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为本国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发动机。“增长极”不仅是在一定的产业部门，也可以以一定的地理空间向外扩散。发展中国家参与次区域经济合作希望通过在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来带动本国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为本国经济增长提供“发动机”。在新—柔—廖的合作中，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就是试图在廖内群岛和柔佛州引进新加坡的资金、技术，带动以上两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并向国内扩散，实现更大空间的经济增长。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也试图通过珠江三角洲与香港、澳门的次区域合作来带动全国的经济增长。
第三，消除国家内部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边境地区处于国家的地理边缘区，而且往往是少数民族聚集区，经济发展落后，加之地理位置偏远，接受中心区的经济扩散难度较大。因此，这些国家可以通过跨边界的次区域，尤其是与周边发达国家的次区域经济合作，促进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这样可以消除国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缓解民族矛盾。中国的云南省和延边地区均是少数民族聚集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无疑参与澜沧江—湄公河、图们江次区域经济合作能够为以上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机会。
第四，在资源结构和比较优势上有所差异的区域之间，期望通过发展互补性国际经济联系来改善自身的经济发展环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发挥资源互补性以取得经济合作效益，通过跨国产业和技术转移促进本国产业升级。发挥资源互补性以取得经济合作效益、实现经济互补性发展被普遍作为发展中国家开展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目标和激发动力。
（2）发达国家的经济目标。
第一，获得更加廉价的生产要素，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业竞争力。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国内资源占有量的下降、生产要素成本上升的压力，需要跨边界寻求更廉价的生产要素，其中劳动力资源往往是这些国家参与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初始目标。在美—墨、新—柔—廖次区域经济合作中，发达一方的美国和新加坡寻求廉价劳动力资源均是主要目标。
第二，拓展邻国市场。如果说发达国家在次区域经济合作初期是寻求廉价劳动力的话，随着合作程度的加深和层次的提高，拓展邻国市场则成为重要的目的。由于国内产品市场趋于饱和和竞争的压力，拓展海外市场往往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战略，这其中，邻国市场是不容忽视的。在加拿大经济地理学家海特尔（Hayter）的企业区位进入理论中，邻国往往是跨国企业海外扩张的起点。正如边境区位的讨论中所言，在企业邻国市场扩张中，边境地区往往起到“桥头堡”的作用。
第三，拓展生产空间，实现国内产业升级。发达国家为实现国内产业升级，集中于产品价值链中高附加值环节的生产，势必要为价值链中更低层次的生产寻找新的生产空间，由于存在着企业空间联系成本，边境区往往是最佳的选择置之一。在新—柔—廖次区域经济合作中，新加坡由于国土面积狭小，就试图通过在邻近地区寻找新的生产空间，无疑，与邻近的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开展次区域经济合作能够满足这一需求。
第四，实现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生产。专业化生产并实现规模经济是发达国家企业发展战略中的重要一环。尤其对与发达国家间的次区域经济合作来说，它们的产业结构相近，通过次区域合作可以实现差异化生产，通过产业内贸易来实现规模经济，增强企业竞争力。这在阿尔萨斯—巴塞尔—巴登的次区域经济合作中表现的尤为明显。
六、次区域行政的典型案例：上莱茵地区经济合作
上莱茵地区位于欧洲南北制造业轴带的中心，是德国、法国、瑞士三国经济发达地区的交织地带。在这个地区里，20多个大、中、小城市由发达的交通网络连接成为一个完整的城市体系。共同的自然地理单元和历史渊源，以及较强的区域经济实力为本地区进行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从上莱茵地区次区域经济合作的过程来看，巴塞尔、阿尔萨斯和巴登地区的地方政府和民间组织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受历史、政治、地理的影响，上莱茵地区次区域经济合作制度化的设想首先由瑞士的巴塞尔提出。位于三国交界处的中心城市巴塞尔市独处瑞士西北一角，因侏罗山脉的阻挡，限制了其与瑞士其他联邦地区的联系。边界将巴塞尔划分为德国巴塞尔、法国巴塞尔地区，从而限制了巴塞尔的中心城市辐射力。当地居民和地方政府认识到，巴塞尔要克服其不利的地理环境，必须超越边界束缚，加强上莱茵地区的次区域经济合作。此外，瑞士作为一个联邦制统一国家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它的各地方州相对于联邦政府具有很强的自主权，尤其是各边境州可以自主的与周边国家进行区域合作，有一定的外交行使权，这为巴塞尔首先提出上莱茵地区的次区域经济合作创造了条件。巴塞尔地区首先通过非正式的渠道，建立各种民间性边境合作组织，然后逐渐扩大机构范围，引导地区政府的参与，使边境区合作组织网络化和制度化。1963年，在当地居民和地方政府的努力下，来自不同领域，不同专业（经济、规划、教育、政府等）的一批年轻人依据瑞士公民有关法律规定，在巴塞尔组建了上莱茵地区第一个地方层次的边境区合作协会（Regio Basiliensis）。该协会的目的主要是促进上莱茵地区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推动跨边界次区域合作。这些发起者深信，边境区之间只有通过平等合作，才能达到共同繁荣。所以，该协会希望上莱茵地区的德国、法国方面成立类似的边境区合作姊妹机构，从而加强其对话和协调功能。为了增强协会的影响力，协会不断地吸收巴塞尔地区许多德高望重的商界政界要人，并成立了一个以工商界人士为主的边境区合作董事会，后来两者合而为一。1965年，法国米卢兹也成立了对应的边境区合作协会。1985年前，德国虽没有正式对应的边境区合作组织，但一直与这两个组织保持联络与合作。1969年由于巴塞尔城市和地区的参与，丰富了协会的性质，使协会具有民间和政府的双重功能。自此以后，三国边境地区开始举行有关区域规划方面的定期协调会晤。通过地方政府和欧共体的努力，1971年三方国家中央政府首次召开边境区协调会议，1975年三国通过政府之间外交换文条约成立上莱茵地区三方委员会和两方委员会（德国、法国之间），1991年这两个合作委员会合而为一，形成上莱茵边境合作区委员会。
从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地理范围和合作内容来看，起初的边境区合作范围仅指巴塞尔、米卢兹和弗赖堡围成的三角地区，面积为5000平方公里，人口260万。边境区合作的内容主要是：加强边境区地方政府之间交往，对上莱茵地区区情进行摸底调查和分析研究，出版刊物和基础研究成果（气候、水文、环境数据）以及宣传工作。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随着各方参与，组织机构得以扩建并向制度化方向发展。1989年，通过巴塞尔边境区工作协会的周密协调和联络，德国、法国和瑞士三国首脑在巴塞尔市会晤并共同签署了上莱茵边境区合作政府声明书，肯定并支持该协会在边境合作中的工作。这一政治大事曾引起国际瞩目，也是该协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20世纪80年代末之后，边境区合作的发展进入了实质性的运作阶段，其标志是组织机构的有规律定期良好联络协调和工程项目（基础设施）的实施竣工。从此，边境区合作的范围也相应得到扩大，从最初的南部三角区发展到目前的莱茵河的整个上游地区。其对应的机构则是上莱茵河地区合作委员会，合作领域涉及经济、文化、教育、科研、环境、规划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了既有层次，又有深度的全方位合作态势。中央、地方政府的协调以及企业、民间组织的推动，越来越成为刺激区域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过境购物（瑞士→德国），过境居住、边境区流动劳工（法国→瑞士）以及边境区旅游开始成为边境区居民的日常行为。对于跨国公司来说，该边境区也越来越成为企业集聚的有利位置。在整个上莱茵地区形成了纵横交错的跨边界组织网络。截至2000年底，巴塞尔边境合作协会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600多个集体和个人会员的组织。
总之，上莱茵地区的边境区合作是建立在高度科学和严密组织结构系统上的，为保证边境区合作的顺利运行，上莱茵地区建立了从欧盟到地方，从正式到非正式等不同合作领域的各种机构和组织，极大地促进了该地区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