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尚礼回族，1933年出生，宁夏同心县人。1949年9月参加工作，1955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专学历。历任宁夏同心县韦州区文教助理员，韦州区武装小队文书，韦州区团委副书记，同心县团委宣传部部长，同心县团委副书记，同心县县报副主编、广播站站长，同心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宁夏同心扬水工程指挥部汽车队队长、物资供应处负责人，宁夏水利制管厂厂长，自治区水利厅党委副书记、书记，宁夏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自治区政协青妇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到现在已经91年了，经过91年的艰苦奋斗，当年那个只有50多人的小党今天已成为拥有8000多万名党员的执政党。91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前赴后继、艰苦奋斗、流血牺牲，经历风雨变幻的曲折和高歌猛进的奋起，为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信念，为这个久经沧桑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我跟着党走了半个多世纪，往事依然历历在目。
1933年，我出生在同心县韦州镇一个回族家庭。我的家庭主要从事运输，有10头骆驼，不种地。大哥苏尚元与我们分家另住，他主要从事畜牧，有1000多只羊，几十头（匹）驴、牛和马。他放牧的地方就在同心韦州镇东山边上有个叫“石峡子”的地方，与盐池县的大水坑、甘肃环县等“红区”很近，所以，党的地下工作者经常路过这个地方，我大哥经常为他们提供吃住，也做了一些掩护工作。时间长了，他们熟悉了，地下工作者就给他一些共产党的传单。那时候，我虽然还是个娃娃，国民党来抓兵，我也得跑，因为如果我被抓住了家里就得出钱雇兵换人。有一次，我躲到他那里去，他给了我一些传单，让我扔到韦州街上去。这些传单的内容我还记得，就是“蒋介石卖国新二十一条延安阿訇告全国回民同胞书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内容。这些传单，地下党不敢直接带到韦州去。我当时在韦州小学上五年级。我把这些传单拿回来给我的老师看，老师看了以后惊慌失措地说：“苏尚礼，这个可不得了，要杀头的！你还有没有传单？”我说：“还有一沓子。”他把这些传单要来，偷偷烧掉了，我把剩下的扔到韦州城外的沟里面去了，也不知道有人捡到了没有。
这件事对我的成长影响很大。193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在今天的同心县城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县级回族自治政府——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1948年年初，我到盐池回六庄井沟看望舅舅时，碰见了行军过路的解放军，他们纪律严明，给群众扫院子、打水，军民亲如一家，鱼水情深，深深感动了我，所以我从小就受到了党的影响。在大哥家里听到的、看到的和接触到的为我后来确立正确的人生观及共产主义的理想与信念奠定了思想基础。理想信念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在学习和实践中，在前进道路上克服各种艰难险阻的复杂形势的磨炼下逐渐形成的。
1949年7月27日同心韦州镇解放时，我做了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当解放军兵临城下时，驻守韦州东城门的国民党军队班长苏尚廉临逃跑时，把东门的一把钥匙交给我，让我去把城门打开，迎解放军进城，我硬着头皮打开了韦州东城门。韦州解放后，有人对我说“你救了韦州人的命”，也有人说“将来国民党来了第一个杀的就是你”。解放军进城接管了伪乡政府后，开始维持社会治安，收缴散兵游勇的枪支弹药，征收粮草支前。我每天跟着解放军到处跑着帮忙。8月初，韦州区政府成立，李汉臣任区委书记、吴天佑任区长，区下设4个乡，乡下设行政村，行政村下设自然村，我被指定为韦州区一乡二行政村二小村村长，年仅16岁。不久，原伪乡政府留用人员余生其、海纳根据区委领导的指示，动员我当干部。我那时候年龄小，但是工作很积极。我也没想将来能当上官，只想着我能继续上学，长大后要跟上家里的骆驼，做运输生意。海纳这个人解放前就秘密入党了，那个时候入党是不公开的。海纳和余生其到我家里来，让我参加工作，当干部。家里认为当干部和当兵一样，不愿意让我去。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就和海纳一起去见了李汉臣书记，李书记给我讲了很多革命的道理，我听后觉得他讲得很在理，最后李书记问我愿不愿意和他们一起工作，我就说愿意。随后，开始填表，就算是参加工作了。我参加工作的时间被确定为1949年9月。不久，区上宣布我任韦州区政府文教助理员，并到学校给我的老师讲课。我把李书记给我讲的一些革命道理又给他们讲了一遍，老师和校长就开我玩笑说：“这个苏尚礼参加工作没几天，就懂了这么多革命的道理！”不久，区上成立派出所和组建区小队，我又被分配到派出所、区小队任文书。10月初，派出所的筹备工作全面完成，20多人的韦州区小队也正式成立了。
解放初期，韦州的环境非常复杂，我的工作任务也比较重、压力很大。到农村下乡走的是羊肠小道，走路、住宿还要警惕土匪的骚扰和袭击。我记得有一次北京来的一个干部和我一起下乡搞减租减息工作时，村长报告说土匪好像进村了，这小伙子听后吓得哭了整整一夜，我劝了一夜。第二天，看到劝说无效，我就派了个民兵把他送到同心县城。他走后我发现那个村长、民兵都与土匪有联系，可是我当时也没害怕。1949年年底，同心县下马关区小队和新庄集区小队发动武装叛乱，他们抢劫枪支、弹药，屠杀干部、群众，造成群众极大恐慌和社会动荡。
韦州区处在两股叛匪的包围之中，区委书记李汉臣召开紧急会议，进行动员并提出了应急对策。我的任务是给区小队队员补发步枪子弹和配发手榴弹。当时，我们日夜守城，高度戒备，发动群众维护社会治安。就在那时，我们发现韦州城内有一小撮坏人预谋抢夺区小队枪支，并和下马关、新庄集叛匪里应外合，准备进行叛乱。当时情况非常危急，事不宜迟，在韦州区委领导下，我们果断采取行动，一举抓获了以吴兴顺、苏某为首的叛乱分子，消除了隐患。在解放军的围剿下，叛匪迅速土崩瓦解，组织领导叛乱的匪首陈源和韦州抓捕的吴兴顺等7人被执行枪决。在这次战斗中，韦州区小队表现突出，受到上级政府的表扬。这次围剿武装叛乱的战斗对我也是一次考验和锻炼。1951年，我被任命为韦州区青年团副书记。下半年，我被抽调到同心县举办的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学习班学习，学习结束后分配到豫旺去搞减租减息试点工作。1952年，我又调回韦州参加了韦州四乡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后，我家里就被定了个运输业者（相当于上中农）。因为我们的骆驼已经被国家征购，支援解放军进军西藏了。我亲眼看到土改后农民翻身得解放、当家做主人那个欢天喜地的样子。土改后，农民开展热火朝天的大生产的情景，对我的一生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但锻炼了自己，提高了政治觉悟，而且对我的人生观的形成和理想信念的确立有着直接的关系。
减租减息工作结束后，我还配合解放军进行了剿匪。解放军和土匪张廷芝在韦州太阳山一带打了一仗，李书记派我去现场配合解放军做后勤支援工作，我二话没说，背着枪就去了。我看见土匪在前面骑着马逃跑，解放军在后面猛追，老百姓跟在后面捡土匪扔掉的马、衣服、被子等东西。后来，一些群众把一匹马和一些东西交给我了，我把这些东西运回到区上去了。当时，有个叫殷长寿的干部，家里比较困难，连个棉被也没有，李书记把被子就给他了。我那时还是个孩子，心里想这些被子是我从枪林弹雨里拿出来的，书记你也不给我一个，还真生气了。后来，书记就给了我一个黄军衣，我就高兴了，把那匹马交到县上去了。当时条件差，我们李书记到县上开会，数九寒天没有棉衣，最后就只能到别人家里借了一件棉衣，开完会又还给人家。在农村工作，没有办公室和会议室的概念，下乡干部特别是乡村干部就把办公室背在身上，这个办公室就是个大布包袱，里面有笔墨、纸张、文件和印章，还有自己的生活用品和书籍，到田间地头就可以开会办公，老百姓的院子和屋里炕头就是会议室。吃百家饭，住百家屋，并按规定付钱，农民家里的黄米黏饭炒酸菜、荞面搅团是我的最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