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对中国农民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也许谁也不能精确地估算清楚。但我们必须注意到这背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中国农业正处于改革以来形势非常严峻的一个时期，各方面深层次的矛盾暴露了出来，这个时候如果再加进来一些外部因素，即使这些因素的影响有限，也会有一个“放大效应”，对农民造成明显的影响。
就在前不久，朱镕基总理在文莱深切地说，中国“入世”后自己最为担心的是国内农业，因为外国农产品以现代化技术生产，无论价格及成本都低于中国，若向中国大量倾销农产品，便会对内地农民生活构成影响。
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例子来看，如果大批的农民破产，就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大量农民在城市的边缘形成贫民窟。一位专家曾特意到墨西哥看这种贫民窟，“当地的出租汽车司机不敢拉我去，最后在我一再坚持下才开到那里。但是司机不敢让车熄火，他说一有问题好马上跑，可见这个贫民窟的犯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
规模经营助长民工潮
“加入WTO后，中国的小规模农户将面临欧美大农场主的竞争。中国农民将被迫让出300多亿元的粮食和棉花的国内市场份额”，农村劳动力流动课题组组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卢迈说，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将因此而下降2.05％。
种植业收入下降的趋势不是短期现象，而是一种中期趋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显示，2000年农民从种植业中得到的纯收入比1992年下降了17％。负责此项研究的卢迈强调，我国耕地资源紧缺，人均耕地占有量不足0.4公顷，这就限制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如果不能减少农业劳动力，增加人均土地占有，农民从农业中得到的收入即使还能有所提高，其增长也将是缓慢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张军说，我国主要农产品价格如小麦、棉花等均高于或接近于国际市场的价格，而且品质还不如人。虽然粮食进口有配额限制，但统一市场价格将逼迫农业降低成本，实行规模化经营，届时大量过剩劳动力会涌入城市。
根据统计局的调查，2000年，农民的工资性报酬已占到其纯收入的31.1％，农业部对320个县的320个村庄的固定观察点的调查显示，农民外出打工收入占家庭纯收入的比重已从1990年的9％，提高到2000年的23.6％，成为农民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这一利益驱动与外来产品的冲击合在一起，无疑会大大助长民工潮。
城市化增加新饭碗
中国农业部的一项分析说，今后五年将是农村劳动力供给的高峰期，每年将新增劳动力857万人。面对又一轮“民工潮”，城里人不禁担心：农民工会不会来抢我们的饭碗？
有关专家的结论是：外来劳动力在加大城市就业压力的同时也促进了城市自身的就业增长。从大处看，外来人口导致城市经济总量扩大，必然带动就业总量扩大；从小处看，外来人口交纳的数量可观的各种税费，直接提高了政府用于支持再就业的财力。据统计，上海市政府每年从每个外来劳动力收取600元管理基金，其中大部分用于再就业工作。这是农民工对城市就业所带来的直接贡献。
回顾近年来经济的迅速发展，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农民工贡献的印迹。据世界银行估计，在1978—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9.4个百分点中，就业不足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生产率较高的工业、服务业，贡献了一个百分点。不仅如此，低廉的农村劳动力还为国民经济提供了重要的积累。按有关收入及福利标准测算，国企职工的年均收入约比农民高127％，达7381元。“这意味着每雇佣一个农民工，就等于节省了7381元的工资性支出。或者说，每一个农民工为雇主的利润或通过产品价格的下降为消费者福利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剩余积累贡献了7381元。”卢迈说，如果以1999年的统计数字，9546万农民工计，则农民工的剩余积累为7046亿元，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9％。
有关专家指出，如果处理得好，农民进城不会酿成大的危机。张军说，墨西哥加入关贸总协定后，对农业冲击很大，1000万农民失业，但因为其靠近北美，北美的劳动力市场吸纳了大多失业的农民，并没造成大的动荡。
明天你会进城吗？
入世后，将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加入进城务工的队伍，然而到底会有多少人进城，则很难预计。这是因为，农民能否进城将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的愿望，而且与城市的态度、容纳能力以及政府的相关政策等紧密相连。
“农民是明智的，不是盲流，如果进城找不到工作、赚不到钱的话，他们是不会进城的。他们会通过进城的预期收益以及需支付成本的比较来进行选择。”卢迈说，而目前，各种人为因素导致农民进城的就业成本明显偏高。
90年代后期以来，城市内部的就业形势趋于严峻，城市由此加强了对外来劳动力的就业限制。在一些大城市，遣送的外来人口数量成倍增加。不仅如此，户籍的限制也使农民工处于边缘地位，其在住房、医疗、职业介绍、子女教育等方面也面临一系列实际困难。有关专家强调：“如果农民进城的现实要求在体制调整中得不到适当体现，他们在城市社会的边缘性地位将愈加突现，既不利于解决城市问题，也不利于解决农村问题。因此人世后，政府有义务切实推进农民进城的顺利进行。”“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只要把城市环境建设好了，外企来了，投资多了，就业问题就解决了。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卢迈说，人世后，外企会吸纳一部分劳动力，但很有限，而且更多地集中在高素质的人才身上。年龄大的，文化低的，外企是不要的。“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必须立足于国内，为此当务之急是制定就业政策做好应对大规模人口流动的准备。”“农民工的收入水平与教育程度高度相关，希望进城的农民从现在起就应做好相关知识的储备。要参加培训，自己给自己投资”，张军说，与此同时政府应在农民就业、城市定居等方面放宽限制，定期发布职业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方面的信息，给农民工以切实的就业指导。
入世给农民增收创造了哪些捷径？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农业与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农业生产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同时也伴随产生不少新的问题，即部分农产品在市场上供过于求，产品无法卖出，农民资产无法变现，农产品市场价格长期低迷，农民收入近几年来增长缓慢。据统计，从1996年到2000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依次为9％，4.6％，4.3％，3.8％，2％。
2000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文件中也明确指出，增加农民收入是稳定农业发展的重要环节。但由于长期以来农业产品的结构单一，农产品加工转化率低，另因农业投入不足，导致农村城镇化、农村工业化水平、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及农村科技水平较低。对于目前状况，唯有合理的农业结构，优化的农业结构才可支撑农业与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与发展，进而提高农民收入。
优化品种结构，调整供求结构
对于农业结构的调整首先要着眼于农产品品种结构的优化，实现以产量为主向以质量与效益为主转变。为主动适应农产品市场需求的变化，农产品必须向优质化、多样化发展。在供求结构转变的新历史条件下，一要集中发展名、特、优产品，实施品牌农业战略。如广东省增城、曲江的优质米生产等都是随着优质品牌的树立而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至今经久不衰。鉴于市场对食品的要求不仅转向优质，而且转向绿色消费，安全消费，广东省花都市的蔬菜生产就此推出无公害蔬菜品牌，销售价格比非品牌每公斤高0.6—0.8元，产品远销省外并出口，全市的蔬菜生产就此增加收入约5000万元。由此可见名牌策略对农产品的销售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且有可观的经济效益。二是优化产品的结构。要通过不断地采用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增加产量，提高质量，不断开发新产品，进而降低单位产品成本，提高农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发展特色农业，发挥各地资源优势
调整农业结构，发展优质适销的农产品，必须走区域化、专业化、规模化的路子，各地要以资源为基础，确定适宜发展的主导产业，高标准地综合规划，联片开发，建设优质农产品商品生产基地、绿色食品基地，加大种植业，养殖业示范基地的建设力度，依次辐射和带动周边地区的全面发展。形成特色农业的规模化生产与集约化经营，也是农业增效与农民增收的重要措施。同时也要搞好区域布局和规划，突出区域优势。珠江三角洲地区以鲜活菜、花卉园林产品，养鱼和农产品加工业为主；粤东则突出珍优稀鱼类，贝类海水养殖和杂果，茶，柚，草食动物；粤西重点发展岭南水果，优质水产和反季节蔬菜，林产品，南药；粤北主攻草食畜牧业、绿色菜、药材及食用菌等。
大力推进农业科技革命
农业结构的调整与科技兴农是紧密联系的，没有先进的科技作为基础，就无法调整出效果，增加农民收入也无从谈起。
因此我们应充分发挥各农业高校和省级公益研究机构的核心作用；鼓励农业企业建立技术开发机构，开发应用先进实用的科技成果；积极从国外引进优良动植物新品种；鼓励农业企业与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合作研究、开发新品种和新技术；鼓励科研单位、大专院校以技术入股等多种形式进入企业经营领域；恢复和稳定农业科技机构和队伍特别是乡镇级的技术推广体系；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
完善科技投入机制。政府应在加大农业科技，逐步改变政府为主的投入格局，多渠道筹集资金，鼓励多种所有制，多种形式，多种途径的农业科技投入。
把农业高新技术作为今后发展的第一经济增长点。加快新技术开发应用，尽快缩小在人工种子，生物防治，环境污染技术等方面的差距。加强农业知识产权保护，促进农村技术市场的合法交易，提高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加速农业科技成果的大面积推广应用。
调整和扶持乡镇龙头企业
目前许多乡镇企业面临着一些困难。所以调整优化乡镇企业结构，提升其整体素质与效益，特别是龙头企业，不仅是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的关键，也是增加农民非农收入的重要途径。
各乡镇企业要大力改造传统产业，积极发展产业化农业和农副产品加工、储藏、保鲜、运销业，实行产加销一条龙，贸工农一体化，带动农业化经营。要配合小城镇建设，积极发展商业、交通运输、饮食、服务、旅游等第三产业，提高乡镇企业中第三产业的比重，要坚持国家提出的乡镇企业向小城镇相对集中的大政策，调整优化企业布局。体制创新是推动乡镇企业二次创业不可忽略的一点。乡镇企业体制创新的根本途径是深化镇、村集体企业产权的改革。
全力扶持龙头企业，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拉动千家万户农民走向市场，增加收入。
大力拓展外向型农业
加入WTO后，我国农业能享受现有成员国的无歧视贸易待遇，大大改善我国农产品出口环境，有利于拓展欧、美、日及中东市场。同时，广泛利用国际农产品博览会、各种交易会和农产品电子商务等多种形式向国际推广我国农产品。
三、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农民问题
农民阶层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阶层结构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分化、大调整、大重组。其中农民阶层的分化最显著，最引人关注。
农民阶层分化，在某种意义上也可称之为农民职业分化，因为阶层分化是通过职业分化去完成的。
目前，农民职业已分化成八大方面：1.农业劳动者群体；2.农民工群体；3.私营者群体；4.雇工群体；5.乡镇企业管理者群体；6.乡村管理者群体；7.农村知识分子群体；8.其他从业人员群体。
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的变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是农民职业分化的根本动因和基本前提。城乡二元结构的松动，是农民职业分化的历史基础和制度条件。农业比较利益低，经营风险大，农民负担重，是农民职业分化的外在压力。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小城镇建设，为农民职业分化提供了桥梁和渠道。改变生存状态、致富奔小康，富而思进、永不满足的心理，是农民职业不断分化的内在原因和动力。不断向纵深推进的改革，是农民职业大规模持续分化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外部条件。
“在土”与“离土”：农民失业问题
我国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失业问题只是城镇居民面临的问题，农民自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都有了一块自由耕作、得以养命的土地，并不存在真正的失业。大多数地方政府关注的也主要是城镇居民失业问题，农民失业问题在许多人眼中成为了视而不见的盲点。
大量事实却表明，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由于种种原因，诸如耕地正在减少，农村劳动力每年以新增1000万-1300万人的速度急剧增加，乡镇企业对农村剩余劳力吸纳能力明显减弱，农村因超生等原因导致没有土地的“黑户口”人数持续增加，特别是农民负担过重的现象长期存在，使得我国早已存在的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逐步转化为日趋严重的农民失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