仝开锦回族，1934年出生，安徽省和县人。1949年9月参加革命工作，先后任和县姥桥区派出所文教干事、和县生产自救工作队队员、和县税务局副股长、和县历阳镇税务所副所长。1954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考入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1960年9月大学毕业后，自愿来到宁夏工作。先后担任宁夏人民广播电台编辑部副主任，自治区纪检委办公室主任，自治区司法厅党组书记、厅长，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统战部部长等职务。离休后担任宁夏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自治区老年体育协会主席等职务。
1934年我出生于安徽和县。我的家庭条件原本不错，但自日本入侵后，生活就不行了。我从小也经历了一些比较艰苦的生活。5岁那年，日本飞机轰炸和县时，我正在理发，因年龄小，很害怕，就跑，一只鞋子都跑掉了。我家后面就是土坡坡，那里挖了很多防空洞，许多人到那里躲藏，有人就被炸死了，幸亏我没有去，否则也可能会被炸死。
1948年年底，刚刚取得淮海战役伟大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浩浩荡荡开进了地处长江北岸的我的家乡——和县，一场“打过长江去，活捉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渡江战役正待开始。人民群众兴高采烈，热情地欢迎人民解放军，支援人民解放军。那时我才14岁，正在中学上学。我看到解放军与国民党兵对待老百姓的态度大不一样：解放军看见了老百姓满脸笑容，说话和和气气、亲亲热热，还帮百姓干活，像一家人一样；国民党兵对待老百姓凶巴巴的，强拿强要，蛮横无理。我一下子就喜爱上了解放军，便经常去解放军驻地，听他们讲战斗故事。有一次，有个战士问我：“小鬼，你说中国穷人多，还是富人多？”我回答说：“当然穷人多！”他又问：“为什么穷人多？他们为什么穷？”他见我迟迟回答不上来，就笑着对我说：“因为中国的土地被少数地主霸占去了，穷人没有土地，替地主种地，流了汗，打出来的粮食被地主剥夺去了。城里也一样，少数资本家开了工厂，工人为他们干活，挣了钱也被他们剥夺去了。所以，农民种地吃不饱肚子，纺纱织布的工人穿不暖衣服。你说这个世道公平不公平？”我大声回答：“不公平！”他说：“对，不公平！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铲除这个不公平，消灭这个人剥削人的吃人社会，让工人、农民和所有无产者都当家做主人，有饭吃，有衣穿，过上平等、富裕、幸福的新生活。你说好不好？”我又大声回答：“好！”从此，在我的意识里有了这样的信念：跟着中国共产党走，为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而奋斗。
在党组织的号召和组织下，我满怀激情地参加了和县沈家巷业余剧团（后又被邀请到白渡桥剧团），参加了歌剧《白毛女》、话剧《血泪仇》等演出，用革命的文艺宣传革命。宣传中国共产党好，宣传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宣传人民解放军为劳苦大众、为打倒反动派、为建立新中国不怕牺牲、一往直前、勇夺胜利的英雄足迹。
渡江作战胜利后，和县党组织加强了地方政权建设，各级政府机关逐步建立了起来。1949年8月，我从剧团进入政府机关，正式参加了革命工作，并先后担任和县姥桥区派出所文教干事、生产自救工作队队员、税务局统计员和副股长、历阳税务所副所长。
1954年9月，我光荣地被党组织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立下誓言一定要在党的领导和指引下，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繁荣、为伟大祖国的强盛、为人民生活的美满幸福、为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鞠躬尽瘁、奋斗终生。
在这期间，我参加过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和社会主义改造等运动，从中受到深刻教育。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我看到贫下中农眼含泪水，用颤抖的双手接过土地证，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愿望，我也流下了激动的泪水。翻身群众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那种激动人心的场景深深印在我的心头。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和县税务局局长王军对我的影响很大。他是个工农干部，虽然批评人很厉害，但对勤奋工作的人很关心，处理问题不讲个人感情，很理智，不说过头话，不做过头事。在“三反”运动中，我们税务局十几个所长都被打成了“老虎”，他也被诬陷成“老虎”，但他坚持原则，不打击报复那些诬陷他的人。这个到现在我印象还很深。那时候，有个词叫“口头贪污”：就是到人家那里去，人家请你吃饭（平时吃饭就两毛钱，请客吃饭价格就算高一些，也就是四毛钱），你如果没付钱，就叫“口头贪污”。我在别人家吃饭没有付钱，经过计算，几年一共吃了五块三毛五分钱，王军局长知道后就要扣我的钱，我同意了。那时候是供给制，扣了好几个月。这件事情使我终身难忘。后来在工作中，我始终不敢越雷池一步，不贪不占公家一分钱的便宜。亲身经历了这几场运动，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为劳苦大众谋幸福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为走向独立自主、繁荣昌盛而奋斗的党。
1956年，为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培养更多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才，国家决定扩大大学的招生名额。考虑到在校高中毕业生生源不足，国家批准在职年轻干部可以申请报考大学，但要参加全国统一考试。我们在职年轻人听到这一消息后万分高兴。当时，我既高兴，又焦急担心，因为我初中没有毕业，只上了一年级。虽然在工作中翻读了中学的课本，但终究学习不系统、基础差。局领导见我不开心的样子，就找我谈话，鼓励我大胆报考，并批准我们几个报考的年轻人脱产到巢湖中学补习。为了不辜负党组织的培养和希望，我们是一天当两天用。三个多月的在校补习，人瘦了十多斤。工夫不负有心人，全县参加补习的25人中，有5人考上了大学。我和另外一个同志被录取到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局领导和局里的同志们都非常高兴，为我们举行了欢送会，鼓励我们要永远记党恩，永远听党话，永远跟党走，做一个清正廉洁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做党和人民都放心的好干部。
四年大学生活很丰富、很精彩。为了成为有用人才，我在校除了参加班级和学校组织的一些集体活动外，就是集中精力抓紧一切时间看书学习，极少外出游玩。就是在参加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等活动中，我也利用一切闲暇时间看书学习。既学习课本上的知识，也翻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我特别喜欢反复诵读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老三篇，还有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从中汲取营养，领悟真谛，以提高政治思想觉悟，增强对党忠诚、对祖国热爱和对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坚定信念。由于勤奋学习，专心攻读，我每次考试成绩都是优良。在校期间，我还被同学推举担任班级保卫委员、院体育委员会体育部部长和副主席，我也尽职尽责地做好工作，并为开展全院体育活动做了点成绩，赢得了赞扬。1958年，由于我品学兼优，被推选代表学院优秀生参加了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的首都高等院校优秀生代表大会，并受到了奖励。
1960年9月，我以优等成绩毕业，并响应党的“到边疆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的号召，自愿报名到祖国的大西北新疆、青海、宁夏去工作。结果，我和另外10名同学被分配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并宣布由我带队领导大家到宁夏银川报到。我们11名同学按时按要求一起高高兴兴地来到银川。当时，我们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人民群众缺吃少穿。听说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大家一样过着穷日子，但是大家充满信心相信党中央一定能带领中国人民战胜暂时的困难，走上康庄大道，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我被分配到宁夏人民广播电台从事新闻广播工作。到岗不到一个月，我就在大办农业的热潮中被下放到电台农场劳动。由于粮食定量过低（我在校时一个月粮食定量是39斤，是运动员的定量，到宁夏一个月粮食定量才25斤），又缺少副食，吃不饱，很快就得了浮肿病，一检查四个“＋”号，疾病比较严重了，领导这才把我调回台里。我在工作学习中，看到一些从北京、上海等外省市调来支援宁夏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做采编工作的同志家里生活也很困难，有些人也得了浮肿，但他们精神未倒，充满激情，起早睡晚，认认真真地做好广播宣传工作，对克服困难、建设宁夏，以及宁夏美好的明天充满信心和希望。他们听从党的号召来到宁夏，服务宁夏的忘我精神和勤奋认真的工作态度深深地教育、鼓舞了我。我暗下决心，既来之则安之，正因为宁夏现在比较落后，经济社会欠发达，党才号召我们到这里来工作，我要为改变这里的状况尽把力。在党的领导下，大家齐心协力定会把宁夏建设好，成为名副其实的塞上江南。1961年秋，电台领导找我说，你要求调你爱人来宁夏工作，调令发过去了，他们回信不同意，要调你回去，你看怎么办？我心里明白，这是对方老领导对我的关爱，怕我在这边受苦，要调我回去。但他们不知道，这里缺干部，需要人手参加建设。我是共产党员，党和国家培养了我，我就要听党的话，就要有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不能知难而退。我对电台领导说，我不能回去。你再开一张调令，我请假带着调令回去，找那边组织谈谈情况，把我爱人调过来，行不行？领导高兴地说，好，就这么办！年底我爱人带着介绍信随同我来到宁夏银川，被安排在宁夏人民广播电台搞财会工作，她为建设第二故乡宁夏尽心尽力，曾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