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西北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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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章 徐向红

笔名木容。现年42岁,供职于宁夏党校。从事过教师、报刊编辑、行政等工作。系宁夏作家协会会员、宁夏杂文学会会员、宁夏消费经济学会会员。著有经济学专著《玉米和谷物的光芒》。在全国公开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区内各大报刊等发表消息、通讯、评论、经济理论、诗歌、散文等100多篇,并多次获奖。杂文入选宁夏杂文集《思想的地桩》《宁夏女杂文作家集》。散文《再见落叶》入选《中国当代微型文学作品选》。

罚款不是管理的硬道理

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功能越来越重要,但城市的功能也越来越满足不了公众的需要,且城市管理越来越难了。而罚款管理似乎成了各个行业唯一最见效的管理办法。城管、运管、工商、交警等等,“罚单开一开,财源滚滚来”,罚款成了某些行业部门新的“经济增长点”,有些行业部门甚至标明罚款指标,一年要完成多少罚款任务。在这些行业部门的眼中,罚款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这些事实摆在我们面前,就不得不引起我们注意。

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开始施行后,对于这部法律,出现频率最高的字眼,不是治安,不是管理,也不是处罚,而是罚款。与原来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相比,虽然完善了治安处罚的程序,减少了处罚的随意性,也缩小了行政拘留处罚的自由裁量幅度,但与此相对应,也加大了对违反治安管理处罚行为的监管范围和处罚力度。《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应受到处罚的行为有100多种。比如,违反国家规定进入计算机信息系统造成危害、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性程序影响计算机信息系统正常运行等等。此外,小到宠物扰民、发送骚扰短信,大到卖淫嫖娼、足球流氓,这些应罚行为,都与罚款脱不了干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奉恒高在看完法条后说了这么一句话:“草案从第23条到73条几乎每条都有罚款。”《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处罚的类型有警告、罚款、拘留等。然而,整部法律中使用处罚方法最多的无疑是罚款。

随着私家车的增加,停车难的问题也成了城市管理热门话题,最近各大城市都在探讨与加大整顿停车力度,不断规范停车秩序。如北京、上海,连宁夏这样的小省区私家车也成为城市交通管理的一项难题。人多车多,停车地方少,因而规范停车秩序最终也离不开罚款。出门一不小心,车上贴上罚款单,而且有些交警是隐藏起来的,在你不注意的时候,悄悄给你贴上。

四川达州是一个靠罚款来管理的城市,罚款无处不在,你跑40公里,罚款100元,人家限速30公里。交警、运管、城管似乎“想怎么罚就怎么罚”。一个下坡地段的牌子后面“隐藏”一台测速器。一个雨后的日子,在西外的国粮地段被城管罚了,理由是车脏……美丽的新加坡,弹丸之地,机动车保有量高达90多万辆。新加坡面积是北京市的1/27,机动车保有量是北京市的1/5。汽车停放很有章法,很少有乱停乱放的。停车场的收费很低,管理方法有效且管理成本也很低。首先,不准停车的路边如果你停放汽车,一定会得到一张70新元的罚单。在停车场,车主将预先购买的计时单放到车里,供检查人员检查。计时单有两种颜色,紫色是0.5新元/张、橙色是1新元/张。例如你停车2小时,放置2张橙色计时单。检查人员检查时,超时罚款10元,不放计时单罚款30元,传唤3次不交罚款,等到的将是法庭审判和更高额度的处罚。停车场没有固定的人员看管,检查人员骑摩托不时在几个停车场流动检查,没有管理人员少撕停车票,中饱私囊的现象。这种管理方式可以借鉴。

罚款不是管理的硬道理,管理应该越来越社会化、生活化、人性化。科学管理,省人、省事、无腐败。

潜规则下的道德危机

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传统道德文化的国家。随着政治、经济、社会、科技等不断发展变化,人们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等也在不断变化,一种非道德的、隐藏在潜规则下的危机严重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变革。“中国社会的深刻危机在于道德的缺失。”茅于轼这样说。无论是利益分配还是社会交往,无论是生存动机还是日常生活,凡在与人打交道的地方,几乎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潜规则下的道德危机。上流社会的人投机钻营、勾心斗角、不惜道德的代价捞钱发财,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社会底层的人困顿、焦虑、绝望、压抑、牢骚甚至仇视的情绪弥漫在我们的周围。

潜规则是隐藏在正式规则之下,却在实际上是支配着中国社会运行的规矩。它最早产生于人们的贪婪和私欲并且随着时代的前进不断发展壮大,滋生繁衍,如今已经无孔不入地渗入到社会上的各行各业中,如娱乐圈、职场、消费等等。可以说所到之处,各行各业都或多或少存在为得到个人或小部分人的利益的潜规则。有的已经违背了道德和良心,有的已经触犯了法律。

潜规则作为获取成功的一种捷径,以其明显的优越性,逐渐被社会大众接受和认可。部分潜规则已代替显规则,成为了通行的社会契约。现实社会里,显规则被束之高阁,潜规则大行其道,大有功高盖主之势;按照潜规则行事被视为正常的行为,拒绝潜规则反而被视为标新立异。官员贪污是正常的,不贪污是不正常的;商人行贿是正常的,不行贿是不正常的;医生给病人看病,收红包是正常的,不收红包是不正常的;设计师带客户买材料,收商家提成是正常的,不收是不正常的;博导收学生礼金是正常的,不收是不正常的;女秘书被老总包养是正常的,不被包养是不正常的。潜规则教化越来越多的人冲破道德的藩篱,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来获取名声、地位等。一些人越来越相信权势、金钱及性的力量,而不相信个人的才华和努力;同时怀疑对方成功的背后不是辛勤的汗水,而是权钱交易或权色交易的黑幕。周森锋被媒体披露为最年轻的县长后,先是被人怀疑其父母为高官,他的父母被证明是普通农民后,接着又有人怀疑其岳父母是高官,事实上他的岳父母也是普通人。快乐女声曾轶可凭借其出色的创作才能,一路过关斩将,进入全国10强后,竟被怀疑其成功源于巨商父亲的贿选,最后其父亲大学教师的身份让网友大失所望。畸形的社会伦理生态催生了畸形的价值判断,人们普遍戴着有色眼镜看人,殊不知自己也在被人用有色眼镜观看。

道德危机说到底是人的素质的危机。究其根源笔者以为,有政治因素影响。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公民的最高道德权威,然而权力腐败现象使一部分人造成对权威的信仰危机,有些官员也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时”,缺乏理性的执政理念,从而使一些人对执政党产生怀疑,处于无规则状态。道德危机有社会因素影响。社会竞争的日益激烈,给人们造成巨大压力,适者生存成为黄金定律。识时务者为俊杰,在“世风日下”的社会里,不识时务者将无法生存。“胜者为王”的价值观念使一些人不惜铤而走险,违法了交给法律,政府、社团、企业越来越不愿意承担道德建设的使命了。道德危机还有经济因素影响。利益分配不公和由此产生的强烈的不公平感印证了“君子吃亏论”,鼓励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行为定势,只要“捞”到钱就是“老大”,“唯利是图”的人将道德抛在了九霄云外。市场经济的潜规则谁都心知肚明。利益成了人们最大的驱动力,在利益驱动下,有的人从违反道德走向违反法律。

有人说,改革必须要付出代价(其中也包括道德代价)。但是却不能以此为由,漠视道德危机的存在。衡量一个社会是否进步,不光要看经济是否发展了,而应全面地看社会是否发展了,包括政治文明、道德文明、商业文明等等。任何健康的社会都有起码的道德规则。其实在潜规则的面前每个人都有选择权,你无法消除这个潜规则的存在,但是你有权选择拒绝,如果一个人认为人格比各种所谓成功的光环都重要的话,可以选择拒绝。潜规则不是不变的定律。要解决当今潜规则下的道德危机问题,需要综合治理。应该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提高政治民主化,加强权力的监督制约,堵截腐败之源,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调整社会的赏罚方向。不断加强道德立法,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强化全体公民的社会道德教育,构建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正确引导人们崇尚积极健康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