纪的前10年里，第二代独生子女将至少在城市家庭中普遍出现。至1997年，全国家庭平均人数已由1985年的4.79人降至3.64人。近年来，中国的家庭类型是小规模家庭（1~3人），数量稳中有升。目前，中国城乡家庭户人均规模是3.39人，30多年来中国户人均规模下降了1.42人，户均人口规模愈益接近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户均3人左右的水平。据2010年宁夏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区22个县（市、区）共有家庭户1842070户，家庭户人口5981892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3.25人，比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3.82人减少0.57人。家庭户规模继续缩小，主要受全区生育水平不断下降、迁移流动人口增加、年轻人婚后独立居住等因素的影响。纳家户人口规模逐年变小的现实，基本上与宁夏全区家庭人均减少的趋势相符，这种变化是时代变化中人口变迁的反映。
随着纳家户家庭结构的改变和核心家庭的大量出现，空巢家庭和老龄、鳏寡孤独家庭也随之增加。老年人因单身或家庭“空巢”而引发的心理不适现象也较为突出，如孤独、抑郁、焦虑、烦躁等；在以家庭为养老单位的前提下，老人一旦丧偶或丧失劳动力，将会面临贫困和生活无着的极大风险。随着家庭结构的变动，年青一代的赡养观念发生了变化，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受到挑战，单纯依赖家庭养老的时代已成为过去，这不仅是纳家户当前和未来存在的现实问题，也是具有普遍性的一个社会问题。
四、人口出生
在传统乡村社会中，其生育观念是早婚早育，多子多福，养儿防老。这一观念延续千年，成为中国人婚育观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其造成的直接影响是人口出生率高，以及重男轻女观念的普遍存在。历史上，纳家户人口出生的情况，由于缺乏资料，我们难以进行准确的描述。但是在生育缺乏计划，以及多子多福观念的驱动下，人口出生率应该是比较高的，我们在实地调查中发现，在旧社会生育10个及以上子女的家庭并不是个别现象。
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安定，医疗卫生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国家对人口生育未加限制，在“人多力量大”社会整体氛围影响下，鼓励人口的再生产。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出生率上升到37.0％，死亡率下降到14.0％，自然增长率创下23.0％的历史新高。这表明，在短短的3年中，中国人口再生产完成了由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向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转变，迎来第一次生育高潮。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纳家户进入了一个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时期。纳家户在这一时期，人口实现了快速增长。纳家户第一个生育高峰出现在1950~1959年。根据1964年纳家户村三队的人口普查显示，全队当时139人中，出生于这一时期的占到了25.9%。由此这9年中，纳家户人口自然增长率在26%以上，人口的出生率在40%以上。在1951~1959年，纳家户村人口总量增加了23.2%，年人口递增率19.1‰。
1959~1962年，纳家户人口生育转入了一个空前的低谷时期。这一时期正是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抽样调查的448人中，出生于这一时期的人口只有7人，占1.6%。三队从1964年的人口普查资料看，出生于这4年的只有3人。不难看出，这一时期该村人口的再生产实际上呈现负增长。
1963~1979年，纳家户人口再生产再次出现新的高峰。在经历了60年代初的经济困难后的最初几年期间，人口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有一个突跃反弹期。如纳家户三队1964年的人口普查登记中，1963年1月至1964年6月30日出生的0岁到1岁人口竟占到该队总人口的10.8%。据当时统计资料显示，1965~1978年，纳家户村的人口出生率为40‰，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6.7‰，其人口再生产之快可谓历史之最。应该说，这一时期人口再生产的过快与当时社会主流价值观和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未能执行有直接的关系。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分析了人口增长过快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主张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其科学的分析曾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扬。1957年反“右”派斗争一开始，国内政治形势风云突变，在对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其学术往往也被作为批判的对象，于是将马寅初适当控制人口增长当作马尔萨斯人口论批判，进而形成了“人口越多、劳动力越多、积累越多、发展越快”——人口越多越好的理论教条，人口问题成为无人敢问津的“禁区”。20世纪60年代前期，鉴于国内人口问题的严重性，中央领导同志和有关文件曾提及控制人口和实行计划生育，但却难以得到真正贯彻。在10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纳家户人口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较快的增长。
在经历了人口高出生率的时期后，纳家户也迎来一个人口出生率缓慢回落的新阶段，这是与当时国内人口发展形势相伴随的必然结果。进入20世纪70年代，全国人口突破8亿。严峻的人口形势，促使国家开始加大人口的控制力度，计划生育的政策也逐步明朗起来。1971年国务院批转《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把控制人口增长的指标首次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1973年提出“晚、稀、少”，强调核心是“少”，遂演变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生育政策。到了1978年，国家明确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并将“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写入宪法。1979年12月，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在成都召开工作会议，提出“提倡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这是我国目前人口发展中的一个战略性要求”。至此，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呼之欲出，并且在80年代初开始得到真正的执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纳家户村也开始实行计划生育的政策。规定农村户汉民夫妻准生两胎，城镇户汉民夫妻准生一胎；回民夫妻农村户准生三胎，城镇户回民夫妻准生两胎。从此，纳家户居民的生育从自然状况进入了控制时期。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在纳家户村的推行和改革开放居民生育观念的转变，近亲结婚大为减少，残疾人口大幅下降，有生理缺陷的人口逐渐减少。人口出生率和死亡逐年减少，纳家户村进入了少生优生的历史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