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1940年生，河北故城人，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理论系。先后于天津市文化局、解放军基建工程兵和解放军总政治部任专业创作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评论学会会员、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会员、中国京剧程派艺术研究会会员、北京古筝研究会会员、北京杂文学会理事。
北大，别碰胡适的箱子！
前几年，我发表了一篇杂文，题目好像是《从出思想到出抄袭》。那一年年底，一家权威读书类报纸，开列了全年全国十大抄袭案。北京大学，量居第一。于是，我便将北大小议了一下。
北大又“与时俱进”啦！预防师资学术腐败缺招的北大当局，整治学生“思想激进”却很给力。这，又不得不让人再来小小议一下北大了。
从何议起呢？北大首任校长蔡元培，“囊括大典，网罗名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可谓高山仰止，不敢妄谈。那么，就从他的后任胡适开论吧！
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将、学者胡适，1962年，遥望着家乡客死台湾。儒道墨法的故土大陆、百家争鸣的历史中，连一个胡适都容不下，这是新中国的悲剧。
对此，肯定有人会说：大陆解放前夕，共产党曾挽留胡适，胡适简直就成了一个香饽饽。说新中国容不下一个胡适，简直就是满嘴跑火车！我说，且慢！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还有另一面。新中国刚刚建立，大陆就开始批判胡适，持续升温达七年之久。表面的香饽饽，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实际上是臭狗屎。不容胡适之道，却容胡适之身，这本身就是一个典型悖论。关于定此为悖论的这个论点，不是作者的创造，是胡适本人的思想。就在批判胡适的时候，大陆派人向在美国居住的胡适传话：“我们尊重胡先生的人格，我们反对的不过是胡适的思想。”胡适当即笑道：“没有胡适的思想就没有胡适！”“胡适命题”明明白白地如是说。“胡适命题”的延伸，就是：容不得胡适的思想就是容不得胡适其人！如果有人一定坚持说新中国是容得下胡适的，那么，这就只能够说是新中国容得下的胡适是一个没有思想的胡适，是一具行尸走肉的胡适，是一个没有文字内容的标点符号式胡适。
胡适在世，立下了遗嘱。其中有一条，曰：“确信北京大学恢复学术自由时，将留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一百零二箱书籍捐赠给该大学。”胡适比蔡元培思考缜密：用了“学术自由”而未用“思想自由”。为什么？因为，学术自由必然需要思想自由，学术自由是比思想自由更广阔的更高级的自由。那么，北大当局，“会商”学生“思想偏激”，把“偏激思想”的学生打入另册，这是什么？这显然不是思想自由，也不是更广阔更高级的学术自由。因为，思想保守，思想偏激，思想中庸，思想摇摆，甚至无思想不思想，都属于思想自由范畴。不准其中的任何一种思想状态存在，都是不准思想自由的反映。进一步从法制国家来说，作为国民当然包括北大学生，只有非罪和有罪两类人。在法制国家，不承认除此以外的任何小名儿，不准戴除此以外的任何“帽子”。那些什么“分子”之类法外之罪，已经成为历史。把“思想偏激”作为“问题类人”，加小名儿戴“帽子”，制造“思想偏激分子”群体，实际上又是在搞法外之法。修理“思想偏激”者，这是设置“思想罪”的初级阶段。胡适遗嘱要求确信学术自由包括思想自由的北京大学才有权利接受他的箱子捐赠。而现在，可以确信的却是北大当局在搞“会商”“思想激进”的另册学生。如此看来，北京大学，没有资格接收胡适遗存北大图书馆的那一百零二箱书籍。所以，应该提个醒儿：北大，别碰胡适的箱子！
当前，有一个理论：“思想不能多元化。”这个理论，对于小老百姓来说，确实是一座铁门，不可逾越。但，对官场来说，它恐怕连个门槛儿都算不上。不信？看实践：中国的西南，在搞“唱红”重庆；中国的东南，在搞“幸福”广东。“唱红”，当然不是“幸福”的同义词。如果两者是一回事，那么，“文革”就应该是最“幸福”的时代啦。因为，“文革”时期“唱红”已经唱到高峰了，除了“红太阳歌曲”和“语录歌”之外什么都不唱了。大家看：一个“唱红”，一个“幸福”，是在搞“思想不能多元化”么？北大所谓“会商”“思想偏激”学生，不过是对小老百姓来“思想不能多元化”而已。
行文将结，又想到一桩相关的事儿：当代中国曾经出现了一个“钱学森之问”：中国为什么老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为解此题，现任总理还召开过大学领导座谈会。现在，答案已经出来了——“会商”“思想偏激”大学生的教育体制、学校当局，能够培养出杰出人才来么？这种教育体制、学校当局倘若能够培养出杰出人才来，那倒成了怪事情。
听说中国的北京大学要争创世界一流大学啦。我看，还是拉倒吧！
换届：有种危险是不跑官的官稳稳
人们在看问题的时候，往往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潭，让一种倾向掩盖了另一种倾向。就拿当前的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来说吧，人们忧患新班子的接任会发生什么问题，却不忧患老班子的卸任会发生什么问题；人们认识到那些跑官的官闹闹危险，却认识不到某种不跑官的官稳稳也是危险。实际上，某种不用跑官要官贿选官就被领导人自己选定为自己接班人的官稳稳，才是各级领导班子换届的最大危险。
此论何来？来自邓小平。意大利一个叫奥琳埃娜·法拉奇的记者，在1980年8月两次访问了邓小平。奥说：“但我们大家都知道，是毛主席选择了林彪，就像西方的国王选择继承人那样，选择了林彪。”邓答：“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不正确的做法。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刚才说我们的制度不健全，其中也包括这个在内。”（《邓小平文选》第346~347页）如何理解？看以下几点。一个领导人在换届之际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乃至一个领导班子人人都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也就是一个领导班子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班子，是“封建主义的做法”。历史由社会主义倒退到封建主义自然比由社会主义倒退到资本主义更危险。个中道理，不用多说了吧！
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一种是亲缘关系，这叫世袭制家天下；另一种是非亲缘关系，这叫变相世袭制家天下。两者的共同点，一是职位实质是人传的不是民选的（虽然有时走一走选举过场），二是权力实质是递交的不是民赋的。中国在呼唤民主法制社会，而世袭制家天下，不仅是对民主的反攻倒算，也是对法制的根本消解。换届本来是民主法制的实践促进民主法制的进步，而换届若换成了民主法制大倒退，岂不吓人？
人们知道，一个领导人，并不是可以卸任定论的甚至不是可以盖棺定论的，往往功过评说是非判断是身后事。从领导人来说，之所以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明目张胆地搞封建主义那一套，就是为了使自己的功过将来不被与时俱进地评价，使自己的是非将来不被历史实践地检验；从接班人来说，自己既然是老领导选择的指定的，那么，自然、必然就会对老领导搞“凡是”。不搞“凡是”，接班人岂不是自己否定自己？而上至国家下至地方，一旦对任何领导人搞了“凡是”，抛弃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这里的历史就难以发展了，这里的社会就难以进步了。世界各处你追我赶，历史潮流汹涌澎湃，落后了，怎不使人不寒而栗！
看来，换届之际，人们不要只盯着跑官的官闹闹，更要盯着在任领导人看他们是不是在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更要盯着世袭制家天下及其变种，更要盯着那种不用跑官而被领导人自己选定为自己接班人的官稳稳。要清楚：后者要比前者更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