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2年1月，德国莱茵地区科伦市创办了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莱茵报》。马克思参加该报的筹备工作，曾任撰稿人和编辑，自1842年10月起实际上担任主编。该报揭示了当时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如报刊出版问题、农民问题、德国统一问题等，并且对普鲁士的官僚制度、政治措施进行了有力的抨击。报纸发行量曾达3400份。由于马克思领导的《莱茵报》具有革命的民主主义立场，其矛头常常指向普鲁士王国的根本制度，因而一再遭到检察官的挑剔、执政当局的指责和资产阶级股东的埋怨，并于1843年4月被查封。
西方新闻媒体在19世纪上半叶"政党报"时期的问题新闻信息传播，以政治性内容为主。19世纪中期开始的"大众化报"时期，则扩大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内容突出反常性、刺激性、冲突性。如前所述，大量刊载渲染灾害、暴力、凶杀、犯罪、色情、乱伦、战争等的负面问题性新闻信息。美国的报纸以普利策的《世界报》和赫斯特的《纽约日报》最具代表性。1883年，普利策买下纽约《世界报》（The World），在发刊词中他宣称：要用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经营管理方法，使《世界报》以新的宗旨、方针、信息和兴趣面向读者。普利策从两个方面加强该报的影响力：一方面注重严肃的言论和报道，不断揭露贪污行为，攻击不正当财富的拥有者，提倡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进行有限度的改革。在社论中还提出过为解决社会不公正问题的"十大纲领"，包括征收奢侈品税；征收巨额收入税；征收垄断企业税；向特权公司征税；严惩贪官污吏；严惩在选举中左右雇员选票的雇主；改革文官制度；征收遗产税等。普利策的《世界报》特点很多，首推揭丑问题的报道。在普利策发表宣言的当天，该报便在头版安排了不少带有煽情色彩的社会新闻。如新泽西发生的造成百万美元损失的风暴、杀人凶手访问记、华尔街一人跳楼自杀、匹兹堡绞刑、海地暴动、受冤屈的女仆的悲惨状况，等等。《世界报》记者还曾化装成为精神病患者，进入纽约疯人院作调查，从而揭发了那里的恶劣状况。80年后，芝加哥肉品包装事件让美国著名作家、记者辛克莱的成名作《业林》问世。书中描绘的食品厂普遍存在污秽不洁的内幕，震惊大众，促使政府于1907年制定了《清洁食品及药物法案》。普利策主张"有力的写作和讨伐性新闻"，强调报纸应揭露贪污腐败。他说："什么是报纸的特色？就是斗争和揭露罪恶，为社会谋福利，发表独家新闻。……我们的报纸每天至少要有一条独特的新闻，每一期要有一条"爆炸性新闻"。"普利策素有"喜欢秘密行动"之称。在他接手《圣路易斯邮报》的第一年，该报先后鞭挞了煤气公司的欺诈行为、彩票的骚乱、运货马车的垄断和保险公司的欺骗。1883年5月11日，普利策在《世界报》创刊号上发布《告读者书》："在这个日益发展的大都市里，这样的一份报纸是有用武之地的，它不仅便宜，而且明白易懂；不仅明白易懂，而且容量巨大；不仅容量巨大，而且真正有民主精神——忠于人民的事业，而不当有钱有势者的奴仆；……揭露丑恶的欺诈现象，鞭挞一切社会罪恶和弊端；真挚地、诚心诚意地为人民服务和战斗。"1907年，现代报业之父普利策写下了下面这段话：
我知道我的退休不会影响办报的基本原则。报纸将永远为争取进步和改革而战斗，决不容忍不义的腐败；永远反对一切党派的煽动宣传，决不从属于任何党派；永远反对特权阶级和大众的掠夺者，决不失去对贫苦人的同情；永远致力于公众的福利，决不满足于仅仅发表新闻；永远保持严格的独立性，决不害怕同坏事作斗争，不管这些事是掠夺成性的豪门权贵干的，还是贪婪的穷人干的。
《世界报》的宗旨是揭露社会弊端，倡导社会改革。通过经常揭露贪污受贿、社会不公及大量刊载其他问题新闻信息而在社会产生较大影响，同时也获得了较大的经济效益。但它也因频繁报道犯罪等刺激性新闻而遭人非议。《世界报》的成功引起其他报纸效仿，并与之展开竞争。特别是赫斯特的《纽约日报》，大搞煽情主义，报纸版面尤其是头版总是显著刊登凶杀、犯罪、丑闻、离婚、色情、灾难等新闻，并配图加以渲染。"黄色新闻"一词，就源于他同《世界报》对"黄孩子"漫画的竞争，一时间煽起黄色新闻的狂潮，并迅速扩展到各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风气造成了恶劣影响。赫斯特的报纸不仅以黄色新闻著称，它所煽动的美国对外扩张的"美西战争"和教唆刺杀美国总统墨金莱这两起事件，则更堪称问题新闻信息传播史上的"杰作"。1898年，在以《纽约日报》为首的一大批报纸鼓动下，美国对西班牙宣战。《纽约日报》在其反对的墨金莱当选总统后，公然煽动刺杀总统。1901年9月墨金莱果然遭致刺杀，而凶手的手袋里就有该报攻击墨金莱的文章。赫斯特教唆杀人恶行引起了公愤，《纽约日报》不得不改换了报名。
1851年，由约翰·德莱恩（John Delane）主编的《泰晤士报》抨击了法国首席大臣路易·拿破仑（Louis Napoleon）亲王。一怒之下，路易·拿破仑要求他的驻伦敦大使要么对英国政府施压，处罚《泰晤士报》，要么通过贿赂收买一个更好的报界。
英国报业主编们欢迎这样的记者：他们能认清并分析时下的问题，将这些问题的相关性传播给有批判力的公众。这些能力在一位闻名遐迩的战地记者的生涯中得到了充分展现。
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开始了，威廉·霍华德·拉塞尔（William Howard Russell）被认命为《泰晤士报》记者。他到达目的地就报道了关于战争准备不充分、食物短缺和军队缺乏避身之所的问题。他采取了两种方式：一是将所写的文章提供给报纸，二是将其提供给领导人作为背景资料。
拉塞尔的报道披露：英国海军的效能远远低于法国；法国的医疗服务要好得多；英军伤员遭受着极大的痛苦；军官们由于缺乏训练，无法应对问题；英军统帅部茫然不知；拉格伦和他那些素来勇敢的军官们所无法做到的事情——获得轮换和给养——拉塞尔却能做到。
根据某些说法，这些揭露性报道导致了政府垮台、设立了负责战争事务的国务大臣这个新职位、军队状况得到改善，在伦敦，《泰晤士报》得到一笔用于提供医疗服务的基金。受拉塞尔报道的影响，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等人走向战场并为战地护理这一职业奠定了基础；陆军任命系统及时的改革，这项改革对英国的战争能力产生了重要影响。
目前英国销量最大的大众报纸是默多克控有的星期日报《世界新闻报》，其方针主要是刊登黄色新闻和黑色新闻（暴力活动等），1948年销数高达789万份，创英国历史最高记录，1995年降至477万份，但仍是英国和全世界销数最高的星期日报。
如果根据方法来界定谁是调查性新闻工作者，那么可以说纪实性现实主义者就是最初的调查性新闻工作者。这些人包括原先是记者的著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巴尔扎克、左拉等。早期的社会科学家分担了分类学的任务，并对穷人的生活、社会不公等现象加以揭露。最有名的成果可能要数查尔斯·布思的17卷著作《伦敦人的生活和劳作》。
法国廉价报纸的早期代表是吉拉丹的《新闻报》和迪塔克的《世纪报》。吉拉丹1836年创办《新闻报》时称，本报既无意宣传某种新学说，也不打算建立任何党派。他说，《新闻报》将走不偏不倚的独立报纸路线，旨在为民造福。为此，《新闻报》将把社会问题置于政治问题之上，致力于让尽可能多的人得到尽可能多的幸福。吉拉丹的办报思想及其报纸编辑方针的特色为减缩政治新闻与言论，大量刊登社会新闻与法院案件。
马拉在题为《揭露麻醉人民和阻挠制定宪法的阴谋》一文中写道："为战胜国家的敌人，我们无情地谴责那些窃国者，揭露那些伪君子，揪出那些叛徒，我将把那些贪婪的、假虔诚的公共事务的投机家们清除出去，我将赶走那些无力报效祖国的懦夫和无能之辈，以及那些国家不能信任的嫌疑分子。"
1881年7月26日《东京横滨每日新闻》揭露北海道开拓使长官黑田清隆出卖国有物的报道，是最早、最有影响的一次揭丑报道。此后各报也经常采用集中连续报道方式暴露社会和某些人物的问题。但集中连续报道方式与美国的调查性报道略有不同，它介于宣传与报道之间，是从事实出发，沿着既定的报道方针，宣传自己主张的一种手段，而且，它不完全用于揭丑。
恩格斯早期的著名作品《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可以看成是无产阶级报纸的第一篇揭露性问题新闻报道。列宁说："这部著作是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极严厉的控诉"，"不论在1845年以前或以后，都没有出现过一本书把工人阶级的穷苦状况描述得这么鲜明、逼真。"
西方新闻传播史上出现以反映和揭露社会深层矛盾和问题的深度报道形式，是问题新闻传播发展到近代的必然结果。此后深度报道受到读者欢迎，而且在传播实践中得到进一步发展。"1900年《纽约时报》头版的深度报道比例已经达到13%"。深度报道起源于20世纪之前的美国，而在世界上盛行和发展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即20世纪40年代之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突然而至，使人们普遍感到惊愕，纷纷指责收集新闻的通讯社和报纸，埋怨他们"仅仅满足于允许那些驻外记者们报道确确实实发生的事"，"不希望对事件的解释，而仅仅希求对显而易见的事实的客观报道。"因此，当时在西方新闻界内部，要求对新闻进行深度报道的呼声逐渐高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浪潮汹涌澎湃，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急剧变化，世界形势纷繁复杂、动荡不安。为适应当时的形势变化，西方报纸的报道内容和报道方式也发生了相当的变化，许多记者开始尝试以说明和分析纷繁复杂的世界局势为主的深度报道去报道新闻。于是，发端于美国的深度报道便开始在西方国家的报坛逐渐盛行。
半个多世纪以来，深度报道在西方得到较快发展。美国新闻学者将深度报道的兴起视为"任何人都不能再抗拒的，一天比一天流行的报道倾向"，是"一种挑战"，认为"那些企图无视这种倾向的报纸将面临生存危机"。美国新闻学教授詹姆斯·阿伦森《新闻采访和写作》一书中指出："我想提醒你们予以注意，除了大多数新闻仍旧按原有的方式采写之外，各通讯社也开始重视探索新闻事件背后意义的稿件。美联社播发的详细的深度报道不断增加，这类稿件为诸如通货膨胀、环境保护之类的新闻事件提供背景和分析。在华盛顿，专门有一些"特遣队"——也就是有时间放手对各种各样领域进行调查的记者小组——在报道有关医药费用高、能源危机、电视广告及其对儿童的影响之类的问题。最近退休的美联社总经理韦斯·加拉格尔说过："我们发现，仅仅日复一日地揭露这些现象已经不够了。普通老百姓对世道日益不满，他们需要的是解释性更强的报道"。"因此，到20世纪70年代，《纽约时报》头版的深度报道比例已由1900年的13%提高到43%；在美国享有盛誉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刊登的新闻中，也有50%以上属于解释性的深度报道；《华尔街日报》、《洛杉矶时报》、《底特律自由新闻报》等美国有影响的报纸，也擅长于深度报道。1978年版的《世界大百科》把深度报道之增多列为20世纪以来美国新闻事业的一大发展趋势。
20世纪在美国兴起的社会责任理论，看到了缺少责任约束的新闻自由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对其作出修正，以增强报刊的社会责任。社会责任理论得到欧美国家的认同，使那种肆无忌惮地滥用新闻自由，负面问题信息泛滥成灾，新闻媒介与公众、政府之间矛盾尖锐的现象有所缓和。但由于受到商业利益的驱动，受到西方根深蒂固的罪感社会文化心理的影响，加之负面问题新闻价值观深入人心，当时美国的负面问题新闻信息传播依然占主导地位。
关于问题新闻信息传播的方式方法，值得一提的是由"掏粪运动"（揭丑报道）发展起来的"调查性报道"。在"掏粪运动"中，确实存在有些新闻报道同当时的黄色新闻一样，走向煽情甚至肆无忌惮，然而这种问题新闻信息的传播毕竟起到了引人关注社会问题、促进社会改良的作用，也为以后成熟的调查性报道奠定了基础。
按照美国学者的观点，调查性报道是揭露性新闻。它暴露政府和公共机构中的腐化行为和丑事。调查性报道是冲破"新闻发布"之网，反映深层问题的重要途径。同时，能在一定程度上除恶祛邪，伸张正义，维护民众利益。在20世纪初，它被称为"揭丑新闻"。在西方，揭丑是报纸的光荣传统，它不是一个"肮脏的词"。不知道什么缘故，人们常常把揭发丑事和廉价的轰动新闻混为一谈，其实后者只是"内幕新闻"杂志的专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