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1951年2月15日出生于杭州，籍贯上虞，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1970年12月参加浙江生产建设兵团，“上山下乡”7年。现为浙江省政府研究室副厅级巡视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浙江省杂文学会会长、全国杂文联谊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等，出版和主编有《钱塘听涛》《之江论道》文集和《浙江杂文界》杂志等。
喜鹊叫与乌鸦鸣
自古以来，国人好听喜鹊叫而恶乌鸦鸣，以为那形态美丽、叫声悦耳的喜鹊能给人吉祥好运，而那一身墨黑、鸣声怪异的乌鸦会给人晦气兆。
乌鸦作为大自然的一种生灵，应该有其生存和歌唱的权利。认为喜鹊报喜、乌鸦兆凶，虽然不符合科学，但从中也折射出世人趋吉避凶的一种心态、一种意愿，这无可非议。可另有一种出现在我们的队伍里、反映在政治生活中的报喜不报忧、闻好不闻丑的现象，却不能不令人思索。君不见，一些地方及部门的一些同志，信奉“家丑不可外扬”之道，在向上级呈报工作中，往往是成绩叠叠、好事桩桩，而那些因失误、失策或败笔、败作，尤其是人为原因造成的重大损失和腐败现象，却是能掩则掩、能遮则遮，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更有甚者，有的竟把芝麻吹成西瓜，把痂疤饰成鲜花。报喜不报忧现象不断于耳、不绝于世。窃以为有主观和客观两种原因，前者盖是当政者为显耀政绩、谋取荣誉；后者乃是“上有所好，下有所迎”。不是吗，有的上司听喜则悦，闻忧则惧，部下便察言观色、见风使舵，专投上司所好，只拣喜事报，不把忧情告。古往今来，可作镜、能作鉴的惨痛教训不少矣！譬如有：秦朝时，秦二世幽居深宫，近小人而远百姓，好听宦官赵高的颂词赞歌，直到天下大乱、敌入秦宫还蒙在鼓里。梁武帝偏信骄奢弄权的朱异，结果是侯景兵围台城，与将士百姓困饿而死。隋炀帝只信投机取宠的虞世基，可怜遭至国破身亡……我国解放以来，此风亦时有所兴。最烈时可谓有二，一是“大跃进”时期，那时在不切实际的工作方针指导下，经济建设如乘火箭，工作喜报如雪纷飞——粮食“极大丰收”，苗密株壮可坐人，亩产万斤不稀奇；钢产超纪录，遍地开花的小高炉，竟能铁流滚滚日产千吨钢。不言而喻，最后是经济破败不堪，民生艰难不已。二是“文革”时期，在极“左”思潮主导下，处处山花烂漫，天天莺歌燕舞，一派大好形势，可谓“全国山河一片红”。而真情实况，乃是生产日见萎缩，社会顿失秩序，人心惶惶又茫茫，国民经济更是濒临崩溃边缘！
列宁同志曾经说过：“政治上采取诚实态度，是有力的表现，政治上采取欺骗态度，是软弱的表现。”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同志，一贯倡导和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生前一再要求全党同志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说老实话、办老实事。我党第三代领导人更是一再强调党的作风问题，把它看做是一件关系党和国家兴衰存亡的大事。江泽民同志在《关于改进党的作风》一文中，就党内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这两个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作了切中时弊的阐述，一针见鲜血的阐述：“搞形式主义，要害是只图虚名，不务实效。”在分析其表现时精辟地讲到：“有的报喜不报忧，掩盖矛盾和问题，以致酿成恶果。”由此导致“现在发生的一些严重的突发性事件和群体性事件，有些让人想都想不到”。有清醒头脑的同志都认识到，报喜不报忧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综合症，是党内生活中的一股不正之风。它从来被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恪守耿直正派作风的共产党人所唾弃、所痛斥。虽然，它有时能得逞，能取悦于官僚主义比较严重的领导，但鸡蛋经不起摔掼，纸张包不住烈火，最后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不大会有好结果的。这方面的例子不少，去年，南方某市有一家不小的单位，其主管者不善管理，好于谋私，经营难以为继，效益连跌跟头，老兄却编制出利税大户的假绩，由此戴上一顶顶桂冠，同时亦中饱私囊。但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西洋镜”不戳自破，当单位倒闭破产之时，这位仁兄真容显露，责任难逃，结果是身败名裂，锒铛入狱！
报喜不报忧或闻喜不闻丑之风，是与我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背道而驰的，它弄虚作假、遮羞掩丑、哗众取宠、沽名钓誉，它捂盖矛盾、回避问题、粉饰太平、蒙骗组织。风行之处，轻则混淆视听、贻误工作，重则扰乱决策、延误大事，实是后患无穷，不可小觑。先哲有言“君子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唐太宗更是直言不讳“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此话对当代当政者不无教益。今天，要使“报喜不报忧”没得市场，还是要靠制度。这里，当通过建立严格、规范的当政者任期审计和政绩考核办法，以及群众监督尤其是专门机构的督查制度，对那些“报喜不报忧”尤其是谎报滥夸者进行严肃的批评甚至公开曝光，对造成严重后果的则是应追究党纪政纪乃至法律责任。另外，作为上级机关和领导，也要有深察“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落落风范，听到喜也好，闻到忧也罢，都当用心思量、慎重肯首，而不是轻而信之、擅而断之，特别是对报告的问题和不足，更要细心斟酌，冷静分析，帮助寻原因、找教训、想对策，而不是无情批评、一味指责。如此一以贯之，“乌鸦”则将安然畅鸣矣！
善听谔谔之言
“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这是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中的话。意思是，有许多人说顺从奉承的话，不如有一个人直言不讳。谔谔之士，就是直言敢谏之士。谔谔之言，就是直言、诤言、谏言。说谔谔之言难，听谔谔之言也难。自古以来，愿闻谔谔之言者，大都是明智之君或贤达之人。今天，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都应当做智者、贤者，应当多听、善听谔谔之言。这有利于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有利于实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
谔谔之言难得。从辩证观点看，多数人的意见往往代表着社会发展的方向，反映着事物的主要矛盾。但在有些情况下，真理也可能掌握在少数人甚至个别人手里，因为人们对真理的认识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而且不同的人看问题会有不同的角度和方法。在有不同看法时，只有谔谔之士才敢于不为尊者讳，不为框框所囿，有话直讲，有“炮”直放。这种谔谔之言，不是顺从讨好、颂扬赞美的诺诺之言，而多是肺腑之声、真知灼见，虽然有时可能比较刺耳难听，但“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汉朝名臣韩婴说：“有谔谔争臣者，其国昌；有默默谀臣者，其国亡。”
当然，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环境和条件同封建社会有着本质的区别，党的领导干部也根本不同于封建官吏。但是，善待谔谔之士，善听谔谔之言，则应当是相通的。尤其是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形势错综复杂，任务艰巨繁重，前进道路上必然会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我们很好地发扬民主，善于倾听各方面的声音，从而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找到解决问题、应对挑战的途径和办法。唯唯诺诺非真言，战战兢兢非勇士。谔谔之言愈多，愈有利于我们广开思路，择善而从。而这又要求领导干部有察纳雅言的胸怀和气度，善待谔谔之士，而不能只求“意见一致”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应当说，大多数领导干部是愿意听谔谔之言，能够做到从善如流的。但也有一些同志包括一些“班长”，似乎缺乏坦荡之气、宽阔之襟，习惯于“一言堂”“清一色”，习惯于听恭维、奉承之辞，而不愿听反对之音、不同之声，闻之则生怒，弃之如敝屣。殊不知，“君子所以明者，兼听也；所以暗者，偏信也。”正确的决策依赖于准确的判断和可靠的信息。领导干部要作出正确的决策，就应当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和民主作风，广开言路，集思广益，既听多数人的意见，也听少数人的不同意见即谔谔之言。
说谔谔之言不是唱对台戏，而是各抒己见、建言献策；听谔谔之言，不是为了作秀，而是为了集中各方智慧，不断改进工作。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他强调，“要提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态度，对同志、对自己、对上级都应抱有这种态度……虽然在工作岗位上有上下级之分，但不应顾忌这种区别，无论上级对下级，下级对上级，都要坦白直率，互相帮助。”陈云同志也曾说过：作为一个领导干部，经常注意同别人交换意见，尤其是多倾听反面的意见，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这告诉我们，多听听不同声音和反对意见，对领导干部冷静地思考问题和正确地作出决策大有裨益，对营造良好的民主氛围和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大有裨益。各级领导干部应当以此鉴之，努力做到善待谔谔之士，善听谔谔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