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名吴保刚。甘肃省广电局副厅级离休干部。现任甘肃省广电界书画协会主席，甘肃省杂文学会名誉会长。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实践选择在首都树孔子像
造像现在成为一件热事和热门话题。为神佛、古人、今人、伟人、名人、文人、艺人乃至为百姓中的英模造像，及至雕塑金像、银像、铜像者处处皆有，不足为奇。许多像都出于恢复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思考，无可厚非。因为中国历代造像包括佛像、神像、人像在“文化大革命”中几乎统统被毁坏，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在为他们恢复名誉的同时修复许多历史久远的造像，也就理所当然了。
中国造像的特大高潮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各式各样、大小不等的铸、雕、塑、画、印的领袖像铺天盖地，连老百姓的门窗上贴的都是，就连被造像的毛泽东他老人家也感到不安，发出“还我钢铁长城”的呼喊。1976年粉碎万恶的“四人帮”，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终止了这一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造像、造“神”运动，许多像随之也不翼而去了。现在造的像比起那阵儿来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了，不可同日而语。现在造像相对来说也较多，原因也较多，这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一种盛事，是文化多元的一种反映，也可以说是对“文化大革命”时肯定的否定或否定的肯定吧！这是潮流，我难说什么。
我要说的是近日看到的发在《杂文报》上的安立志先生的长篇大作《孔子铜像与马丁雕像》，引起我对历史的回忆，不得不说几句话。安文回顾历史，引经据典，说了近现代的美国黑人马丁·路德·金与我文化始祖孔子的优劣，一言以蔽之：马丁雕像立在美国首都大得人心，大该张扬；而孔夫子铜像立在中国首都国家博物馆北门大有问题，大不该立。原因是马丁是《民权法案》的倡导者，而孔夫子是“封建体制的维护者”，“封建王朝对民众进行思想控制的工具”。我对历史学得很浮浅，对当代思潮也少有研究，难以从理论上说古道今。但也略知一些历史，特别是近现代是跟着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感慨万千。马丁与孔子，一个是美国人，一个是中国人；一个是几十年前的人，一个是二千五百年前的人；一个的国家只有二百多年历史，一个的国家有五千年文明史；一个被称为“黑人领袖”，一个被称为“圣人”。他们的生年不同，种族不同，国度不同，时代不同，血脉不同，历史地位也不同，不是一母同胞之子，缺乏可比性。美国人雕马丁像是美国人的事，我们管不着，也不该去管。我们塑孔子像是中国人的事，美国也无须说三道四。有良知和血性的中国人都应感到高兴，不该在“文革”“批孔”过了三十多年后再掀一朵“批孔”的浪花。我认为孔子之于中国不可多得，儒家思想之于中国也不可多得。说孔子是“圣人”“超人”“非凡之人”皆无不可，不能说只有封建统治阶级尊孔、扬孔，而老百姓就一概批孔、反孔？这是以己之心度众人之腹，并无多少事实可作依据。
如何看待孔子，我认为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首先是一个社会实践问题。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的社会实践告诉我们，中国需要孔子，人类也需要孔子；过去需要孔子，现在也需要孔子。理论和文字可以任人去探讨书写，而社会实践的事实却很难编造或抹杀，即使有戈培尔的如簧之舌和“四人帮”的变黑为白之笔也难办到。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乃至政治家，孔子的思想是超阶级、超阶段、超时空的，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宝库，这也是近现代历史上一些伟人、名人、狂人一次又一次妄图打倒孔子而最终以失败而告终的真正原因。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其反帝反封建的主题，提倡科学民主的动议都是对的，但“砸烂孔家店”之说则完全错了。它在思想文化领域造成的损失也是惊人的。不错，近代中国一度落后于西方，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把落后的根源全归在孔子身上。如果要找原因的话，我以为最重要的原因是政治腐败，闭关锁国，忽视生产，无视科技，漠视民生，失去民心。退一步，如果主要原因在孔子身上，那么二千年来以孔子思想为统治思想的中国多次出现盛世又是谁的思想做指导的呢？是横空飞来了西方的什么思想吗？而那时西方并不比中国文明，他们对中国的“四大发明”也刮目相看。近代人类的发展特别是科技的发展大大超出人的预料，西方在科技方面比中国领先了，但是应该看到与高科技同生的还有另一种东西：无穷的欲望和你死我活的竞争。两次世界大战都蕴于西方，难道与西方竞争哲学毫无联系吗？科技发展了，杀人的武器也比过去更先进了；社会进步了，但唯意志唯权力的狂人也大大增加了。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以及波尔布特、齐奥赛斯库、霍查，中国的林彪、康生、江青、张春桥这样的唯权力、唯意志者也更猖狂了。“人心不足蛇吞象。”他们试图把人类纳入他们个人权力和意志的框架，谁若不从就面临被从肉体上消灭的危险。手段比法西斯还法西斯，而他们的口号却是无比的“革命”，以“人民代表”自居，以“反修防修”“反对资本主义复辟”为旗帜，多少无知青少年就这样充当了他们唯权力的牺牲品。就在人类面对这样一个既伟大文明又暗礁处处的十字路口，被一再打倒的孔夫子他老人家又出现了，孔子像耸立在首都了，这是历史的必然，是人心所向，非几个人为吹鼓手所能做到。
从中国历史上看，凡是儒释道思想盛行时，社会就和谐稳定，中国就发展、就前进；凡是儒释道思想被歪曲被贬斥时，社会就动乱或混乱，中国历史就停滞不前，就倒退，乃至危机四伏，老百姓就有吃不完的苦。汉朝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及开元盛世，清朝康乾盛世的出现，皆在儒家和佛家道家学说兴盛之时，这是绝大多数史学家所认可的史实。文景之治稳定近四十年，就出现国强民富局面，因此到汉武帝时才有可能征伐匈奴。不是他老先人刘恒、刘启两位“没本事”皇帝打的基础，汉武帝刘彻这个“有本事”皇帝也难有征战的余力。他之所以听董仲舒的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因为“儒术”给国家民族带来强盛。唐朝贞观之治20余年就出现盛世局面，所以李世民派玄奘西天取经，所以才出现子辈的开元盛世，而后来唐玄宗李隆基被盛世冲昏头脑，轻信奸佞，荒淫无度，才陷入安史之乱的悲剧。清朝康乾两代皇帝坐了121年，均成为长寿帝，原因亦在于他们崇儒尊佛，以“百姓心为心”，使国家长期稳定，民族长期和睦，才出现和谐发展盛世。到清朝末年之所以昏溃灭亡，主要是政治腐败，闭关锁国所致。历史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儒家的修身、孝道、仁爱、仁政、和为贵、和而不同、大同世界等等一整套育人治国思想理念是齐家兴国之道，并非“秕糠”，与之相反的才是真正的“秕糠”“糟粕”。共产党人是动机与效果统一论者，只讲动机，不看效果，是难以成立的，多美的巧词也难否定铁样的事实。
从近现代的现实角度看，东亚的“四小龙”也将乱世哲学打得粉碎。无独有偶，从五四运动以来乃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几十年中，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国，一直处于社会动乱和人为权力之争状态，孔夫子被打翻在地，斗争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国家始终处于动荡、动乱和封闭之中。“主义”纷呈，都以革命者自居，都以为民自慰，但是给中国人民真正带来了多少实际利益？倒是儒家思想不薄的被称为东亚小国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省，在相对稳定中悄然发展，待“中国龙”醒过来时，他们已成东亚的“四小龙”。“大龙”或“东亚雄狮”中国在打盹的一瞬间，浸透儒家思想的“四小龙”倒成了气候，这是多么严酷的事实。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四小龙”曾使中国“大龙”有点目瞪口呆。中国终于在窝里斗和“四害乱国”之后猛醒了，邓总设计师顺应民心和时势潮流横下一条心，果断实行改革开放，打开国门，放松“国禁”，让孔夫子他老人家也回家理事，中国一下就腾飞了。现已33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现在中国一两天的生产量等于改革开放前的全年生产总量，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是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和成功，也是儒家思想的再次显身和成功。如果还停留在“文革”时的“阶斗为纲”，“以乱治国”轨迹上，中国现在可能要彻底喝西北风了。
从“文革”苦难角度看，打倒孔夫子的后果更令人惊心后怕。“文革”是中国乃至世界性的一场灾难，它给社会和人民带来的损失不亚于一次世界大战的损失。孔夫子没有指导“文革”，那时他是被批判并打倒的“罪人”，不仅被打倒而且被“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远不得翻身”。孔子彻底靠边了，孔子彻底倒了，中国应更加好了。可是事实却做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在解放后一系列政治运动之后的“文革”又来了一场“大乱”，“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中国当时最响亮的口号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是“打倒”“砸烂”，是“宝书不离手，万岁不离口”，是“以乱治国”“革命委员会好”。可是十年闹剧之后，人们看到的是另一种结果，把我们党几十年在艰苦条件下培养出的大批优秀革命领导干部几乎都打倒了，有的被整死了，各级党和政府被打散了，砸烂了，人民群众的肚子饿扁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野心也暴露无遗了，中国比先进国家落后了几十年。号称文化革命的“文革”一度发展到毁坏古代文化，排斥外国文化，消灭现代文化，不要一切先进文化，只要“造反”“万岁”，只要民族虚无，历史虚无，文化虚无的程度。欺天灭祖，令人发指。“文革”将孔子批判为奴隶主的代言人，目的是为了“克己复礼”，复辟奴隶制。而事实上真正复辟封建皇权乃至奴隶主专制地位和权力的不是孔夫子，而是林彪、江青之流，这就是“文革”历史留下的真实记录。对此，凡是50岁以上的人都有亲身经历。对于“文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六中全会已做了结论，它是被伟大领袖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的一场内乱和浩劫。党的十七大报告也进一步指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彻底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可以说“文革”是阴谋家、野心家的温床，是老百姓的苦海，它用活生生、血淋淋的事实从反面说明了孔子及其思想理念之于中国的不可动摇性，谁置历史事实于不顾，逆流而动，妄想以个人意志和个人权力左右天下，谁就会被碰得头破血流，即使最伟大、功劳再大的人也难例外。否定传统文化者必被传统文化所否定，这就是“文革”留下的结论。